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都市亚文化的情感地理特征——以亭子间文化为例

“情感地理”（EmotionalGeographies）是都市空间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它是情感表现与地理空间关系的具体化。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都市亚文化的情感-空间-身体结构呈现出“杂糅感”和“抵抗欲”等包容性特质。同时,传统文化中的“游民心态”也参与到了地理身份的构建,并且借助“群落生态”的亲缘聚合效应在亚文化中重构了社会关系。这种激进的人文地理学孕育出了集体主义均分式的空间观,进而形成对“五四”传统中指向个体解放的存在主义空间观的压制。这对当下都市亚文化的研究和规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正义何以建构——以阿玛蒂亚·森为中心的考察

正义的本源性不在于复杂概念的厘定和先验制度的设计,而在于究竟该持何种理念去建构正义。理智的审思是正义建构的逻辑之基,坚持理智的审思有助于克服传统理性观的缺失,使包容且又宽严相济的理性观得以还原,亦使形式理性走向实质理性,从而为正义的建构提供更加广阔的视角。开放的中立则是正义建构的位置要求,秉持开放的中立,才能走出位置客观性的幻象,避免陷入封闭中立的泥潭,才能充分彰显开放中立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拓宽我们的视野。多样的缘由,则是从现实的角度对正义的应有考量,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束缚,才能对各种不公和非正义作出更加清晰的辨识,才能对正义形成更加正确的判断,由此而建构的正义才可能更加理性、客观和公允。     

当代都市社会语境中的正义转型与重构——一种空间正义构成维度的反思

正义的构成与社会形态之间具有深层的关联。社会的普遍都市化推进了社会运行方式发生了根本转换。社会财富与利益、权力与权利、身份与地位都在不断空间化,并且必须以空间的形式来实现。所以,正义的内在构成与问题视域得到了重构。正义的理论形态与重心也必须发生相应的转换。从根本上讲,空间正义是都市社会正义理论的具体形态及其实现形式。空间正义适应了都市社会正义规范的现实需要,也构成了我们思考与建构都市社会正义话语的理论范式。     

元宇宙的空间生产与空间正义——以元宇宙“虚拟城市”为例

元宇宙作为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必将引起网络空间结构的深刻变革。网络信息空间曾经是以高度流动性、身体不在场为主要特色的缺场空间,而元宇宙则凭借新的技术手段打造三维拟真场景和身体高度涉入的沉浸感,从而对互联网缺场空间形成重构,使网络信息空间进入到“虚拟在场”的空间状态。元宇宙空间已经不仅是一个用于快速传递信息的节点间网络,更是一个有明确物质载体的数字地域共同体。网络信息空间变得具有更多城市空间的属性,网络信息空间中的生产活动越来越像城市空间生产。从元宇宙“虚拟城市”的早期案例中可以发现,其既有资本主导、投机炒房等空间非正义的一面,也有用户自主参与、区块链去中心化等空间正义的一面。要实现元宇宙的空间正义,进行共享的、均衡的空间生产与分配,就必须超越数字资本主义。     

空间正义视域下中华民族文学史观的价值向度

中华民族文学史观的空间正义,既是重大理论问题,也是紧迫的现实课题。中华民族文学史的述史观念不能只考量线性时间维度,也不宜仅仅徘徊于族属和地理空间层面的表象性强调,还须正视并重视新的述史可能性。概而言之,空间正义视域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新的述史可能主要指向三大向度:一是叙事视野公平,即要求述史者勇敢告别"虚构/非虚构"二元对立思维,尽力接近"文学性"的文学本原;二是媒介形态公正,在主流性纸质书面文学外,还要认同口传民间文学的体量,并适时接纳电子网络文学新形态;三是文本空间公允,亦即合理彰显中华民族文学入史的艺术形式标准,同时兼顾视像时代文学入史的语图互文效应。唯其如此,才能推进既合规律又合目的的中华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垦拓并优化中华民族文学史建构工程的广阔视界与科学布局。     

论城市空间正义

城市空间正义的目标是要保护公民的空间权益,其最基本的诉求就是城市空间的属人性、平等性及多样性。但是应然的价值诉求与实然的状态之间由于社会结构动力和文化动力的双重推进产生了一定的偏差,具体表现为城市空间的异化、空间的剥夺以及空间的隔离。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矫正城市发展空间正义缺失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要建立城市空间正义,应当明确定位城市发展的价值取向,合理制定落实城市发展政策。     

数字空间正义的理论内涵、缺失表象与弥合路径

数字空间是互联网集团代表的市场资本和掌握数字知识的技术精英共同塑造的新型社会空间,而数字空间正义就是对数字空间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空间异化现象的反思和批判,意指社会个体能平等公平地分配数字资源以及拥有充分数字权利。数字空间生产中,受市场资本和技术精英的共同支配和影响,数字空间日益沦为数字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空间,技术精英进行监视以及自我约束的规训空间,类型和功能均具明显单向度特征的同质空间,延续并再造新型社会不平等的区隔空间,进行免费劳动的剥削空间以及引导预售的消费空间。长此以往,数字社会日益沦为单向度社会,数字生活沦为单向度生活,人也日益丧失否定、批判和创新而成为单向度的人。为打造正义的数字空间,实现诗意的数字生活,须坚持数字空间生产的人本性和正义性取向,通过完善契合数字空间运行和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规范数字资本时空运作以及生产复合型数字空间,再造专业型数字文化空间激发数字生活的集体记忆,秉承差异再造原则并保障主体数字权利,确保数字技术开发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平衡等路径予以实现。     

空间正义:我国城市空间生产的基本价值取向

我国城市空间的生产要坚持空间正义。空间正义要求保障人民的空间权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基本伦理诉求是以发展为基础,以平等为前提,以人民为中心,以多样性为追求。当前我国城市空间生产中存在着空间正义缺失的状况,其基本表征为空间的贫困、空间的异化、空间的同质化、空间的隔离化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空间生产的相对滞后、资本逻辑支配空间生产以及集体行为逻辑的存在。因此维护我国城市空间正义、促进我国城市空间生产需要采取三重维度的解决路径,即实现包容性增长、消弭资本逻辑副作用、破除集体行为逻辑。     

迈向空间正义的民族国家发展探析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空间正义"已成为空间发展的重要议题,这为我们剖析民族国家空间发展提供了新视角.空间生产时代,追逐利润的资本逻辑越来越对民族国家空间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造成了民族国家空间资本化、空间殖民化和不平衡地理发展.为此,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要以空间正义为目标导向:一要坚持平等性原则,推进"人类命运共同...     

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政治思想:以索亚为例

在批判社会理论"空间转向"演进的脉络中,正义概念日益从一种价值和道德判断走向一种政治正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正义的双向流动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由隐到显的过程,诞生了诸如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空间政治学、城市权和空间正义联盟这样积极的中层理论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正义之思,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或者直接挪用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思想资源,而是需要在西方理论与本土现实之间做一种"嫁接"和创新,回应现实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空间矛盾和问题,唯有如此,本土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空间正义才有可能。     

一种功利主义的正义理论何以可能？——以约翰·密尔为中心的考察

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功利主义通常被认为在正义这一领域内遭遇了困境。随着关于约翰·密尔修正解释的兴起,密尔的正义理论被认为可以走出这一困境。在密尔那里,功利原理并不是一种狭隘的道德原理,而是作为整体生活技艺的第一原理。与生活技艺相对应,密尔提出了生活技艺得以实现之基础的性格学。性格学主要关心如何培育人的自主性,自主性成为密尔规定功利这一概念的核心要义。同时,密尔将权利视为正义区别于其他道德技艺的关键要素。权利被密尔重新定义为对人而言最为重要的功利,而自主性就是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性功利。结合密尔对功利原理和正义的讨论,自主性成了搭建功利与权利之间的概念桥梁,一种功利主义的正义理论得以可能。     

论社会主义空间正义的基本架构——基于主体性视角

从主体性视角出发,空间正义就是一种符合主体伦理精神的空间形态与空间关系,它强调在空间生产关系中,应关注主体(尤其是弱势主体)的自由选择、机会均等和全面发展,以及主体"栖居"在自然环境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社会主义空间正义主张,所有社会主体能够相对自由、平等地享有空间权益,不受支配地进行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的理想状态。社会主义空间正义的实质是和谐与平衡,即努力实现不同政治价值取向以及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博弈的动态平衡。     

当代中国空间生产的矛盾分析与正义建构

中国已进入以“空间资本化”为特征的空间矛盾凸显期,面临着多重困难和危机。在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往往错误地把城市空间的更新与改造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当成简单的建筑工程,无视旧城厚重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无视脆弱的生态,成片地拆除历史街区,兴建大量高密度的商品房,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城市空间生产很容易被强大的资本“绑架”,沦为牟利的工具。自上而下的空间生产模式不仅把广大的城市居民排斥在规划决策过程之外,由于这种模式缺乏有效的监管,城市更新改造常常演变成引发大量社会矛盾的疯狂的与民争利行为。从中国的发展现状来看,中国需要重建空间正义,加强制度与政策的顶层设计;需要“自下而上”的主体参与和普遍的“自我管理”;需要建构社区政治作为后单位时代集体行动的组织依托。     

空间正义之维的新时代城市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城市治理的核心目标是维护空间正义;新时代城市治理以促进空间产品分配正义为基点,在对空间环境和社会关系的治理中建设美好美丽的空间场所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发展正义;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为指导,探索新时代城市治理的过程机制和方式方法,切实推进人民群众的空间分配正义、空间协商正义和空间关系正义.     

论家事司法正义——以家事司法实体正义为视角

不同于普通民事司法正义,家事司法正义是一种特殊的司法正义.家事司法正义特殊性的根源在于家事司法价值的特殊性以及家庭法上的家事正义的特殊性.家事司法正义具有特殊的考量因素,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在满足当事人多元利益需求基础上依法公正妥善处理家事争议是家事司法正义的基本考量因素;实现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是家事司法正义的首要考量因素;维护家庭和谐是家事司法正义的应有考量因素.在家事司法过程中,为实现家事司法正义,我国有必要利用家事诉讼、家事调解、婚姻家庭咨询、心理咨询和治疗等四种机制处理家事案件.     

都市空间与消费文化专题研究

正主持人语: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文化研究"思潮的扩散和渗透,空间尤其都市空间研究广受西方学界关注,在跨学科领域形成了所谓的"空间转向"。这一研究自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马克思主义基调和批判理论的特色,本雅明、列斐伏尔和福柯为其贡献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性进程和消费主义则为其框定了基本的问题语境,其所涉猎的议题,从空间再现到空间生产,从空间与身体规训到空间与社会治理,从商品和景观拜物教的空间部署到阶级、种族和性别     

文化互动与空间转向——论1990年代以来的“都市文学”

“都市文学”是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热点现象之一,其出现显然与90年代以来社会、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在考察“都市文学”的概念及其生成语境的前提下,依次探讨其发展脉络、作品主人公的身份、精神面貌,以及运用空间理论、后现代地理学探讨其系列问题,进而延伸至世纪初文学的“进城”与“返乡”等问题,既可以勾勒90年代以来都市文学的基本脉络,同时,也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