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体类聚及相应文体学的兴起

宋前文体类聚的基本脉络,一是基于韵、散的文笔之分、诗笔之分到诗文之分,二是基于骈、散的古体、今体之分,两种类聚又相互交错。宋代文体类聚形成新特点：一是韵文文体和散文文体分途发展,二是散文领域“古文”和“四六”相互对立,画地分疆,与作为考试文体的“时文”三足鼎立,古文、四六和时文三大文类并存的格局逐步形成。三大文类的形成,促使宋代对文体的研讨向相应的类聚文体学发展,先后兴起了四六文体学、古文文体学和时文文体学。宋代类聚文体学的兴起,开启了面向多元需求类聚文体、指导文类创作实践的新途径,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传统文体学的转型。     

宋代女性词作流传方式与创作主体的关系

在中国文学史上,长久以来,鲜有女性作家的身影,女性大家更是寥若晨星,这一方面是因为封建社会对女性才华的压制,另外与女性作家作品的散佚也有很大关系。宋代女性词人群体性崛起,但其流传下来的词作也很有限。本文就题壁、刊印和声乐传播三种途径探讨了宋代女词人词作的流传方式与其创作主体的关系。     

"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只有从科举的内部运作,即科举考试自身出发进行考察和分析,才能揭示科举与文学的真实关系.宋代科举自"景德条制"后,形成了以考试为中心,举子以应试为目标的显著特色;有司将"文章取士"变为"较艺",而举子则"待问条目,搜抉略尽",科举时文已与传统文学(诗歌、古文)背道而驰,故宋人将其分为"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因此,宋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不能到科举考试中去寻找原因.     

符号、技术与社会 ——宋代文学传播的观念更新及其意识自觉

与文学传播活动的繁盛相应,宋代出现了文学传播观念的更新与意识的自觉。宋代士子不仅追求立言不朽,并将之提升到居于立功、立德之先的地位。他们最早对印刷技术给予足够的关注,并对其强大传播效能给予充分的肯定。在社会关系上,他们从对名公巨卿的品题延誉的追逐延伸到对公正的文学评论的呼吁。对作品之汇聚,从“好事者”的简单收罗到门人故旧的自觉编次;对于音乐传唱,他们将辅佐教化的工具变成了文学推广的“媒介”。这些,都显示出宋代已经是一个文学传播高度自觉的时代。     

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

宋代是中国文章发展的重要时期,"文"的内涵与名称渐趋稳定,文章创作成果丰硕,论"文"之作在目录学上也开始获得独立地位.宋代崇儒右文的文化政策、科举制度的深入开展以及文章评点的日益风行都有力促进了文话这一重要文章批评体裁的兴起,而时文的发展尤为个中重要契机.宋代文话奠定了这一著作体裁的体制基础,在诸多理论领域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它的肇兴标志着中国文章学的成立.     

宋代词科中选者考论

宋代词科是朝廷选拔代王言之词臣的科目,中选者绝大多数皆为进士出身,不过以任子身份中选者在仕途上的升擢更为突出。这些士人在中词科后,一部分人通过入馆阁、进词臣、拜宰辅的方式成为对朝廷政事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那些文学博异之士更是以学识渊博享誉当世,并以他们的成就和影响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中国名吃故事

盐焗鸡在清朝时期,中国生产盐的地方主要在山东、浙江和广东一带。特别是广东的沿海地区,每年的产盐数量多,质量好,在中国古代一直是朝廷经济收入的支柱产业。从清朝之初,广东的盐业就被朝廷所把持,是民间不得插手的“官盐”。如果民间有人擅自生产盐或者贩卖盐,都是犯杀头之罪的。为了严格控制盐的生产,朝廷对生产盐的工人进行严格的控制,进入到盐场以后,通常是很久不能回家,盐工的日子也很辛苦,想吃点青菜都很难。     

韩国大学录取制度对中国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启示

韩国大学录取对考生考试成绩不计算总分,而是将各科目的考试成绩分别记分,并依此确定各科等级和综合等级。大学可依据考生统考等级、中学学生手册记录、面试成绩、专长等综合情况招收录取考生。中国高校自主招生制度改革应借鉴韩国大学录取制度经验,由单独的高考转向统考与评价相结合的招生录取方式,实行统一考试、分层多轨、自主招生、多次录取、公平公正的自主招生。     

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

"宾贡进士"是唐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一项制度,其目的是将周边诸族士子与唐本国士子加以区别并予以优惠照顾.所谓"宾贡科",并非是指与进士、明经等并列的科举考试科目,而是指进士科考生的特殊来源以及考试和录取的特殊方式."每自别试"虽是宋代才出现的制度,但它并不足以说明唐代宾贡之制的不存在或唐代科举考试中"异邦贡士来华应试常与唐本国士子同等对待".     

徐松、缪荃孙与传世珍籍《宋会要辑稿》的整理与刊印

《宋会要》被《永乐大典》依韵抄录得以存世。徐松利用修《全唐文》之机将其辑出,功不可没;缪荃孙将徐松流散到书肆的辑本购得,可谓慧眼识真。《宋会要》前后经3次整理,最终成书《宋会要辑稿》,是研究宋代社会史及辽、夏、金、元必检之书,为学界所珍重。而《宋会要辑稿》的整理与刊印,徐、缪二公贡献尤大。     

宋代“学田＂的几个来源

宋代“学田”的来源途径主要有：朝廷的赐予、各级官府的拨付与购置、民众乡绅的捐赠及书院创办者的自置。其中朝廷赐田、官府拨田及购田为官学学田的主要来源途径，而民众乡绅的捐赠及学校自置则为书院学田的主要来源方式。学田的出现，为宋代文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     

金圣叹“文法”论探究

金圣叹"文法"论的核心是用文章之法评点《水浒传》。文章之法源自古代的章句之学,至宋明成熟,与时文之法互相影响,评点的批评形式至宋代真正形成。在明代,时文评点兴盛,形成评点一切文体的风气。金圣叹以"文法"评点《水浒传》具有特定时代的必然性。同时,明清小说作者的科举经历、明清小说结构对八股文法的借鉴也使金圣叹的"文法"评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论宋代科举时文的程式化

作为宋代主要科举时文诗赋、策论、经义,都有一个程式化的过程。科举时文的程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揭示了诗文自身的结构特征和写作规律,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不无积极意义。但将程式凝定为固定模式,而且又用以取士,不止扼杀了文体自身的活跃因素,更扼杀了无数学子的思想和青春。     

论亨迪卡对问句逻辑的贡献

金圣叹“文法”论的核心是用文章之法评点《水浒传》。文章之法源自古代的章句之学,至宋明成熟,与时文之法互相影响,评点的批评形式至宋代真正形成。在明代,时文评点兴盛,形成评点一切文体的风气。金圣叹以“文法”评点《水浒传》具有特定时代的必然性。同时,明清小说作者的科举经历、明清小说结构对八股文法的借鉴也使金圣叹的“文法”评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论真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代科举制度之最为重大的变革,就是彻底贯彻科场公平公正原则.这些重大变革,肇始于太宗朝,完成于真宗朝.首先,真宗朝省试年份依然变化不定,承继了太宗朝无规律的做法,大致向三年一科考制度过渡.真宗朝每次科举取士数虽然起伏不定,大致保持与太宗朝相当的水准.保障科场公平公正的重大举措,都是在真宗朝定型,一共有三项:弥封,誊录,编排.此外,还推出多项防止科举作弊的措施,与上述重大举措相辅相成.同时,宋人科举制度之变革,真宗朝到了阶段性总结的时候了,朝廷前后颁布了《考试进士程式》《礼部贡院条制》等规章制度.真宗朝大体上清除了科场盛行的舞弊作风,科举制度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意义至此才真正得以彰显.     

宋代朝廷与地方之间的"文字"传递--围绕邸报及其相关问题而展开

诸多资料表明,宋代凡是进奏院下发到各地的"文字"原则上都可以称为邸报,其称谓有"报状"、"进奏官报"、"进奏官报状",等等,本质上都是为了将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朝廷内外人事任免以及其它各种文件和指示传达到地方.同时,地方相关政务亦需向朝廷汇报,经过有关部门"批示"后再由进奏院负责转发下去.显而易见,这是宋代权力运作的重要侧面,也是集权体制的必要环节,一方面,地方官员从邸报可以了解一些朝廷动向和"施设",并加以贯彻执行,另一方面,中央也能通过邸报从某种程度上控制和掌握地方政务.     

北宋馆阁文人宋匪躬新考

北宋馆阁文人宋匪躬,乃仁宗朝参知政事宋绶之孙,神宗朝馆阁学士、著名藏书家宋敏求之子,然生平事迹零落,后世不显。本文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考证得出:宋匪躬字履中,宋氏和毕氏有两代姻亲关系,宋匪躬和彭汝砺乃翁婿关系。元祐期间,匪躬参与校定《资治通鉴》,担任礼部考试点检试卷官、编修官制检讨官,并以馆职身份参与了朝廷郊祀、信安公园雅集等活动。匪躬《馆阁录》对陈骙《南宋馆阁录》稽考制度、编排体例都有相当的影响。通过匪躬行止的考察,揭示了宋代馆阁文人的日常生活情态、社会交往,馆阁文人群体与宋代学术文化之因缘关系。     

宋代古文家的“尊韩”

宋代初年 ,西体盛行。其文夸奇斗艳 ,渐失本真。仁宗患时文之弊 ,下诏讽勉学者以近古。先是柳开、王禹、姚铉、穆修等古文家提出“尊韩”,及欧阳修知贡院 ,倡导古文运动 ,扬言“韩氏之文之道 ,万世所共尊 ,天下所共传而有也。”由是为文之士 ,率多“尊韩”矣。常见之文学史书、专著、论文 ,多有提及宋代古文运动中之“尊韩”,但皆语焉不详。文章先述宋代古文家“尊韩”之言论 ,次析其成因 ,继论其影响 ,聊作宋代古文运动之钩沉如何     

《中庸》地位提升的主因:宋初儒士推崇

学界对《中庸》在宋代的地位提升并最终成为四书之一的成因有较大的争论。事实上,在释僧智圆之前,儒士田锡、邢昺等已尽力推崇《中庸》。田锡助推《中庸》入科考;邢昺宣扬《中庸》心性之学,告诫君主和士人注重修身,由“内圣”而“外王”;陈充跟随朝廷崇儒风尚而释《中庸》;赵湘自觉阐发《中庸》,以斥杨墨、申韩之异端。正是儒士的推崇加速了《中庸》的传播,扩大了《中庸》的影响,推动了《中庸》学在宋代的兴起。并且,田锡、邢昺等对《中庸》所固有的“内圣外王”思想的自觉阐发及推崇,并非源自智圆或其他僧徒的影响,相反,智圆僧徒之所以热衷《中庸》,并以之作为调和三教关系的文献依据,还是宋初儒者及朝廷影响的结果。     

论两宋时期文学作品的域外传播

在宋代,宋代的文学作品通过外国人主动购买,客旅商贩越境走私以及使臣求赐等方式传播到域外。宋代文学作品在异域的传播,扩大了作品的影响力,提升了被传地的文学创作水平,也有利于作品的异地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