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

中国西南是国内秋游最火的地区，刚进入初秋季节，西南的山村是五彩的红，黄，绿，褐色，层林尽染，这里也是国内最大的红叶景区，醉人的枫红，是专属秋天的美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种意境自古以来为多少文人的骚客吟咏，为多少人所向往。     

衡山夜泊

祝融钟落孤棹泊糜城山月晈如雪晚枫红一林白云游子意秋水美人心明日挂帆去衡阳烟雨深。     

《庄子》中的“气”及“气化词”的文化本源

“气”在《庄子》中内容广博，灵活多变，与老庄哲学思想融为一体。在庄子的思想中，“道”是“气”产生的基础。《庄子》中“气”的概念，建立在道家学说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源，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文化的内涵。汉语中，有许多“气化词”，其内核和庄子中的“气”是一脉相承的。     

试论“再”的词义与词性

试论“再”的词义与词性栾允庆“再”是个古老的文字，早在甲骨文，金文中已经出现，在古典文献中也屡见不鲜，可以说是个常见的古汉语虚词。“再”在甲骨文中写作“”，从“二”从“”，“”是鱼的象形字，但该义项并不多见，这正如“难”、“而”等常见字一样。“难”造...     

孙中山“三民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扬弃”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结晶。他在追述“三民主义”的思想来源时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门“因袭”传统文化是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此过程中，孙中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创新思想。‘“民族主义”在“三民主义”政纲中影响巨大，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旗帜。在关于“民族主义”的诸多言论中，孙中山从传统文化中广泛吸取有益于革命需要的东西，并适时地赋予其新的意义。从“驱除邀虏，恢复中华”中，可以看出，孙中…     

圣王制作与孔子述道——先秦两汉的圣人观与孔子身份

古代中国的“道”从圣王之“治”中推演而出，具有实践属性，“作君作师”的圣王统合“制作”之权，明道而且行道。在东周以降的治道裂变中，无位的孔子成为“制义”的圣人，“圣”“制作”的意涵从此裂变，但孔子之为“素王”，仍只限于不侵犯时王在“行道”意义上的“制作”权力，而只是述而明道之谓，统合行道与明道的圣人观念仍保有于政治文化观念中。在“时”“命”“制作”等社会政治权力背景下理解“道”，进而在“明道-行道”这一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中理解孔子之为圣人的意涵边界，可以更接近自周迄汉对孔子身份的认知，可以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理想型有更切近的体会。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中心与边缘：近代儒家伦理精神嬗变轨迹及其超越

近代中国道德意识的转化是在外力作用下的被动反应。在新与旧、中与西的紧张和纠结中，儒家思想传统历经沉浮。主要体现在几个阶段：晚清士大夫群体建制化儒教努力的失败带来传统政教关系的破裂，儒家思想从政治中剥离出来，失去“中心”思想地位。接着，在取法于西的“道德革命”中，儒家伦理思想遭遇到从具体规范到形而上学领域的全面否定。然而，在由“天下”到“国家”的转变中，儒家思想却又从失去制度支撑的“边缘”、“游魂”发展为重新纽结民族精神认同之基石。在“中心”与“边缘”的嬗变轨迹中，道德哲学体系经历了从“理学”到“伦理学”再到“新儒学”的发展。在走向现代文明的历程中，重审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精神之嬗变过程，发掘儒家思想传统的精神价值，是理解现代新儒学产生的历史基础，也能为实现民族伦理复兴提供重要的精神资源。     

当代政治哲学的走向——从阿伦特到马克思

在当代政治哲学重新兴起的过程中，作为“爱这个世界”的阿伦特和“追求人类解放”的马克思是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政治观”都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阿伦特对“政治”的理解，走的是一条从哲学“沉思”开始，最后又回到哲学“判断”的“政治的哲学解答”之路，所以她无法根本跳出“沉思生活”的领域。但阿伦特对人类“黑暗世界”思考的背后，却巍然耸立着马克思的形象。而马克思通过其在现实“经济”领域中阐释“政治”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根本上实现了对“政治的经济学解答”，使政治问题在现实经济事务中得到了实现，从而在实践中“直接左右政治的发展”。在此意义上，当代政治哲学的走向，必然是一个从阿伦特“复归”马克思的过程。     

“据文求义”与“惟凭《圣经》”——中西经学诠释学视域下的“舍传求经”及其“义文反转”

“据文求义”与“惟凭《圣经》”是中西方“经学变古时代”极富挑战意义的诠释学方法和命题。为了反对各自经学传统的“繁琐”与“破碎”，欧阳修和马丁·路德均以捍卫或重申“圣经权威”为己任，并且都在这一诠释诉求下选择了“经义显明”的释经策略。而在具体的解经操作中，两位经学变古者又假借某种“单一”的“本义观”，以摆落各自经学中的“四重意义说”。然而，由于“本义观”的“先行”及其内在的“二元性”——圣人之志/诗人之意、灵意/字句，“据文求义”与“惟凭《圣经》”亦在信仰与理解的诠释循环中反转为“据义求文”。     

山水与乡愁——生态美学与文化记忆视阈下的乡村文化情感建设

“山水”与“乡愁”作为一对不可分割的经典文化意象，构成了当代乡村文化情感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在当代生态理念和乡村文明建设中，传统的“山水精神”得以回归，正由一种精英式的审美转为大众的家园期待，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观念。而“乡土”作为传统记忆文化的根本，使“山水精神”和“乡愁记忆”在情感感知上密切相连，“山水”是“乡村”的环境载体，“乡愁”是建立“乡村”的情感基础，“乡村”则是实现二者互通的现实之场。在“山水”与“乡愁”的情感建设中，不仅可以引发大众的历史回想与审美体验，还生成了独特的美学意象，“乡村”内涵也得以真正诠释，这在塑造民族家国意识与审美共感上具有重要的现实功能与启示意义。     

《三姊妹》中的“过去”与“未来”解析

在契诃夫的戏剧《三姊妹》中呈现出两个世界，即决定主人公命运的现实世界以及主人公的幻想世界。幻想世界的建构，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主人公对“过去”的依恋和回归，以及对“未来”的期待和展望。以“莫斯科”为载体的“过去”作为理想化的诗意生活，在剧作中代表一种“幻想”；而主人公所构想的关于人类进程的“未来”则代表一种“信念”。主人公回归“过去”的“幻想”的破灭，反映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面对生活的苦难，主人公没有放弃“活下去”的“信念”，他们将目光投向“未来”，守望“新生活”。     

倡导和平的伊斯兰教

追求和平是伊斯兰教的基本宗旨之一。“伊斯兰”阿拉伯语意即“顺从”、“和平”，“穆斯林”即“顺从者”、“和平者”，就是顺从其主并谋求和平的人。和平意识体现在穆斯林生活的各个方面：真主的99个美名之一就有“和平”；天堂名之一就有“和平”；穆斯林彼此见面互道“色俩目”，敬祝和平；天房周围的诸多门中有一道叫做“和平门”，可见“和平”在伊斯兰教中的分量。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上，从来就不主张胁迫非穆斯林改信伊斯兰教，而是和睦相处。伊斯兰教是讲求“中道”，不走极端、不偏激的宗教。     

本期导读

《阴山学刊》自1982年创刊至今，已出版发行了99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数字“9”被誉为至尊，代表着凝聚力与生生不息，同时数字“9”还有长长久久之意。“9”是奇数中最大的数，表示“多”，由“无限”演化为“神圣”。所以，古代皇帝为了表示自己的尊贵，便竭力把自己跟“9”联系在一起，如紫禁城里的房屋有9999间；天安门城楼正面宽9间，门上装有9路门钉，     

一次性删除Word文档中所有图片

有时要一次性删除某个Word文档中所有图片．一张一张地寻找图片并按下DEL键删除真是麻烦死了，这时你可以让“查找和替换”功能帮你的忙，在Word中同时按下“Ctrl＋F”键打开“查找和替换”对话框，点击“替换”标签中的“更多”按钮，再选择“特殊格式→图形”项，这时会在“查找内容”中自动输入“^g”，最后直接按下“全部替换”按钮即可彻底删除所有图片。     

通情达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

通情达理可视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在“天—命—性—情—道—教”本体建构中，“性—情”通过通情达理贯通天道和人道：“通情”在己之好恶与他人好恶的理性沟通中形成共同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即“理”。“理”要获得现实性，又需要“达”的实践智慧。“达理”虽呈现为理性形式，但其实际展开中始终以理性和情感的互融为进路。由此，通情达理所展现的精神逻辑为：“理”从“情”出，“情”据“理”而通，“情”通则“理”得，“理”由“情”而“达”,并由此开辟了以克己、爱人和万物一体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精神传统。这一传统，为提升人性能力、培育向善的人性情感、促进内在道德与外在伦理有机统一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智慧。     

“知类”的时代——存在于子、集之间的汉代“小说家”与“赋家”

汉代是一个“知类”的时代，“家”意识觉醒。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是《汉书·艺文志》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众多新兴的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故以新参与者身份择“小说家”与“赋家”分别入“诸子略”与“诗赋略”，观采新王政之道。在早期中国知识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又以“艺文类聚”之法，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从知识归类视角考察“小说家”与“赋家”，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二者为“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观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觇见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可资观采，又繁类成艳而“艺文类聚”，逐渐与子部疏离，进入集部视野。     

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下儿童文学批评的问题、结构与方法

厘清“元概念”,是探究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理论前提。批评史料建设落后与批评结构残缺是导致中国儿童文学批评滞后的两大因素，急需在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重构儿童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围绕儿童文学“代际”话语沟通展开的持续发问，开启了对中国儿童文学“思想批评”与“审美批评”的辩证分析。在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中系统考察儿童文学批评，意在确立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现代性”与“民族性”标准，在与现当代文学批评“一体化”的基石上确证其“主体性”话语，并在此基础上重构集“史”“论”“用”于一体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图景，创设优良的批评环境，促进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健康发展。     

“被”字句语义问题初探

“被”字句语义问题初探李润桃书面上常用的“被”字，在口语中则多用“叫”“让”“给”，书面上还有比较特殊的固定格式，如“被……所”，“为……所”。我们以“被”字为代表，姑且称之为“被”字句。几句中没有“被”之类特定虚词的被动句不在论述之列。“被”字句作...     

"历史的现场"有余、"文学的现场"不足——对"红色经典"研究现状的一种考察

目前“红色经典”研究仍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仍在惯性思维的影响下，过度专注于在“历史现场”中研究“红色经典”，而对回到“文学现场”来研究“红色经典”重视不够。客观理性的研究应该将“红色经典”置身于由“历史现场”和“文学现场”所共同营造的语境网络中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既不抹杀一定历史时期政治对文学的规范和挤压，又将目光投向“红色经典”文本内部，以揭示其本质属性即文学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