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异同视角下的“西学中源”说——兼论晚清“《格致古微》时代”的思想光谱

"西学中源"说是甲午戊戌时期流行的一种讨论中西学关系的观点,王仁俊的《格致古微》即为其代表。该书以"表古籍之微,发西学之覆,将以严华洋之辨,大中外之防"为宗旨,既要沟通"古籍"和"西学",却又同时区分中西,本身即潜藏着悖论。从中西学异同的视角看,"西学中源"说不仅关涉促进或阻碍西学引进的问题,更是一种介于中西相通和中西相异之间的独特认知,既暗含着中西学本质上的贯通,又强调二者现象上的区别。在近代思想光谱中,"西学中源"说有其独特的位置,既不同于严复所主张的中西各有体用,也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证成"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学的尝试,还异于张之洞以中西之别为基础的"中体西用"之说。它反映了一种以中学为主的融通中西的努力,这种努力在中西竞争的一面日益彰显时逐渐退隐。     

“西学中源说”与中国接受西学的初始心态

西学作为一种新事物,国人的接受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西方文化自明代大量传入时起,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浓厚兴趣,但同时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带来了冲击。"西学中源"思想,是清代阐述中、西学关系的主要论调。"西学中源说",一再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绝对优越性,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偏见。"西学中源说"与清代尚古之风互相呼应,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西学中的科学精神进入中国的通途就此阻塞。就在我们认为西方科技是"暗伤王化"的"奇巧淫技"、醉心于乾嘉汉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西方的工业革命的萌芽已悄然萌发,从此,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日渐加大。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与“西学中源”说的关系及命运

戊戌维新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突出地用“托古改制”论鼓吹维新变法。人们在探究“托古改制”论渊源时,较多地考察其与廖平等人的今文经学的关系,其实,“托古改制”论和今文经学仅为形似,和“西学中源”说的关系则甚为密切。对此,迄今几乎无人论及,本文拟对此兼及“托古改制”论的命运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一、康有为曾经深受“西学中源”说影响人们熟知康有为是近代“托古改制”论的发明者,但很少人注意到他在发明这一理论以前,是“西学中源”论者。“西学中源”说先于“托古改制”论问世。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     

梅文鼎与"西学中源"说

"西学中源"说萌芽于明末,形成于清初,大盛于清代中期,梅文鼎是这一学说的集大成者.他通过论证西方天文学中的许多论断均见于中华典籍,来证明"西学中源"说的正确性.梅文鼎"西学中源"说的理论形成与其生平、所受教育以及仕途情况密切相关."西学中源"说至清末则进一步发展,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并且至近现代余韵犹存.     

《格致古微》与晚清“西学中源”说

:近代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千古不遇的变局 ,西学在西方势力的裹挟之下 ,猛烈冲击中学。“西学中源”说曾是国人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有力学说 ,《格致古微》作为晚清“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 ,其内容及论证都既继承前人又有发展创新。本文以《格致古微》为中心 ,力图通过对晚清“西学中源”说的流变、特征、功能的切实考察 ,并以此与“中体西用”作比照分析 ,从而寻绎出近代中国文化进步及社会进化迟缓的原因之所在     

晚清“西学中源”说再认识

以往的论者们多因晚清“西学中源”说的消极性而对其 加以全盘否定，其实，“西学中源”说更多地起着消除人们心目中的抵触情绪、睁开眼睛了 解西方世界等积极作用。其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中占有特定的历史地位。     

“西学中源”说及严复对其批评与反思

所谓“西学中源”是指西学源自中国,西方文化,中国“古已有之”。这种说法在中国近代十分流行,成为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对此,近代有识之士曾做过批评与反思。其中,严复表现得最为典型,剖析得最为深刻。下面我们依次做一论述。不管是“西学中源”说,还是“古已有之”说,都是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一种国民心态的折射反映。魏晋时期,佛道之争甚为激烈,道家为反对和压制外来的佛学,提出“老子化胡说”认为道家祖师老子是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先师。这可以说是近代“西学中源”说理论     

孙家鼐最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基本的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而“中体西用”的思想则渊源甚早,如早期改良派郑观应、冯桂芬等均说过类似的话,《盛世危言》中就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不少文章都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词,是出于张之洞的《劝学篇》,其实《劝学篇》中虽有“中体西用”意思,但并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文。这点已经有人正确地指出过。还有的     

“西学中源”说探析

“西学中源”是“西学源于中学”的节略语。它风靡于近代中国社会,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中西文化冲突、渗透和融合的奇妙景致,在中国文化更新史上镶嵌了耐人寻味的纹理。本文拟对此说的由来、弥漫、分衍,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作一番历史的探析。     

由“道”到“术”:近代工科大学的国文教育——以交通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进入近代之后,在西学冲击下,开始了由传统知识系统向现代知识系统的转型,作为传统知识系统基本栽体的国文与现代知识系统出现了分裂和对立.作为近代著名的工科大学,交通大学的管理者试图在引进西学的同时保存国粹,但最终国文教育仍不可避免地走向工具化,由"道"转变成了"术".     

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考析

“西学中源”说是明清之际中国士人接触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思潮。这一思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它滥觞于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又经明末清初方以智、王锡阐、王夫之等发挥、引申,至梅文鼎集其大成,最后经康熙御笔在《四库全书总目》中“钦定”,从而成为学术界颇具官方权威的流行思潮。与这一过程相联系,“西学中源”说的基本内容也随时间推移由简至密,即由最初“学理相通”的推测,发展到“学脉相承”的辨析,进而深入到“历史事实”与“分支学科”层面进行具体而系统的考证。“西学中源”说对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减轻西学传播的阻力,舒缓汲纳西学的顾虑;引发对中国文化展开初步反省;推动中西文化的融合、“会通”,以及对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发掘与整理。另一方面,它的流行,限制了国人汲纳西学的视野;不利于进一步吸收、消化西学中的优秀文化成果;不利于近代科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确立     

晚清"中体西用"说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生成与转型 ——以民初以来的若干讨论为例

"中体西用说"是由19世纪末一批具有革新意识的近代知识分子率先提出,后经洋务派官僚引申论证所形成的一种融合中西知识的学说,"中体西用说"最初论证的着力点落在"西学",虽然表面主张"以中学为体",实则是以此掩饰其输入西学的真实意图。随着甲午战后维新派力促变更政体,此说取向随之发生变异,成为维护儒教正统以对抗清末政治改革的学说。"中体西用"的内涵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逐渐成为守旧文人抗衡与疏离西学侵蚀的精神支柱。因此,有必要对民初以来有关"中体西用说"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的诸般讨论做概要性评析。     

甲午前后晚清经世思想与西学的接榫--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中心

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切入点,通过个案分析,管窥甲午前后孙宝瑄的思想变化,考察晚清经世思想与西学如何接榫。经世思想与西学接榫点:一是理性辩证的态度,西学中源的方法;二是以"道势易位"、"君民之隔"的问题意识联通中学西学;三是以"三世进化说"看待中西不同阶段。最后得出三点启发:一是理性精神使维新思想顺理成章;二是维新思想最大的障碍在视野;三是甲午巨变将问题和道路揭示出来。     

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学”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对中西化认识上的差异是其产生的历史根源避害趋利的防卫心理是其产生的真实动机;与顽固派反对西学的论战是其策略上的考虑。“中体西学”思想提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提供了契机,但其自身的矛盾,既阻碍了引进西学,也冲击了中学为体,必然导至洋务运动的失败。     

略论中朝两国西学及研究动态

西学是东方人对西方文化的统称,包括西欧近代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在内容上可分为"形上"之精神文化和"形下"之物质文明;西学在发展史上,经历了"西学东渐"和西学的"本地化"过程,即初期的"西学东渐"、近代"西势东渐"和"西学"的本地化过程;西学研究,特别是中朝西学研究作为西学研究新的探索领域,业已成为当代文化学研究的热点。     

试析“中体西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18世纪在西学冲击下产生的,是晚清统治者的一种适应社会历史环境的经世观念。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发展潮流,为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做出一定贡献。但是这种思想在其理论上有局限性。     

洋务派与“中体西用”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地主阶级开始发生了新的政治分化,出现了以冯桂芬、李鸿章、张之洞、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中体西用”具有“兴西学、保中学”的双重性质,反映了中西文化处在激烈冲突的情势下调和共容的形态,在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初始阶段具有积极的作用。     

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

明末清初,战国以来中国学者编排的从盘古到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与建构的中国民族文化起源本土一系说,首遇耶稣会士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的激烈挑战,并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首次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之争。由于中西方学者均对于对方文化缺乏实质性的接触和义理疏通,耶稣会士积极倡导的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和康乾以后主导中国学界的"西学中源说",多缺乏严格意义的学术价值。激烈的辩论背后,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旨趣格外明显。辩论开启了近代中西学术"会通"之先河,加速了中国古史观念的更新,引出了一个跨学科、前瞻性的国际学术课题。对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的价值,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显然并不客观。     

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传统“自由”思想的现代转换及其影响

现代中国语境下的"自由"概念在含义上受到了西学的明显影响,一方面以中国传统词汇容纳西方含义,另一方面又以传统含义濡染西学内容。中国现代政治意识谱系中的"自由",虽则往往与西学相对应,但在骨子里不免包含着来自传统中国"自由"含义的整体性影响,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对现代自由的"误读"。西学东渐中的"自由"含义绕不开中国传统自由观对它的过滤、濡染与改造,而中国传统自由观也在互动过程中变得亦中亦西、中西混杂。虽然中国传统自由观并无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含义,但中国现代政治意识所需要的自由含义的建构,又在根本上受制于传统自由在含义上的现代转换,传统自由现代转换的程度,在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现代政治意识建构的成熟程度。     

中体西用":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视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由来已久,似已成为学界定论。以陈旭麓先生的论述为例,"自60年代至90年代,凡谈时务、讲西学者,无分朝野,皆不出'中体西用'之一途......洋务派是'中体西用'的实施者,而改良派的言论更像是一种理论指导......在这两重意义上,可以说'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纲领"①。但在笔者看来,洋务运动既没有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也没有把"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这样的口号作为指导思想。主持和参与洋务运动的官员和学者,主要围绕着自强需要不需要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