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西方哲学“语言的转向”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西方哲学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到现代的“语言的转向”,标志着哲学主题的转变和哲学研究方式的变革。当代英美分析哲学试图通过语言研究实现对传统哲学的超越和对现代形态哲学的建构,率先进行了“语言的转向”。本文拟就这一转向的历史过程及其意义作一探讨。 一般认为,古希腊哲学主要是一种本体论,以探求世界的本原、本质为目的。但由于任何本体论的确 立都需要认识论上的依据,所以,自公元前五世纪的怀疑论开始,哲学转向对人的认识的探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确立了哲学认识论的雏形。但是,完整形态的认识论却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近代认识论有两     

中西语言哲学“语用学转向”新解

哲学与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语言哲学的发展促进了哲学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语用学转向”有其深厚的哲学思想渊源,经历传统和现代的发展,形成了英美语言哲学,以德、法、俄等国组成的欧洲大陆语言哲学,以及中国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思想。这些思想体现了英美、欧洲大陆、中国语言哲学的融合,人文性和科学性的融合,语形、语义和语用在动态的、语境化的、理性的、美学多维视野下的融合,系哲学与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为现代哲学与语用学的建构带来新的思想与发展平台,更为处理当前各领域的“文化转向”主流所引起的问题提供有效的理据。     

意义的探索与启示──20世纪语言哲学思潮对现代语言学的影响

20世纪西方哲学主流的“转向”,更加注重语言＜意义＞的分析研究。它对现代语言学所产生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填补了结构主义意义研究的空白,加深了对意义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它为现代语义学、语用学的产生提供了哲学的理论基础。     

浅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逻辑进程

继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之后,本世纪初以来发生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成为现代哲学对话的基础,透过各个哲学流派向语言转向的途径和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内在逻辑,即分为"内容"转向和"意义"转向两个步骤完成的。     

人的解放:哲学的真实使命

哲学究竟是什么?哲学到底有何用?是永远缠绕着哲学本身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问题。在“终结哲学”的呼声甚嚣尘上的时候,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思索,无疑是必要的。本文通过阐述马克思哲学的性质和功能,揭示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在社会功能上的意义,试图证明:追求人的解放是哲学的真实使命。     

语言哲学与语言逻辑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学科——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其核心是意义问题。通过对语言深层的逻辑结构的分析,形成了人工语言的精确性与自然语言的不精确性的鲜明对比,于是就产生人工的理想语言与日常的自然语言之争。现代一些语言哲学家从理想语言又回到日常语言上来,并提出了“语言逻辑”的概念。语言逻辑重点要研究在人们实际的语言交际过程中的推理过程,其内容既包括逻辑语形学,也包括逻辑语义学与逻辑语用学,合起来也就是逻辑符号学。     

语言哲学的转向和普遍语用学--试析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

语言研究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代表了哲学范式由认识论形而上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在当代西方语言哲学转向的背景下,哈贝马斯建构起自己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理论,即普遍语用学。普遍语用学是关于交往的前提条件的学说,它的有效性要求需要从哲学上进行规范性分析,方法是反思性重构。     

马克思对主体哲学的批判与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至为密切地与批判“主体哲学”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主体哲学,意指以“我思”或“自我意识”为基本建制的全部哲学,亦即现代形而上学。对主体哲学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批判始于马克思,这一批判洞穿了作为现代形而上学之基本建制的意识的内在性,从而在瓦解这一“主体性立足点”的同时使现代形而上学本身趋于终结。而马克思在主体哲学批判中获得表述的语言概念,不仅有力地揭示了始终被“我思”这样一种主体性遮蔽起来的意识的存在特性,而且积极地开启了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存在秩序和存在领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主体哲学批判切近地预示了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言、象、意关系新论——从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解读

言、象、意三者关系的探讨肇始于中国哲学思想的发端,经魏晋“言意之辨”更直接导致了中国哲学新方法和流派的出现。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语言哲学的兴起和语言学转向,意义问题更贯穿了从现象学、解释学到分析哲学和科学理论的各种哲学思潮,从根本上带来了知识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全新革命。借助分属于“欧陆人文哲学”与“英关分析哲学”两大传统中的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语言观与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学的语言哲学之思,就人与世界、语言与人、文学与世界等诸多关系上的揭橥,使得在言、象、意问题上取得了全新的审视与启悟。     

论语言空间

“语言转向”是同本体论哲学的瓦解相一致的。英、美语言哲学热衷的“语言划界”问题,表面上是清算本体论的承诺,其实是受本体论的限制,直到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现代大陆语言哲学的兴起,语言的无法界定的空间性才真正显示出来。本文旨在对现存的西方三大语言哲学走向作比较性研究,指出其空间性的层面转换,目的在于为建立个人的真实性及其限度的“言成肉身”作一次基本前提上的清扫。     

古典形而上学的式微和语言哲学的兴起

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对于二十世纪西方语言哲学做了不少讨论.现在我们已经毫不奇怪,诸如阿佩尔称语言哲学为现代的“第一哲学”又如伽达默尔所谓,“语言转向”不只是英美分析哲学方向上的事情,同时也是在欧洲大陆人文哲学中突现出来的事情.概而言之,语言维度已经成为本世纪西方思想的最普遍的维度了.语言问题的突出自有其哲学史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契机.本文以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和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的思想为标本,尝试分析古典形而上学传统向二十世纪语言哲p     

分析哲学与哲学分析——从最新出版的两部分析哲学著作谈起

当一门学科可以撰写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大概可以说明它的成熟。现代哲学中的“语言的转向”使得现代逻辑逐渐深入人心,分析哲学的方法已经不仅仅限于分析哲学本身,而是成为哲学领域的共同方法和基本方法。分析哲学所讨论的问题,比如真与意义,绝不是小问题,而且他们分析的方式也不是零敲碎打的,而是有理论体系的。分析哲学的方法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方法确实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它所讨论的问题依然延续了形而上学的传统,而且是在形而上学的主线上。分析哲学是形而上学的当代形式;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相比是清晰的,这种清晰不仅是分析哲学的特征,而且是哲学本身的进步。     

语言学的哲学境界

语言学与哲学的渊源已久,两者不能完全割裂开来。一方面,语言学为哲学服务,另一方面,哲学思想推动语言研究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泛语言哲学的研究态势。尽管“语言哲学”这个术语包含着不同的含义,但还是应分为“语言学哲学”和“哲学语言学”两大类。哲学需要研究语言来解决哲学问题,语言学同样需要进行哲学性思考,两者互为影响并促进各自的发展。随着语言学家对语言哲学思考的逐步加深,哲学语言学正在使语言学进入前所未有的哲学境界。     

论"语言转向"的发生

“语言转向”发源于20世纪初的逻辑分析学派,它的发生基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数学史上的罗素悖论与物理学史上相对论的提出;而古希腊哲学、近代哲学都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因而“语言转向”在逻辑上是对哲学传统的继续。在方法上它一反传统的归纳演绎代之以逻辑分析;在思路上抛弃了近代哲学的理性标准而关注问题的根本———语言,因而它又是对哲学传统的反叛。但纯科学主义立场的缺陷也决定了它必然走向新的发展。     

论西方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的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影响下，西方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后现代历史哲学是一种“语言唯心主义”或者“语言决定论”。在它看来，语言注定会成为发现“历史实在”之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历史哲学的“语言学的转向”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是有意义的，它击中了朴素客观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要害。但是，我们认为，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融合传统经验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界，构筑一种新型的历史哲学，将成为今后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生存、生命、生活——论李泽厚“情本体”的实践转向

自笛卡尔以降的近现代哲学传统,都有着鲜明的以认识为导向的特征,至当代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盛行,“语言转向”又统领了一切。李泽厚基于儒家哲学,认为人的生存先于认识,生存经验大于语言,“情本体”的提出,是他在对以往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对这一倾向的扭转,展现出一种不同于近代西方哲学路径的“实践转向”。李泽厚的“情本体”展现出三重维度的含义:在先验与经验向度上,不同于宋明理学及现代新儒家,“情本体”主张以生存经验为主,拒斥将儒家超验化与形而上化;主体向度上强调“情本体”学说下的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非康德、海德格尔主张的理性主体;情理向度上,主张以情为本,情理交融,而非“存天理灭人欲”。这三点突出体现了儒家哲学以“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生命”为核心、重视生存经验、实践的特征。李泽厚寄望“情本体”能使哲学走出认识,“走出语言”,走向实践。     

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定位与转换建构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民族精神和生命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人类文明“轴心时代”智慧之思的硕果之一,是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现象学”.这门中国人国学中的“国魂学”,有自己的核心主题、研讨论域、价值取向、明理方式,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传统.近代以来,在西方哲学语境下的中国哲学经历了“学着讲”——“照着讲”——“自己讲”的过程,实现了从古代哲学观转向现代哲学观,从“单数”哲学观转向“复数”哲学观,从一般意义的哲学观转向中国特色哲学观的逻辑转换,其终极目标在于重新“认识自己”,真正建构起中国特色的主体哲学.     

论语言符号系统在广义认识论中的地位——兼论从解释学到广义认识论的发展

困挠20世纪哲学家们的一大难题是语言论及其与认识论的关系问题。近年来,人们对这一难题的殚思与解答几乎都陷入了对象与方法的自我相关、自我缠绕的解释学怪圈之中。一方面,人们发现:要判定语言的认识意义,必须通晓能够“需要”和“容纳”这些意义的认识论方法的框架(双方都很难孤立地做到)。但是,自20世纪以来,无论是人本主义(如狄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等)抑或是科学主义(分析哲学、结构主义和科学哲学等)以及作为二者的集大成者——当代解释学(伽达默尔、利科、罗蒂等)都将目光转向语言问题,力图在语言“本体”的基石上建立起恢宏的哲学大厦。这样一来,语言在众多哲学之光投射下具有着多元的和多层次的哲学意义,人们很难将语言多元意义之间的相关联结拆断而抽象地、纯粹地去谈论语言的“认识论意义”问题。显而易见,在这一语境(哲学语境)中谈论和解答符号语言的认识论意义是何以可能的问题,就不但依赖于判定语言客观存在的性质、特征和功     

价值论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兼评孙伟平新著《价值论转向——现代哲学的困境与出路》

哲学的价值论转向既是哲学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更是时代与社会实践发展的要求。事实向价值的不断转化,是哲学价值论转向的根据。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论哲学,确认马克思哲学的价值论哲学属性,是时代给中国哲学提出的一个必然要求,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适应现代哲学价值论转向的趋势和中国社会价值问题的日益突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应该是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邓小平价值哲学思想。     

论康德“哲学转向”的意义

康德是１８世纪末到１９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康德哲学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哲学转向”。其意义不断地被提升——在现代哲学的理解层面上加以开掘。因此，从新的角度理解康德的“转向”实质，就不是没有意义的工作。康德首次明确地将主体能动性原则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