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商会商事纠纷调处的规范化

调处商事纠纷是中国近代商会的主要职能之一。与以往的民间调解不同,清末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职责明确,有固定的常设机构,并制订了专门的理案规则,理案程序规范。清末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规范化发展,使商会理案成为优质的民间司法资源,并在民国时期改组为商事公断处,纳入了国家司法改革的法制化轨道。     

试析美国联邦政府的废约权力之争——以“戈德华特诉卡特案”为例

发生在中美建交过程中的“戈德华特案”,涉及美国国会与总统关于废除对外条约的权力分配问题。通过借助此案的分析,不仅可以了解这一争议的根源之所在,同时也会加深对美国政府三权制衡机制的进一步理解。     

北洋时期绅权的扩张对地方治理的影响——以无锡为例

北洋时期无锡的绅权得以扩张,地方精英们借助自治组织与商会等公法团体掌管了地方管理大权,成为社会权力群体.当时中国基层社会的管治模式巳由传统的政府为主、绅士为辅,变为绅商为主、政府为辅.绅权的扩张给了地方精英们更大的施政平台,但也给全国政权的稳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北洋时期始终未能解决政权、绅权与民权的平衡发展问题.     

论清朝多元化的商事纠纷处理机制及其弊端

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清朝的商事纠纷处理机制及其存在的弊端,并以此为基础比较清末商会商事纠纷理处权优势,结果表明:清末商会成立以前,清朝商事纠纷的处理已经形成了国家司法审判和民间调解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国家司法审判机制中存在着诉讼成本高、商人易受人格侮辱等弊端,民间调解也存在着自发性和不规范性等不足。1904年商会成立以后,政府赋予商会商事纠纷理案权,是清末政府改善商事纠纷处理机制最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之一。     

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清末民初商会仲裁制度

近代以来,传统中国的帝国秩序逐渐走向崩溃,国家与社会力量不断调整。清末民初政府有意识地培育了商会及其裁决职能,以应对司法体系在解决商事纠纷方面的不足。对于商会裁决,政府采取鼓励与限制并行的方针,在推动商会实现其商事裁决职能的同时,又力图避免其权力扩张对国家权力的侵夺。在实践中,商会与官府密切合作,但由于国家权力的主导性,商会裁决始终处于依附和辅助性地位。商会裁决更多地体现了近现代仲裁性质。清末民初仲裁制度的兴起过程,显示了政府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彼此博弈、相互依存与合作,同时也体现了当时弱势国家、专制政府的选择和仲裁制度发展的规律。这一历史进程对当代仲裁制度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清末广东巡警的创建与官绅关系

近代警察制度的引进自始即有地方绅权伸张的背景,1900年广州绅商最早设立巡警局。针对地方绅权的扩展,广东官方一面积极参与巡警的创建,力图控制新兴的警察力量,同时又设法利用新的警察制度收归原有的地方团练。而官方的过多干预,却挫伤了地方士绅的积极性。因为经费等问题,广东巡警之创建并不顺利,成效不彰;又因为盗匪问题,地方团练反而得以发展。1907年“警保局”在省城出现,官权不得不向绅权让步。     

组织为谁代言：社会治理中商会多重身份的演变

作为一种存在于政府与企业间的组织形态,商会在市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其身份归属,学界观点存在分歧。“代理人”论认为商会是一种代理政府管理企业的新型组织形式;“俱乐部组织”论表示商会是入会会员利益整合和表达的组织机制。此外,还有模糊二者差异的“中介组织”论。“强国家-弱社会”的既有制度安排造就了中国商会的生发机制很大程度受制于政府权力。在现实语境中,商会身份多重性是政府权力和企业活动渗透的结果,这将深刻影响其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发挥。     

以官为本的官员形象－－近十年小说官员形象分析

小说官员形象的“官本位”意识的描写源自历史的“官本位”文化和现实官场中强烈的权力本位主义欲望的影响。绝大多数小说官员形象或多或少都有官本位意识 ,区别官员好坏的标准 ,不在于他们是否追逐权力 ,而在于他们是否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力 ,以及对权力进行利己性操作。小说官员形象的“官本位”意识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刻意追求权力 ;一是肆意地扩张权力     

从黄海受贿案看“期权交易”

权力场上“期货交易”，一般是在官员们离开政坛才开始收取回报，本刊上期刊发的玄武区孝陵卫办事处原副主任黄海受贿一案，正凸显出权力“期权腐败”这一腐败方式新特点。如何看待黄海受贿一案？权力“期权腐败”又有怎样的特点？如何预防权力“期权腐败”？又如何彻底铲除权力“期权交易”腐败？玄武区委副书记、区纪委书记张萍给我们带来她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清末江苏“官变”略论

传统的中国官吏严格来讲只能称作“儒”。由于农业社会中大部分的被统治者是目不识丁的农民 ,只有文史知识的儒官也就足以充当管理者的角色。但至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 ,随着中国与世界逐渐沟通融会 ,中国的“官”也不得不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的变化。江苏的“官变”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官僚机构增易、官场风气兴革和官员个人知识与观念更新等方面都发生了对现代社会的认同。尽管这种“官”的变化出自于官僚阶层被动的选择 ,且表现为一种非革命的渐变形态 ,但它是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我们既没有理由因其主体是“统治阶级”而否定它的进步性 ,也没有理由因其演变过程平和而否认它最终的质变内涵     

美国的廉政建设：多管齐下的制约机制

立国二百多年以来,美国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内外结合的制约监督政府权力的机制。在国家机器内对政府官员实施监督的除了政府问责局以外,还有联邦检察长、特别检察官、督察长以及巡视官等。此外,美国社会的一些群体也从官僚体系的外部对政府官员实施监督,这些群体中较为突出的主要是新闻界和非营利组织。美国对政府官员实施监督有多管齐下、制度化和制约机构相对独立等三大特点。     

明清时期武陵地区土司与下属交往策略:以容美田氏为例

以容美土司为例,揭示明清时期武陵地区土司与下属官员的交往策略,藉此反映民族地区权力网络的复杂性及土民权力认同的心理基石。容美田氏土司一是用功名利禄调动土官的积极性,二是依靠个人魅力增强认同感,三是利用文化功业与物质利益来维护统治。通过容美田氏土司争袭事件,阐明土官在土司权力运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也说“瞒官”

本没想到此题的,没想到生活却给人出了一道题——最近关于山西宁武“7·2”矿难瞒报案件的报道,不由得使人不得不喊：瞒官可恶!所谓“瞒官”,是指有意隐瞒事故、隐瞒灾难、隐瞒案件、隐瞒事件、隐瞒问题及其严重后果,该上报的不上报,该通报的不通报,该公开的不公开,制造了重大瞒案的官员。这个瞒官,各地好像都出现发生过,眼下似乎有不断增多之势,。地市一级有,县一级有,乡镇一级有,村一级也有；但村官不是行政序列的官员,故暂且不予讨论；而在地市以上,比如在省级机关官员中,有没有瞒官呢,不能说一个也没有,但因为没有公开的报道,一时则不好说。瞒官,一害国家,二害百姓,不能不评,不能不斥,不能不治。宁武,一起典型的瞒报最新的一起瞒报事件,是山西宁武矿难,死亡人数在干部手指间随意抹去。瞒案丑尉的导演,或者说那个瞒官,则是两个七品官。据报道,今年7月15日,新华社“新华视点“专栏以”他们的心比煤还黑”为题,报道了山西宁武“7·2”矿难存在瞒报问题：除当     

跨越民主建设的三大障碍

权力失衡、“明主”崇拜以及“多数”专制是当今民主建设进程中的三大障碍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健康发展 ,必须跨越这三大障碍。对权力失衡 ,应采取以权 (利 )制权 (力 )的对策 ,号召大家积极守法 ;对“明主”的盲目崇拜 ,应加强法律至上的文化渗透 ,转变守法者的观念 ;对“多数”专制现象 ,应在保护多数人利益的同时 ,兼顾“少数人”的合法权益     

齿德双隆:明代徽州的“寿官”

在明代优老政策的支持下,地方上形成了独特的"寿官"群体。就府一级单位而言,徽州是"寿官"规模较大的区域。徽州"寿官"是由地方府县两级官员依照皇帝诏书,恩授或例授而来,其间有着一定的遴选机制与请得程序。老人通过官员选拔或民间举荐获得相关资格后,经相关部门确认,最终以府县官府的名义授予冠带。尽管"寿官"没有功名,但他们仍可被视为徽州士绅群体的组成部分。"寿官"在荣获冠带前就已有地方声望,获得荣耀后则可通过乡饮制度与地方官员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并且被地方社会视为道德榜样。     

著名徽商胡雪岩的“官商结合”之道

一、徽商的“贾而好儒”徽商是我国在明清时代十大商帮中最辉煌的一个,它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兴盛于明朝中叶,衰落于清末。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徽商经营之道的最大特色,就是自觉地以儒家思想约束和规范自身的商业行为和处事之道,贾而好儒,贾儒结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重要特色。它使徽商可以更方便地与“官”结合,通过“官”的力量来获取利益。无论是通过结识官吏还是让家族的人直接进入官场,“贾儒的结合”最终都会变成“官商的结合”。而在商场中,官商结合,永远会获得最丰厚最稳定的回报。“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这是世人形容徽州人从商风格的一段话。虽然略带夸张和讽刺,但却生动地概括了徽商经营的风格。“其权无所不握”,说的正是徽商在做生意的时候,十分注重权力在商场的重要性。因为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人来说,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对商人的经营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商人极力想以其财力通过结营仕宦或代理人(亲属、乡亲、观点一致的官吏)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所以,只有“官商”结合,才能产生最大的利益。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徽商做生意的大局观是很强的。因为,在商场的得心应手,首先必须建立在官...     

权力结构与防疫模式：清末东北大鼠疫期间防疫决策的执行

东北大鼠疫期间，清政府西法防疫的决策受到地方权力结构的制约，产生出不同的防疫模式。东三省政治中心奉天，基本依靠官府力量进行防疫，由于强硬的防疫措施和独断专行的官僚作风，引发商会等社会组织的反抗，产生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在重要的铁路中心城市长春，由于面临来自日俄的干涉，采取协议防疫的方式，官民能够在合作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远离东北政治中心的双城，只能自办西法防疫，由于无力完全采取防疫措施，知府被批评阳奉阴违，未严格执行西法防疫，并被免职。清末地方官府自身的组织能力和获取资源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执行的方式，而上级官府往往通过治官权来控制下级官府对政策执行的力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政策目标的实现。     

美国公司背景下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适用标准研究

为了促进委托人和律师充分且深入地交流一切案件信息,委托人与律师之间的交流内容受到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保护。由公司享有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适用标准存在很大争议。由公司享有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适用标准存在普遍适用标准、控制群体标准、事项标准以及其他标准。事项标准与控制群体标准相比扩大了受律师—委托人特免权保护的员工的范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厄普约翰案对由公司享有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适用标准作出了判决。厄普约翰案为由公司享有适用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奠定了基础,但是该判决并未彻底解决适用标准存在的争议。     

《论语》理译本成功背后权力的介入

顺应翻译学的权力转向,文章探讨《论语》理雅各译本成功的原因。该译本一经面世就赢得了当时读者的接受,这是由于理译本分别符合了西方的传教士、殖民者和汉学家这三类主要读者的阅读要求,这三类读者分别代表了三大权力:宗教权力、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这些权力对译者的操纵在译文中也有所体现。从《论语》理雅各英译本这一个案,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关系和权力机构是怎样操控翻译事件的。     

《论语》理译本成功背后权力的介入

顺应翻译学的权力转向,文章探讨《论语》理雅各译本成功的原因。该译本一经面世就赢得了当时读者的接受,这是由于理译本分别符合了西方的传教士、殖民者和汉学家这三类主要读者的阅读要求,这三类读者分别代表了三大权力：宗教权力、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这些权力对译者的操纵在译文中也有所体现。从《论语》理雅各英译本这一个案,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关系和权力机构是怎样操控翻译事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