论公共行政的道德基础

公共行政的道德基础就是在公共行政组织的构建和运作中起基础性作用的伦理精神、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以及在其公共行政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和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等道德内涵的总称.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我国公共行政组织及其运行的道德基础,特别是从公共行政的政治伦理理念、公共行政中的利益关系--道义关系、公共政策制度伦理体系等方面,来反思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我国公共行政组织运行的道德基础,对我国公共行政法制化建设和道德行政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我国公共行政文化的重塑

公共行政文化作为社会文化在公共行政体系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是我国当前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践,以及其他行政行为时时、事事、处处都碰到的最深层而又最现实的问题,是公共行政之魂.当今我国公共行政文化的建设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公共行政文化在冲突基础上的重塑过程.本文在分析我国当前公共行政文化积弊的基础上,探讨了重塑我国公共行政文化的必要性,以及重塑我国公共行政文化的基本点.     

重塑公共行政精神: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新维度——基于"开胸验肺"的案例探析

基于"开胸验肺"案例与历次行政体制改革的分析,笔者认为当前行政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公共行政精神的衰微.因此,重塑公共行政精神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新维度和新方向,必须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倡导公共行政的伦理改革,借鉴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并结合时代精神的新型文化,强化公共行政及其精神的认知教育.     

用行政文化创新推动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文化与行政体制改革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行政文化对公共行政起着定向作用、动力作用、规范作用、评价作用,行政文化是公共行政的灵魂.同时,公共行政也可以完善、改变甚至颠覆原有的行政文化.行政文化与公共行政的这种双向互动关系,决定了行政文化和行政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为:行政体制改革发端于行政文化的变革,行政文化的变革推动行政体制的改革,行政体制的改革引发行政文化的变革,行政文化改革的深化依赖于行政文化的创新.必须创新行政观念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行为文化.     

论影响政府效率的行政文化形态

行政文化作为公共行政的一个深层次因素,对行政效率具有特殊的影响。行政文化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目前,官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消极意义的行政文化形态,它的经济学意义就是政府效率的丧失。建设积极的行政文化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具体从3个方面着手,即营造“具有压力感”的行政组织气候,培育“珍惜时间”的行政组织氛围,建立“讲究人际合作”的行政组织关系。     

论公共行政体

我国现有行政主体概念存在诸多缺陷,在公共行政改革的冲击下,更加明显。在行政主体概念的外延已经发生嬗变的情况下,应该把现有行政主体分为行政主体与公共行政体。公共行政体只是指在公共行政组织体系中能够代表行政主体依法独立行使公共行政职权,并对其公共行政行为以担当行政争议当事方的方式,承担形式法律责任的组织。     

塑造公共行政理念提升行政文化境界

行政文化是公共行政学的核心范畴,行政理念是公共行政的灵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加强行政文化建设,核心是确立正确的公共行政价值取向,树立和强化人本行政、公共服务、依法行政、结果导向、公正廉洁、科学预见、高效便民、公开透明、开拓创新、和谐善治等十大理念.     

论公共行政体

我国现有行政主体概念存在诸多缺陷，在公共行政改革的冲击下，更加明显。在行政主体概念的外延已经发生嬗变的情况下，应该把现有行政主体分为行政主体与公共行政体。公共行政体只是指在公共行政组织体系中能够代表行政主体依法独立行使公共行政职权，并对其公共行政行为以担当行政争议当事方的方式，承担形式法律责任的组织。     

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张力与启示

作为公共行政学的思想理论基石,政治-行政二分法具有很强的范式张力、思想张力和实践张力。政治-行政二分法通过理想化的理论构想,对公共行政学范式发展和变迁起到独特的导示作用,通过提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互动的理论构想、协调重于分开的分协体系、功能主导机构的组织的思想,框定了公共行政发展变化和＂钟摆＂的范围。政治-行政二分法对公共行政学理论学习、学科发展和行政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应进一步强化历史实践意识、语境生态意识和追根溯源意识,走大学科之路、加强公共行政哲学的建设、形成公共行政学一些大的焦点问题,应遵循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基本精神和要旨,既保持政治对行政的适度控制,又使二者适当分开。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公共行政伦理观探析

行政伦理观是一种特定的价值观,是公共行政主体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关干行政伦理之价值追求的总体观念.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重新定位,指出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并赋予科学发展观以新的丰富内涵.这对我国公共行政伦理观提出了新的要求,形成了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伦理观体系,即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观、权为民所用的权力观、利为民所谋的利益观和公正的协调观.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