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战略文化的嬗变与前瞻

战略文化对国家战略决策的影响作用已得到普遍认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具有和平主义理念、不懈追求统一和＂义战＂、＂慎战＂特征,并在新的时代境遇下发生着嬗变,逐步形成了＂和谐世界＂理念、因地制宜的统一观和新安全观等当代中国战略文化。当代中国战略文化将随着国内外战略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在保障国家安全、实现和平发展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当代中国经济正义观演变研究

当代中国的经济正义观大体上经历了＂劫富济贫＂、＂均中求富＂、＂先后共富＂等三种形态。经济正义观的演变体现在所有制形式、分配原则、矫正原则、经济正义的实现手段、评价经济正义的标准、经济正义观的价值取向等六个方面。经济正义观演变的最终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国外在实现经济正义过程中所取得的实践与理论成就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当代中国经济正义观的演变昭示我们：要维护和实现经济正义必须处理好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之间的关系;目前,最紧迫的是跳出功利主义的狭隘视野,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浅论江泽民的国家利益观

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正确分析冷战后世界格局及其发展的趋势基础上。站在新的国际战略高度，全面而深刻地把握国际形势，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利益观、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利益观、国家政治利益观、国家经济利益观和国家文化利益观。为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稳定国内的经济发展、促进各国的共同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契约论国家观与阶级论国家观的区别及融合

契约论国家观认为国家源于契约,阶级论国家观认为社会的阶级分裂产生国家;契约论国家观认为设立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阶级论国家观则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在对世界的影响上,契约论国家观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稳定、繁荣和进步,而对阶级论国家观的绝对化理解则使众多社会主义国家走了弯路。融合契约论国家观中的合理成分,引导国家踏上社会契约化之路,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探源

冷战的结束奠定了一超多强的势力格局。基于对政治观念、文化外交等软实力对改变世界格局作用的认识,以美国为首的强势国家纷纷将自身的价值观念、制度规范通过其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方面的优势,大肆向殖民地国家宣扬和扩散,在全球性的交往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倾向。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文化帝国主义是后殖民主义批判话语之一,批判的锋芒直指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外交＂政策。深处全球化进程之中的中国,维护文化安全,既是应然更是必须,它不仅关系到文化强国的目标实现与否,更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的助推器。居安思危,从容面对,才是我们理性的选择。     

文明与富强——杨度的现代国家观论析

杨度基于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指出西方国家文明与野蛮并存的两面性。他立足于当时弱肉强食的国际形势,提出富民强国的现代国家设想,主张一方面要提高国民能力和政治责任心,另一方面要开国会,改造责任政府,以实现其“金铁主义”的目标,建立“经济战争国”。杨度的国家理想兼具文明与富强的特征,相比于同时代思想家的国家观,杨度的国家观是比较系统全面的,既是对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双重挑战的有力回应,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现代国家思想,在中国近代国家转型发展中具有深远影响。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傅斯年的大民族观及其历史价值

傅斯年作为民国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民族观。其民族观不仅着眼于抗日,而且对中国国族的定位在符合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与趋向的同时,更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民族理论颇多契合。傅斯年的民族观对于国家的民族政策、现代中国民族思想体系的建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近百年来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国族思想发展脉络为背景来审视傅斯年的民族观,将更有利于我们发现傅斯年民族观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论“观”在《周易》哲学中的建构

从《周易》开始,＂观＂即成为中国古典哲学中主体与对象发生关系的基本方式。＂贞观＂这个命题其实为《周易》哲学重视＂观＂的方式提供了哲学依据。这种由＂观＂而来的主体行为主要不是认识论的而是存在论的,它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于直接被给予性的信仰。通过这种＂观＂,古人从被直接给予的天地精神那里得到的不是知识的可靠性,而是生存的可靠性。在这种＂观＂的建构中,＂观＂卦中的＂观生＂主要还是一种经验性的道德践履;然而《易传》中的＂观象＂则具有了深刻的形而上的内涵,这种＂观＂由效法天地而成为天人相合的重要条件。所以,在《周易》中,＂观＂不仅是人以理性之光照亮天地,更是人自然地处于天地澄明之中。     

新形势下世界"中国观"的变化与加快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战略路径

在新冠肺炎疫情与百年变局相互交织,全球化发展调整期、世界权力结构转移期、科技产业革命发展孕育期叠加交错的新形势下,世界各国正形成新的"中国观"。美国的"中国观"愈发消极;欧洲国家展现出矛盾的"中国观";周边国家及地区的"中国观"纷繁复杂;发展中国家相对集中的中东北非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国家的"中国观"则相对客观公正。在此情势下,应通过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的理论路径、国际话语引导力的实践路径、国际统一战线的合作路径,协同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体系,加快改善世界各国的"中国观",为发展谋求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

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使得世界各国再次关注＂中国模式＂。与世界其他发展模式相比较,＂中国模式＂的特征表现在：在改革方式上,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有机结合;文化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外交上,走和平发展道路。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形成与发展——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是马克思主义公平观在当代中国实践和发展的历史产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基本解决了困扰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公平的贫困＂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课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通过改革开放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基本解决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贫困的公平＂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观;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观,是马克思主义公平观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中国道路”是对中外文化的包容与超越

中国道路的成功,除了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政治主张和经济措施外,还得益于对中外文化的包容与超越。这种包容与超越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克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研究的时空局限的同时,规避了资本主义模式中的一些弊端,有效地但有区别的吸收引进资本主义一些合理的东西,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差异中的互补性和普适价值;二是对中外文化的包容与发扬,尊重各国的多样文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并在中国＂以民为重＂、＂民本思想＂和＂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协和成帮＂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和谐社会。     

动态国家能力与中国经济奇迹

国家能力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中国40年来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在于重视国家能力建设,中国不仅充分发挥了国家能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且始终坚持动态国家能力观,不断增强和适时调整学习能力、财政能力和法治能力,以匹配市场发展不同阶段的需求,成为中国经济崛起和腾飞的重要法宝。有效应对中国未来经济风险与挑战,应当继续秉持动态国家能力观,推动三大能力动态变化,即由"模仿型学习"向"创新型学习"转变,"非税收入"向"税收收入"转变",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转变。     

毛泽东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实践观的“批评”

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第四部分强调：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马克思并不否认＂自由是必然的认识＂;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实践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强调认识的先决性和主题的永恒性,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大有异趋,是对后者实践观的＂批评＂。毛泽东讲的认识是对世界的重新认识,对理论的重新理解,就是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认识和实践是双向互动、无限循环的关系,共同构成自由的尺度,用＂公式＂表示就是＂实践—认识—实践—认识—＂。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架构及世界意义——基于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映照着中国特色道路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的道路自信,丰富着人类文明理论宝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动态优化过程,是认识逻辑、实践逻辑和辩证逻辑相统一的完整体系。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是历史唯物史观下的对国家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一切观念和原则的凝练表达。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主体是国家治理现代文明,以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视角来讨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架构和世界意义,不仅为全世界各国政党探寻富有自身特色和遵循历史传统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了富有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语境的中国方案,彰显深厚的中国文明自信和中国文明创造担当。     

用生态文明规范和引领国际投资与贸易

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而且影响力仍将不断攀升,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具有普适性和普世价值,用于规范和引领海外投资和国际贸易,有利于构建生态文明的话语体系,提升和改造工业文明,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本文从＂走出去＂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影响深远、＂工业文明＂的覆辙危及中国形象与文明复兴、生态文明具有普适性和普世价值、建立生态文明的制度规范体系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法价值错位刍议

经济法价值是在国家观的指导下,由其所处的经济状况决定的,但考察中国经济法理论,其“全能国家”观指导下的国家干预主义价值取向却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与需求不符,因而“服务国家”观主导下的经济自由主义才是今后中国经济法价值取向的正确定位。     

从“西化”“苏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发展之路

近代中华民族在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对内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独立和发展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方法路径上,先后经历了不同程度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西化＂之路,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学习的＂苏化＂之路,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发展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系列一脉相承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当今时代需要以更加开放的视角,既坚持中国特色,又充分借鉴世界文明成果,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新的飞跃。     

中国的国际政治文明观与中国政治文明的国际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崛起成为国际社会不争的事实.除了贸易与投资的新兴变量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及第三世界的代表这些传统优势,中国对国际事务的贡献应该在此基础上超越以往的外交观和国际观.面临失衡和失范的世界,为应对非传统安全、全球化等种种挑战,国际社会呼吁新的秩序观、文明观.十六大报告将"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这"四化"作为新时期我国的外交主张与国家意志,这构成了中国国际文明观的基石.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国际文明观及国内政治文明建设也有个如何国际化的问题,即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如何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如何让国际社会更好接受中国的外交内政理念与国际形象,需要以政治文明为切入点研究中国的公共外交体系问题,探讨如何塑造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舆论环境,以更好地服务于今后20年的战略机遇期,着眼于中国崛起的软国力建设.本文试图在这两方面有所探索.     

中国国家核心利益探析

国家核心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到国家兴旺发达、生存发展的大问题。国家核心利益是在长期探索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不可动摇性、地位上的重要性、内容上的普遍性、性质上的"自卫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探索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国家核心利益也面临来自西方大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挑战。面对挑战,我们应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和谐世界建设,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新安全观、国家责任观、地区合作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