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俗"论之两宋流变及其深层原因

苏轼提出的"白俗"论尽管可以有多种理解,但就此一评语一旦脱离其原始语境而在接受史上发生影响论,则白居易便成了其批评的直接承担者,而"俗"也成了白诗特点的明确标志.从魏泰的"局于浅切"、"言尽意尽,更无余味".到张戒的"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尽则又浅露",再到严羽的"学诗先除五俗",可以看出"白俗"论在两宋流变并不断深入的大致情形.当然,宋人对白诗有批评,也有褒扬,但无论褒者贬者,一涉及到"俗",意见便一致起来,避之惟恐不及.究其原因,固然与中唐以来对白诗各种批评的影响相关,但从接受学角度看,接受者之所以接受此一观点而不是其他观点.实在与接受者所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去俗崇雅的美学追求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     

耶律楚材家族与白居易诗歌在辽金的传播

耶律楚材家族中,耶律倍有着强烈的追慕白居易的倾向,耶律楚材诗歌表现出学习白居易雅士情怀的愿望,耶律铸积极追寻白居易的生活态度,他们在诗歌艺术上也有与白诗相似的特征.白居易对这一家族产生了多层次影响.耶律家族的独特地位和他们对白居易的仰慕成为白诗在北方传播的重要源泉,而白居易在辽金的地位又对耶律家族慕白倾向产生一定影响.     

论王若虚对白居易的接受及其得失

王若虚之推赏白居易,一方面固然缘于他对白诗的喜好,另一方面则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既是对宋人过度贬抑白诗的一种反拨,也是对当世诗坛求靡夸多、务奇争险风气的一种针砭,而其救治的药方,便是向白诗的"哀乐之真发乎情性"、"坦白平易,直以写自然之趣"回归.王诗对白诗的效法,有失有得.而从接受史的角度看,其理论与创作均具启示意义.     

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

作为宋初"白体"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多重身份的一致是他创造性接受白居易的前提。他突破宋初闲适之风的包围,不仅高扬了白居易的讽谕精神,而且还结合自身遭际努力认同白居易的贬谪态度;他不再限于学习白居易的某一类诗和某种精神,而是多方面拓展,极大丰富了宋初对白诗的接受。由此,他超越宋初一般白体诗人,成为宋初接受白居易的至高点。     

从《文苑英华》看宋初馆阁文臣对白居易的接受

宋初诗坛推崇白居易,一般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或讽喻诗为宋初文士所重视,但从选本批评角度去考察白居易在宋初的被接受情况却并非如此。《文苑英华》录选白居易的诗歌数量为所录诗人之最,选录最多的是他的杂律诗。宋初崇白之风日炽,但诗风流于浅俗。馆阁文臣顺应诗潮,欲以范本形式加强创作引导,而白居易杂律诗的群体性参与、雅俗相融等特点符合范本条件,故而能为馆阁文臣所重。这显示出馆阁文臣对诗歌创作的规范意图,由此也看出馆阁文臣弱化诗之讽喻功能、题材倾向日常生活以及追求典雅秀丽诗风的诗学意识。《文苑英华》对白诗的选录可以说是白体诗派的一次诗学改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初诗学的发展。     

从闲适到超旷的跨越--论东坡对乐天的接受与超越

白居易和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由于"东坡"之名来自白居易以及东坡对自己"似乐天"的一再标榜,后人在论及二者关系时多从"似"处着眼.白苏二人固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东坡在慕乐天、学乐天的同时,更鲜明地表现出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东坡对乐天的接受与继承明显地表现出"取貌遗神"的特点.     

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

白居易及其诗歌在宋初受到群体的认同和仿效,与宋初君臣的游乐之风、统治者对白居易的褒扬、馆阁词臣崇尚浅易的诗学趣味以及白氏遗迹对活动在洛阳一地文人集团的浸染均有直接关联,而陶榖、李?、李至、徐铉、晁迥、释智圆,特别是王禹偁等诗人对白居易的多方面追摹,则是白诗接受浪潮中的重要推动因素。考察宋初诗人对白诗的接受,主要表现为闲适、讽谕两大类型诗歌的创作,而其共同特点,乃在于唱和形式的汲取和摹拟手法的运用。     

道真文学与白居易诗歌

菅原道真是日本平安时期的著名诗人。在日本时代风潮和儒家诗教的影响下,作者接受了中国白居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文学主张,创作了《寒早十首》、《舟行五事》等诸多贴近社会、关注民生的现实主义作品;白居易对"世路"、人生的观察与思考使道真进一步加深了对人性的认识,从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与内涵。论修辞,道真亦从白诗中汲取了大量滋养,表现出平易而不失雅致的诗风。概言之,道真文学从主题、意境到语言表现都受到白诗的浸润,两者的关系至为密切。     

试论白居易诗歌的艺术风格

艺术风格,是一个关于艺术独创性的概念。它是指作家、艺术家在其作品中显示的艺术特色和艺术独创性的总和。没有独创就无所谓风格。马克思说过:“风格就是人”,高尔基把作家称作“善于用自己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概念的人”,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在名家辈出、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白居易作为一位可以与李杜齐名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特殊成就和巨大影响,本来是素有定评的。但是,对白诗的艺术风格的看法,却历来颇多分歧。这固然是由于白居易“缀玉联珠六十年”,形成其艺术风格的主客观因素都比较复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前代的诗论家们没有可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去认识白诗的艺术风格所致。然而,对文学史来说,在这一问题上的轩轾褒贬,实际上关系到对白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评价。因此,本文试图就白诗艺术风格的几个突出特点(特别是其中有争议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的看法。     

梨花一枝春带雨——试谈《长恨歌》的语言美

白居易是我国中唐新乐府运动的旗手。他的诗歌,不但体现了“为时”、“为事”而作的思想内容,而且在艺术形式,尤其在语言方面,形成了平易晓畅的新风格,从而雅俗共赏。广为流传。白诗语言风格的代表作《长恨歌》更是绘灸人口的上乘佳品。宣宗李忱吊白居易诗云,“童子     

琵琶女、商山竹和黄州海棠——谪臣的文化心态和诗歌意象选择

白居易、王禹偁和苏轼都属于因为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遭贬黜的文臣,在泽畔行吟的谪居生活里,都走过了复杂的心路历程:愤懑、委屈、敏感、多疑、羞辱,并进而生成孤高自许或伤感沉沦等种种情绪。这种心态往往会通过他们的文学创作表现出来,从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形成对某种意象的钟情和反复吟咏。白居易引琵琶女为同调,王禹偁对商山竹大加颂赞,苏轼则将黄州的海棠花作为知己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古代朝鲜诗家对白居易诗歌艺术风格批评刍议

中唐时期杰出诗人白居易以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在文坛独树一帜，诗歌远播古代朝鲜。高丽朝与朝鲜朝文人对白居易的语言风格存在不同评价，高丽朝文人赞赏白居易诗歌通达流畅，朝鲜朝褒贬参半，一些诗家认为白诗艺术价值有限，与朝鲜朝主流诗学推崇的“中正”的艺术风格存在较大差异。这种看法主要受到当时社会背景和文学审美价值取向影响。     

外道内儒：嵇康矛盾心理的文化解读

嵇康是中国文学史上较为矛盾的诗人,一方面他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主张,追求一种闲适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则又表现出对儒家传统的遵从.这种矛盾具体地表现在他脱俗与入俗、避世与入世、悖礼与崇礼、贵生与殉身的冲突之中.     

白居易诗歌的几个问题

白居易为了强调诗歌有裨于政治教化的主张 ,在其《白氏长庆集》的诗歌分类中突出了讽谕诗的地位 ,致使其诗歌分类出现了标准不统一的现象 ;同样 ,《与元九书》虽是白居易的重要论文 ,但该文为了强调讽谕诗而往往发为偏激之论 ,并不代表白居易全部诗歌主张 ;白居易诗歌在当时流传最广的不是讽谕诗 ,而是文辞流美、音律和谐的律诗 ,其骈体文章亦因与其诗风相近而广为流传 ;对元、白诗的成就 ,《旧唐书》与《新唐书》有不同的评价 ,这反映了由于审美标准的变化 ,不同时代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会发生明显的差异。     

苏辙的七律诗风与北宋元祐诗坛

苏辙少时从学于父兄,入仕后与欧阳修、司马光等交游,后又教授张耒,他们的七律诗风皆呈现白体特征。白居易是其文集中所提唐代诗人最多的一位,他欣赏白居易的诗品与人品,但对白居易也是有选择的接受,这使得他的七律能够突破白体的局限而自成一家。他的七律诗风"妥帖大雅",长于叙事是其七律的最大特征,且诗法与文法并重,流畅与凝练共存,是白体诗人中七律艺术水平最高的一位。元时期苏门七律各呈姿态,苏轼七律可谓白体中的变体;苏辙、张耒承欧阳修一脉而来,可谓白体中的正体;秦观七律呈现明显的晚唐体特征;黄庭坚与陈师道承西昆体、后昆体、梅尧臣、王安石等讲究法度一脉而来,成就江西诗派。     

人生理想的宣泄─—浅说白居易

白居易是人所共知的唐代杰出诗人,对于他的诗,或褒或贬莫衷一是,但诸多评价,都是围绕其谈白直俗的表现形式而言,也即这一点是人所公认的。本文拟就此前提下,通过白居易的人生,借以说明：正是对人生理想的执着热情,促成了白居易的这种诗风。白居易是一个人生指向非常分明的人,他的每一个生命选择,都充满了强烈的目的性,并且,他总是会以全部的身心投入于这一目的。但艺术却往往缺乏过于现实的目的,所以在他这里,诗歌创作首先是作为兴趣而出现的,虽然他四、五岁就开始习诗,并且本身就洋溢着文学家的气质,但在时人心目中的诗人…     

从苏轼在海南的诗文究其晚年的人生观

苏轼博学多识 ,才气横溢 ,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千古奇才。他一生困于俗吏 ,屡遭贬谪 ,却从不随波逐流 ,趋炎附势。晚年时 ,苏轼在生活上以佛老思想为主导 ,更多地采取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旷达态度。这种处世哲学是他身处逆境时自我排遣的精神支柱 ,使他无往而不乐。当他遭贬海南儋州时 ,正是这种人生观使他勇敢地生活下来 ,直到北归。本文引用了大量苏轼在海南的诗文 ,来看他在海南的生活状况 ,从而证实他晚年的“超然豁达自适其乐、忘得失齐生死”的人生观。     

苏、柳对峙文化动因探析

柳永趋众从俗,自得自立;苏轼排柳黜俗,自成一家。苏轼文化探索和建构的思维触角遍及其文化实践,他在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词"里也找到了文化整合的语境和价值建构的世界,在词体进化的同心轴上找到了自我树立的参照坐标。苏、柳对峙,不但表现为创作主体以自觉的鲜明的意识指向独树大旗,而且以自觉的创作实践争雄于词坛。苏、柳对峙,不仅仅是词体发展自律情态中偶然出现的词坛壮景,而且是词体发展他律状态下必然出现的文化奇观。苏、柳对峙中反映出雅俗两种文化心理的冲突。     

论舒亶词

舒亶是北宋词坛重要词人,然其词长期以来却被文学史"遗忘".他的词在内容与题材上深化了苏轼开创的"士大夫化"抒情道路,形式上亦显出打破诗词界域,扩大词之表现功能的努力.而他参与制造的北宋"乌台诗案",也间接影响了宋词演进的轨迹.     

试论苏轼的"师陶情怀"与精神创新

苏轼之所以能很快适应贬谪之地的生活,是因为他不断地进行着精神的创新,迅速找到了精神支柱.在不同的贬谪时期,苏轼的精神支柱是不一样的.在黄州,苏轼的精神支柱是佛老,还掺杂了儒教,同时,已有师陶萌芽.在惠州和儋州,苏轼的精神支柱尽管还有佛老、儒教的痕迹,而主要的还是他所创立的"陶渊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