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韩国出生性别比问题比较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持续升高的势头。2000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9.92。地区间、城乡间出生人口性别比差异也较大。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起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1990年高达116.5。但经过韩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2004年韩国出生性别比下降至108.2,接近正常水平。韩国应对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成功经验对解决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单独两孩”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效应分析

如果生育控制政策会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那么"单独两孩"等生育调整政策必然会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势头产生缓解效应。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本研究采用2014年各省(区、市)的最新数据来探讨单独两孩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结果发现,单独两孩政策对一胎出生性别比有缓解作用,但对二胎出生性别比可能存在恶化的效应。因为单独两孩政策实际上给了有男孩偏好的单独夫妇一次选择性生育的机会,客观上恶化了二孩出生性别比。因此,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关键在于改变男孩生育偏好的生育文化。     

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状况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文章提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多层次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分层模型来研究生育政策和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妇女个人和家庭特征、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情况下,生育政策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仍然有显著影响,生育政策越严格,出生性别比失衡越严重。研究还发现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对出生性别比失衡有缓解作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的增加都可以减缓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程度。不考虑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容易低估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加剧作用。     

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出生性别比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并非是8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虽然总体上无显著异常,但在不同的家庭原有子女性别结构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无男孩结构的出生性别比明显高于有男孩的出生性别比,且超出国际上普遍认同的出生性别比范围。另外,在无男孩结构中出生性别比随孩次的升高呈上升趋势。这表明我国的出生性别比的异常是和我国传统的文化习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这种文化因素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在这一影响消除以前,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上升将是生育率下降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阶段。     

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促进社会管理改革创新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反映,我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是118.06,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提高了1.2个百分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高的情况下,浙江省湖州市却连续24年保持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     

中国出生性别比水平与数据质量研究

通过对多套数据的分析和比较,对我国出生性别比究竟有多高、目前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数据是否可靠、出生性别比数据存在的问题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普查数据中0岁人口组性别比明显偏低,该年龄组的数据质量不可靠,判断我国出生性别比水平的态势应以其他低年龄组性别比的数据为主。普查数据中低年龄组又存在一定程度的女(婴)孩漏报的现象,导致低年龄组性别比一定程度的虚假性升高,影响了对我国真实出生性别比水平的判断。但是,即使扣除了这个因素,各个年龄组的性别比依旧远远高于正常值。所以,中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水平偏高的情况是真实的,只是真实的出生性别比水平并没有普查数据所显示的那么高。     

生育水平、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比——兼论出生性别比的监测方法

本研究以马-冯-陈模型为定性基础,认为一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到生育水平的影响。当无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主要通过改变不同孩次占出生人口比例的方式影响出生性别比;当有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既影响不同孩次占总出生人口的比例,又影响不同孩次的出生性别比,从而对总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对于没有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的人口,生育水平变化是引起出生性别比波动的主要原因。有性别选择行为时,生育水平变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较小,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性别比异常的主要原因。监测以"曾生子女孩次和性别次序"为条件划分的人群,可以有效而便捷地判断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     

20世纪90年代关于我国出生性别比问题的研究

我国在人口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就我国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进行讨论。这场学术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认识到我国出生性别比是“真性”失衡,为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弄清了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拓展了我国出生性别比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范畴;推动了国家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治理这一问题。     

对宜昌市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思考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每百名出生女婴所对应的男婴数，联合国设定的男女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值为103-107：100。出生性别比有其内在规律，长期失调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将对宜昌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原因、存在的问题以及综合治理的对策进行探讨。     

关于出生性别比的统计推断问题

文章阐述了如何用样本出生性别比估计或推断总体出生性别比的问题,以及如何利用两样本性别比来检验两个总体性别比之间在统计上是否存在差异。文中给出了出生性别比的标准误计算公式,并计算了在不同样本出生性别比水平下、不同样本规模的情况下标准误的估计,以及在95%置信度下的置信区间的估计;同时还利用二维交叉表的卡方检验和OddsRatio的卡方检验对两样本所反映的总体出生性别比差异的显著性水平进行了检验。文章得出的结论是,规模比较小的样本(出生人口少于3000人)和人口比较少的总体(总人口少于30万人),均不易于单独计算出生性别比。     

性产业中老年客人群体艾滋病风险及性网络状况——基于广西某边境县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艾滋病疫情发展显示,50岁以上年龄男性报告病例数增加明显,且以性途径传播为主。研究采取定性和定量结合方法,深入广西某边境县当地低交易价格性服务场所进行观察和访谈,并针对40名小姐,108名客人发放问卷、进行梅毒、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对当地性网络的研究发现,当地低交易价格性产业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性网络。小姐在其间有着较高的邻连度,而部分活跃的客人表现出更大的桥梁作用。同时,网络成员之间保持了相当长期的交往,网络成员之间的"熟悉"成为采取安全性行为的消解因素。诸多因素构成了通过该网络将老年人群暴露于艾滋病风险的可能性。     

当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经济学思考

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近几年愈演愈烈,被广泛关注的范围已经从学术界扩大了整个社会。本文拟就从产生问题的根源——男孩偏好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男女孩儿预期效用迥异入手,提出对当前已有政策的一些修正方案。笔者认为:诚如许多专家学者指出,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文化因素——男孩偏好,但是问题解决的根本出路绝不能仅限于男女平等,而应该实行对女孩的积极的性别歧视。     

中国出生性别比转变的人口老龄化后果：前景与对策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持续40余年,预计到2050年左右才能恢复正常。长达70年的出生性别比转变对中国人口和社会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以往研究主要集中探讨性别失衡问题,对出生性别比升高加剧人口老龄化的关注较少。为此,利用新近估计的中国出生性别比、生育率和死亡率数据,借助人口模拟预测和稳定人口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出生性别比转变的人口老龄化后果进行深入考察。研究发现,出生性别比上升不仅会减少女婴出生数,还会减少男婴出生数,由此造成人口规模的下降并加剧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引导出生性别比尽快回归正常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继续加强出生性别比治理可以在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特征分析

利用对中国人口有代表性的、最新资料 ,分析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的变化趋势和人群、地域特征。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异常 ,主要表现为第二及以上孩次的出生性别比的升高 ,其中只有姐姐的婴儿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情况最为严重 ;且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 ;从地域分布来说 ,华南和华东地区出生性别比异常现象最为严重     

出生性别比综合治理:有所为,有所不为

从1980年我国出生性别比越过正常值域至今,党和各级政府制订了种种措施进行综合治理,但取得的成效甚微。这一时期我国治理工作的特点有:重视禁止性法律法规的制定,但与之相配套的规章制度比较缺乏;重视目标任务的提出,但落实目标的措施比较缺乏;部门性、专项性规章制度较多,综合性规章制度比较缺乏。今后一段时期内综合治理工作,可以按照避实就虚、避难就易的原则,在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健全社会养老制度、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加大对两非行为的打击力度等方面有所作为;而在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传统文化的改变等方面有所不为。     

我国人口性别比的时间空间变化

我国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以五次普查的数据为基础 ,分别对我国总人口、出生人口、分年龄人口性别比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总结出 1 94 9年以来 ,我国人口性别比变化的特点。     

Changing causes of death and the sex differential in the US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ex differential in US life expectancy, the changes in this differential over the past 25 years and into the near future, and the apportionment of these differences among the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Movements in the sex differential over the years 1960–1985 were largely determined by changes in the accidents and violence and heart disease causes of death. The use of the life expectancy measure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those causes of death that impact most severely at younger ages.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is extended through projections of life expectancies by sex. In the projections increased cancer mortality among males contributes to a widening differential, tempered by greater progress against heart disease for males.This is a revised version of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s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30 April-2 June 1992, in Denver, Colorado.     

土家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调查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由于土家族女性的婚姻迁移,土家族地区的婚姻市场就呈现为男多女少格局,预演了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中国几十年内的性别后果。土家族地区男多女少的性别格局产生了三方面的性别后果：男性择偶困难;逐渐形成了“宁要两女也不要两男”的生育性别期望;已婚夫妻的权力关系向妻子倾斜。土家族地区的实践告诫人们：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本是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借助现代B超技术的产物．侣却会在几十年后以同样残酷的方式惩罚着男性和罄个社会。     

广东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现状、原因与对策

本文对广东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现状与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其危害与成因以及应采取的相应对策进行了探讨。作者指出:传宗接代问题、农村养老问题、性别选择、溺弃女婴、瞒报和基层计生工作不到位等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最主要因素,要促进性别比平衡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实行综合治理。     

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分因素贡献率

文章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比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经济学中的贡献率概念,给出分因素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贡献率计算方法,比较在全国出生性别比升高中各省的贡献及在各省出生性别比升高中分城乡及分孩次的贡献程度,为做好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工作提出新的观点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