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戏剧论争

本文就五四戏剧论争从论争情状、论争内涵、论争意义展开分析、认为五四戏剧论争的特异之处在于采用策略、思维方式和胜利者话语操纵等,同时指出在胜利者姿态转换等方面尚缺乏全面认识和研究。     

现代性理论之实与改良性操作之虚——重评旧戏改良论争中的新青年派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派知识分子就旧戏改良问题与张厚载等人进行论争,这是中国文化界第一次对传统戏曲现代化问题进行理论探索.在论争中,新青年派在新旧文化对比、中西文明对比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注重戏曲在新文化传播中的载体功用、注重新的剧评体系建设、关注现实题材、追求表演写实性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性戏剧理论.但由于对传统戏曲的表演方式、传播形式等方面缺乏深入研究,新青年派所提出的一系列改良措施往往不具备可行性,形成了现代性理论之实与改良性操作之虚之间的矛盾,使旧戏改良无法真正实施.在论争后期,新青年派转而主张学习西方戏剧特别是现实主义话剧,并进行话剧的译介、创作等活动,对我国现实主义话剧传统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学衡派和新文化派的错位论争

学衡派是新文化运动遭遇到的一个重要反对者。二者之所以产生如此分歧是因为他们对传统和新文化 (西洋文化 )的解读不同所致。学衡派强调的是儒家的“仁” ,新文化派攻击的是儒家的“礼” ;新文化派选取的“新文化”是西洋晚近的文化 ,而学衡派看重的是西洋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化。这种不同的对传统和文化的取向造成了他们之间的错位论争。与其说他们是敌对的 ,不如说他们是互补的 ,因此对当年的那一场论争很有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必要。     

新时期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争

2 0世纪七八十年代 ,中国文坛围绕西方现代派文学展开了激烈论战。对西方现代派文学 ,有人肯定 ,有人否定 ;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倾向 ,有人反对 ,有人礼赞。其实 ,西方现代派文学是作家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 ,它从一个层面深化了对人自身及其处境的认识与理解。中国对西方现代派的借鉴与模仿亦是艺术发展的必然。纵观这次讨论 ,可以看出 ,思想在争鸣中解放 ,观念在争鸣中更新 ,文学批评正从僵化单一的政治评判模式步入自由开放的多元     

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白之争的逻辑构成及其意义

作为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作出重要贡献的知识群体,新青年派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赢得无数国人的喝彩,也遭遇了不同学派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来自学衡派,学衡派从学理出发与新青年派发生了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意义深远的文白之争。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学观念的差异最终落脚在对文学的不同理解上:一个热衷于兼收并蓄的杂文学,一个钟情于自成一体的纯文学。在不同的文学观念背后还有着话语与权力的文化博弈。究其实质,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思想谱系乃是其现代性张力的深层逻辑构成。梳理并反思这场论争,无论是对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还是对文化生态抑或是思想的环保,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人”而异: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人学话语比较分析

思想启蒙的最终目的是“立人”,在这一思想共识下,新青年派与学衡派对所“立”之“人”却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诉求.将双方的“人”之想象置于各自秉持的思想谱系——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中会发现,在两派思想底蕴的深处有着自由意志与责任意识的紧张.梳理两派因“人”而异的思想对峙,从中我们能够清晰看到中国百年启蒙路径差异的来龙去脉,探讨其中“物质之律”与“人事之律”的真意,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路径也会有全新的感悟.     

"新青年派"知识群体意识形态转换的逻辑依据

以1919年为时间中介,以人道主义思潮为思想中介,“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完成了从个人意识到社会意识的转变,经历了由整合西方思潮到剥离其价值趋向的过程。从对西方国家诸如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一股脑地“新”潮膜拜到归依俄罗斯的新文明、新精神、新理想,作为新文化元典的《新青年》重整并引领了一个时代现代性的思想发展方向。在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颉颃中,虽然潜存着启蒙的冒险,但我们却能从中充分领略到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代启蒙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过程中的晴雨表特征。     

迷途中的文化探索——论《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东西文化论争

本文回溯了五四时期 ,在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杂志与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之间展开的东西文化论战。着重评述陈杜二人关于中国传统文明、文化统整特性等问题的不同文化论点 ,并且对双方的论战心态、讨论文化的不同观点作出进一步分析。文章摒弃绝对的政治性判断 ,将此文化论战阐释为追寻现代化发展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径 ;同时基于历史主义的立场 ,肯定了《东方杂志》作出有益的学理性勘探 ,但指出在革命的历史情境之下 ,平静的学术立场终究无法摆脱无奈的命运 ;《新青年》适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 ,因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戏剧改良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1]《新青年》同人清楚地认识到革新文学在这场政治、思想、文化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而“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诗与小说退居第二流。”[2]中国文学要赶上世界新潮流,戏剧改良势在必行。而且中国戏剧情形不得不使《新青年》同人忧心忡忡,傅斯年在《戏剧改良各面观》中说:“可怜中国戏剧界,自从宋朝到了现在,经七八百年的进化,还没有真正戏剧,还把那‘百衲体’的把戏,当作戏剧正宗!……中国戏剧在思想上与艺术上都没有立足现代戏剧界中…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重读鲁迅《呐喊.自序》,我们能够发现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与其他更积极的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之间的思想分歧。鲁迅的“五四”有别于一般“新青年”的“五四”,对这种差异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并最终走出今天关于五四评价的种种争议,寻找理解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共同思想平台。     

论新月派的戏剧观及贵族气

新月派同仁对于戏剧虽然都是"嫡亲外行",但他们都热爱戏剧,并且以他们贵族的方式玩味着戏剧.将戏剧视作纯形的艺术,认为戏剧是少数贵族人的艺术,认为贵族的戏剧只需要小剧场不需要大剧场.显示出新月派戏剧观的独特性与局限性.     

现代性空间的开拓:“新青年派”知识群体走向社会主义的心路历程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为“新青年派”知识群体的现代性道路选择提供了崭新的选择空间。围绕着“公理”与“强权”,一代思想先驱以人道主义为中介,在“竞争”与“互助”的逻辑关系中走向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归途。追溯先驱的心路历程,重识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脉络,这是打通历史与现代的思想前提     

五四文学论争与改良派一脉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在五四文学论争中,改良派认定中国传统文学有其独立于西方的特性,强调"知的文学"作为文学的合法性,强调文人文学的历史地位,与新文化人主张统一的西方标准、只承认"情"的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立场迥然相异。而在具体的文学史书写中,改良派大量采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于"情"的文学和民间文学,予以了高度重视,看不出论争中存在的那种与新文化人之间的尖锐对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四:改良派也是主张文学革新的,只是反对过于激进的做法;改良派反对以"情"的文学否定"知"的文学,但并不反对"情"的文学本身;改良派认定中国传统文学有其独特性,但并不拒绝向西方学习;改良派承认新文学的未来是白话文学的世界,但反对以不适用作为理由废弃古文文学。     

五四文学论争与新文化人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在五四时期的文学论争中,新文化人以"情之文学"为正宗,以"平民文学"为主导,显示出了较高的共识度。但从五四之后新文化人的文学史书写来看,"情之文学"的标准未能贯彻始终,"庙堂"的"文人文学"也依然占有显著地位。究其原因,或由于冷静的文学史书写不同于偏激的文学论争,或由于西方文论运用的水土不服,或由于个体之间的才识之异。新文化人的文学史书写,在入史标准、叙述方式、叙述风格等方面,相互之间多有不同。     

《新青年》中西方女性主义戏剧之作品存在

对《新青年》中刊载的王尔德、易卜生和卞而生等作家的五部女性主义戏剧进行解读,发现这些戏剧都是通过构建内在视域体现女性的生存场,通过创作女性的感性形象感动女性读者,让女性在对象性的材料中获得自我观照,从而形成一种对超越性存在,即女性命运的领会,由此实现作品存在。     

重新审视《新青年》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关系

《新青年》在五四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乃至胜利的全过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往学界在论述《新青年》对现代汉语形成的贡献时,往往局限在《文学改良刍议》等少数有意提倡白话文的文章上,忽视了《新青年》所倡导的思想革命在语言变革中的作用。《新青年》走在汉语现代化变革的最前列与其高举“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进行思想文化革命密不可分．而这正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根本性区别所在。     

20世纪初期西方现代派戏剧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虽然西方现代戏剧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远不如现实主义思潮和浪漫主义思潮巨大而深远 ,但它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剧作家的创作视野和表现领域 ,丰富了他们摄取生活的角度 ,促进了中国现代戏剧风格多样、色彩纷呈的多元发展格局的形成。     

“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     

“五四知识分子”与知识共同体——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知识分子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世代,其独特性在于,代际认同与分化都是建立在报刊基础上的。与清代知识分子的典籍文人不同,这一代知识分子是报章文人,其活动围绕报刊展开。以《新青年》等新刊物为中心,五四知识分子通过阅读报刊、报刊撰文、创办刊物的形式,彼此联络交际,构建了一个有着共同取向和志趣的社会文化空间,取得了文化身份和文化精神上的认同,进而形成共同体。但是,五四知识分子在取得认同的同时也在不断分化。分化的根本原因与思想和人生取向的分野分不开。追求趋时性、议论性的社会介入与追求基础性、恒久性的学术建设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分化。     

论勤工派与蒙达尼派的论争及联合

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赵世炎领导的勤工派就勤工俭学的一系列重大事务与蔡和森领导的蒙达尼派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双方观点尖锐且对立;但随着运动的继续,两派终于携手并进,并最终在争取开放里昂中法大学问题上完全趋于一致.两派从论争走向联合,其主要原因在于两派主要领导人都抱有从事社会革命的思想和意愿;都认为开放里昂中法大学为勤工俭学生的唯一出路;二八运动失败后互相之间增进了了解,最终达成了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