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文化传承·文明期待——乔福锦教授史学访谈录

中国文化史,是对不曾间断且完全成熟的华夏农耕文明演化过程的历史记录。如同文化概念可分为思想、政治、社会三个层面一样,文化统绪也可分为学统、政统与民间社统三个层面。从整体角度观,学、政、社三位一体,是文化三个层面“互缘”的结果。华夏道统并非仅存于圣贤一心之传,道统存于学术统绪中,存于政治制度中,也存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社统之中。其中,学术是主导,典制是关键,民间社会则是基础。以“一统”贯“三统”为知识架构与精神主脉的中国文化史,是本于《春秋》大义即以中华文化“道统”为统领的文化史,是陈寅恪先生所看重的承载着华夏精神的“所南心史”,也是站在“人文更化”之立场所撰写的观照“风、雅、颂”文化“三层”与“据乱、升平、太平”历史“三世”全程的“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史”。     

明、清遗民诗人评价褒贬悬殊原因简析——以顾炎武、沈曾植为例

遗民是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忠于前代,不仕新朝.作为一种道义的象征,向来受到后世景仰,评价颇高.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的遗民,几同于道义风标的代名词,得到高度评价.而同样选择忠于前朝故主的清遗民却遭到前所未有的否定贬斥,与明遗民形成鲜明对比,本文试图分析造成明、清遗民评价悬殊的原因所在,以期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初探

儒家道统经历了自尧舜禹汤至程朱理学乃至当代新儒学的传承轨迹,以圣圣相传之“允执厥中”理念为精髓.其中蕴含着道统尊于政统、道统构建政统、道统校正政统等以道统驯服政统、进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驯政”主张.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主张天道信仰理论、君臣道义关系、经筵日讲制度、君臣共治政制和天子须守礼法等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实践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驯服.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法哲学“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法哲学“返本开新”之基.     

日落余晖尽，西山觅幽情——清遗民行迹考论

民国取代满清之后,隐居不仕是大部分清遗民采取的一种生存方式。然而这些隐居不仕之清遗民的生存状态又不尽相同：他们或以著述修纂为事,通过汇编前朝遗民资料,达至对自身价值的肯定;或结社唱和以自遣,在气类相投中寻求慰藉,坚定遁隐之志;或托身释道以应世交,借缁衣道冠寓其“高洁”之志。这些不尽相同的生存状态背后隐藏着清遗民不同的心态,反映出社会历史的变迁。     

三统并建之再省思

牟宗三的“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说，乃是要为道德理想主义树立一立体纲维，为世界的人文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一套儒家“新外王”的理论基础。对于第三期儒学的开展来说，其纲领地位和指导意义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显现出巨大的前瞻性与积极的、建构的和综合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但是，如何落实，则面临严峻的挑战。道统必须在尊重中国多民族文化同生互融的基础上进行重建;有必要批判和反省大汉族主义与儒学沙文主义。世界道统的建立，是对人类第二个轴心时代的呼唤与期待，有助于世界文明的持久和平健康地繁荣与发展。学统的建立，必须以厘清它与政统之政治之间的关系为前提，以保证学统之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学统必须独立于市场。中国民主政治的具体方案和道路，是需要全体公民与政治家共同讨论与协商才能确定的。牟宗三的“三统”说及其民主政治思想，只要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实践，具有启示作用和意义，就足够了!     

论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开展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激起文化领域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的高涨,避难西南一隅的现代新儒家藉此而揭橥"文化抗战"之帜,复兴儒家道统思想,致力于儒家道统之接续与重构。钱穆、冯友兰、贺麟、张东荪、张君劢、牟宗三上承周孔、外取西学,分立学统、政统,融构现代道统论体系。分立是指改变传统道统论体系之道、学、政三位一体的架构,分立学统、政统,并使之相对于道统而独立、并行。融构是指融汇西学之优长,而重构现代儒家道统体系。融汇中西是重建现代儒家道统论的重要理论环节。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具有内圣弱而外王强之理论特色,有着深层的理论和社会原因。     

由“罪己诏”论西汉道统与政统之关系

西汉“罪己诏”的产生,既是禹、汤以来君王罪己传统的延续,也是西汉国家建构中道统和政统博弈的结果。儒家学说地位的隆升,使得圣王、圣人之说成为评判政治的理论依据以及衡量政治行为的标准。在决策政治事务时,西汉皇帝的个人看法常与儒生相绌,此时多用“罪己诏”来调和彼此的矛盾,正体现出道统与政统的相互适应和不断调整。     

《史记》道统观、政统观之探讨

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撰书意图的表达、篇章的设置与人物评价的标准三个方面,表达了对儒家道统的承继与坚持;又通过追溯由五帝时代"政统""道统"合一演变到夏、商、周、秦"道统"与"政统"分离的轨迹,强调了最高统治者是否法天施仁关系着朝代命运的政统理念。同时也指出儒士追求"道统""政统"合一理想的现实困境与解决途径,认为实现政治理想的可行途径乃在于支持推翻暴君和努力"为帝王师"。     

屈大均“逃禅”与明清之际岭南政治生态的变动

“遗民逃禅”是明清之际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本文通过对屈大均逃禅前后“历史图像”的勾勒，试揭示明清鼎革之际岭南遗民逃禅特点以及遗民“逃禅”与政治生态变动关系。本文研究认为：岭南遗民逃禅呈现出以下特点：一、岭南遗民“逃禅”与政治生态变动密切相关；二：岭南“逃禅”者多有心理上的矛盾，行为上的“悖逆”；三：岭南政治生态的多元化是岭南既开放又封闭文化特质的凸显。岭南在明清之际先后经历南明政权统治，南明与清政权的争夺，以及“三藩”时期，政治生态明显并于它地，且更替频繁、反复，所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是造成以上特点的重要原因。     

道统与政统——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探本

曾国藩留存的诸多文字言论,蕴涵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探本溯源,曾国藩仕宦生涯中矢志不渝所诚挚信奉、躬身践行、聚力维护的,就是儒家的道统与清廷的政统。围绕着道统与政统这个核心,曾国藩在为官治军实践中极力倡行礼治德政、经世致用和人才兴政的政治伦理主张,试图通过自己的体悟开化,为道统与政统的延续寻求某种定力或门径。     

牟宗三先生第三期儒学之概念与三统并建论

第三期儒学一概念,原为“儒学之第三期”,首见于抗战胜利后牟宗三先生起草的《鹅湖书院缘起》,产生于当年鹅湖儒者群体之文化意识与文化反省。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牟先生将儒学第三期之发扬定性为一场我们这个时代“担负圣人型范下大事业”的文化运动。由第三期儒学文化运动所要树立所依据的“道德的理想主义”之大纲维与时代之需要,牟先生提出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说。此是牟先生为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确定的总使命、总方向与三大原则。     

清遗民社会公益活动行迹考察

清遗民虽然退出了政治生活的核心地带,但并非绝对游离于社会之外。在其传统绅士人格作用下,清遗民关心民众生计,积极参与民初各地社会公益活动,通过捐助地方教育及修葺乡祠庙宇、赈济灾害及救济贫民、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及维护地方安定等方式,其公益活动惠及众多民众,对解决民初社会民生问题、缓解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秩序贡献良多。清遗民的社会公益活动因受社会环境影响而颇具近代色彩,体现了这一传统士人群体在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自身的嬗变。     

从“满汉”到“中西”:民初清遗民视野中的“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是儒家文化核心观念,有种族之分和文化德性之分。清末满汉对立思潮崛起,强调基于种族之分的“华夷之辨”。辛亥鼎革后,清遗民一方面反对这种基于种族之分的“华夷之辨”,从文化德性之分的角度强调清朝统治的正统性,并且从金、元等历史资源中寻求支撑;另一方面,他们强调“君臣大义”的绝对性。与此同时,他们将民国后国内外的混乱皆归咎于西学,认为让世界久安之道必然还是“莫备于周孔”的中学,至此在他们视野中,中西夷夏地位逆转。清遗民的“华夷之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君主制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合二为一的道德主义论述,虽然其与具体的历史语境已然“错置”,但作为一种文化思潮,还是对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着重要的影响。     

明遗民史家的历史书写

明遗民史家群体的历史书写既是易代修史传统的延续,也是明遗民政治、思想、文化立场的表达,具有浓厚的遗民特色。其修史旨趣在于为故国存信史、以史经世和表彰忠义先贤。明遗民史家群体的历史编撰也体现出鲜明的遗民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的史料采择、史书体例和史书的范围与主题等方面。     

论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的虚倾——兼论中国古代的“道”、“治”矛盾

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是虚倾的。其政治理念是脱离现实政治的，在实践上是虚而不中用的。由此产生了“道统”与“治统”的矛盾。     

道统的重建——二程“道统论”的政治自觉及其限度

二程接续儒家道统,以批判佛老、复兴儒学为己任,提出"天理即道",并以自身的政治、学术实践抵御和限制君权对道义的戕害。但二程对道统议题的理解有其局限和不足,在现实政治中,他们的道统理想无法真正实现对政统的超越和支配,只能成为在思想领域指引着实践政治的可能方向。     

《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

《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一书系我校历史文化学院罗志田教授近 年来所发表论文的结集之一，系上海古籍出版社“晚清民国学术书系”之一，已由该出版社 于2001年10月出版发行，定价16元。该论文集近30万字，收集作者1992年至1999年公开发表的有关民国史的论文10篇，从不同 角度触及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些面相，且都与民国政治相关，故有此定名。该书分为“ 自序”、“引论”和“思想与社会”、“文化与政治”、“从内政到外交”等五个部分，内 容所涉主要集中在新文化运动前后至北伐时期的内政与外交各个方面。其中“救国抑救民?…     

论王士禛与遗民交往的功利性

王士禛与遗民群体的交往主要集中在其五载扬州推官期间。他千方百计赢得遗民群体认可,为其在文坛以至政坛发展铺石筑路,是王士稹与遗民交往功利目的的初始。进而对遗民群体持以似有还无,若即若离甚至敬而远之的态度,是王士旗与他们交往的功利心态发展演变过程的体现。最终,“鸟尽弓藏”可谓是王士稹与遗民交往的功利目的实现之后的必然结果。王士禛对遗民群体的“用行舍藏”,顺利完成了自己文学地位的确认以及政治功绩的积淀,某种程度上也使其成为了满清统治者怀柔文化政策的执行者。     

传统政治结构中的儒家知识分子

＂道义担当精神＂这一共同特质使西方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和儒家士大夫可以联系起来考察。道尊于势,道统高于政统。士志于道,儒家知识分子代表人民,不断批判、抗议现实的政治权威,缓和了君主与人民的对立和冲突,对传统政治结构起到了稳定作用,形成中国的开明专制。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表现为这两种政治主体的协调和冲突的循环。     

朱熹文化世界的“三统”整合

朱熹的文化世界,是一个包括了学、政、俗三个层面的生命统一体。其中学术世界为思想基础,政治世界乃现实追求,日常世俗世界则是最终关怀。三个层面均以圣王相传之道统为精神前提,“三统”整合即是朱熹文化世界的终极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