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集中居住、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农民集中居住是把居住在自然村落的农民整体搬迁到新型社区。农民集中居住是统筹城乡发展、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重要举措。以江苏省为例,通过SPSS对问卷的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发现,集中居住区2/3的移民持市民身份认同,影响移民身份认同的因素主要有个体特征(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社会交往与参与、社区条件(社区配套设施与物业管理)以及政府政策。因此,需要采取相应措施,帮助集中居住区移民完成新市民身份的建构。     

平原农区农民集中居住社区建设的理论思考

通过对我国豫、鲁、皖等省平原农区农民集中居住社区建设实践的考察,肯定了这一建设模式对促进这些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乡风文明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从促进新型农村社区持续发展及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角度,对这一建设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农民就业不足、建设资金匮乏及推进新型农村社区房地产制度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分析.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区社区治理问题研究——以苏南地区若干社区调查为例

农民集中居住区伴随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而出现及普及,苏南地区在农民集中居住区社区治理问题方面已取得了重大成就,完成了物质设施层面管理的完善和素质意识层面管理的提高。分析政府的征地补偿、居委会的职能错位和居民的意识形态、生存压力等多角度治理问题,以及农民集中居住区现今存在的三大矛盾,即居民与政府、居民与居委会、社区居民内部的矛盾。根据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引入多中心治理理论和善治理论,并建议加强社区居民的交往,强化社区的互动,以及拓展社区服务范围,建立面向全体居民的社区服务体系。     

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差异性发展：江苏证据

近年来,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江苏省客观上存在着区域（苏南、苏中、苏北）发展不平衡以及农民自身条件不同的问题。在苏南,农民集中居住具有较强的产业带动力,而苏北则表现为产业带动较弱、行政推动较强的特点,苏中则是在产业、政府共同作用下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兼顾统一性和差异性,因地制宜,分类推进。     

农民集中居住、文化适应及其影响因素

农民集中居住问题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从文化适应的角度来探讨新移民对于集中居住方式的适应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以江苏省为例,通过使用SPSS软件对问卷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发现,集中居住区移民总体上适应状况良好;在影响因素上,社区环境和配套设施、社会交往和社区参与、地区差异以及身份认同等因素对集中居住区移民的文化适应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对政府部门来说,应该扩展居住区公共空间面积、加强居住区社区建设,同时在推进过程中要考虑地区差异因素;对农民来说,需要积极配合政府的行动、加强社区参与和邻里交往,以提高对集中居住的适应能力.     

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制约因素分析——基于深圳A区的问卷调查

文章将社区参与分为表达式参与与选举式参与两种类型,试图将社会地位与社会网络、结构因素与文化变量加以整合,重点就制约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水平的因素进行撂究.深圳A区的实证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参与的形式日趋多元化,表迭式参与正呈现上升的态势;不同类型的社区参与往往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家庭规模、政治面貌、职称结构、组织资源、社会阶层、上网时间、社会资本、社区认同、社区结构等是影响以上两类社区参与的共同因素.加强社区党员的动员能力建设、利用互联网优势、培育社区认同感和社区社会资本是引导城市社区居民有序参与的关键举措.     

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以长春市H社区的社区参与为例

以H社区的参与状况为例,分析了社区参与的特点和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加强社区参与、推进社区建设的相关对策建议。     

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也是发展中人口大国崛起过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峻的国家.社会参与作为产出性老龄化的精髓和核心、解决老年人有所"为"的重要途径而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研究发现,老年人对社区参与难易程度的主观判断会对参与意愿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随着老年人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其参与愿望越来越高,二者呈现正向变化;年龄越低,参与的愿望越高;老年人的社区参与意愿受社区、街道等组织集体活动的开展情况影响较大,表现出的对机构、组织的依赖性较强:社区居民之间熟络程度越高,则老年人参与文体活动、社区公共事务的意愿越强烈.     

低碳城市社区参与的国际经验

对伦敦、哥本哈根、库里蒂巴三个著名的世界"低碳城市"建设案例分析表明,公共交通、社区组织和市政支持是确保"低碳城市"建设得以成功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其中尤以社区居民能够自觉接纳"低碳"理念,积极进行社区参与建设最为关键。国外先进的"低碳城市"建设理念和经验对我国当下方兴未艾的城市低碳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作用。     

新内源式发展视角下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因素研究

培育农民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理念认同,提高农民的数字素养,进而建立广泛而有效的农民参与,激活数字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然而,农民无意参与、无力参与、无序参与成为现在数字乡村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难题。基于此,本文根据新内源式理论,构建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因素概念模型,运用分层回归和SEM模型开展实证研究,探讨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数字素养和数字环境会对农民参与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外部动力(政府支持、市场投入和城乡融合)则需要通过数字素养和数字环境间接作用于农民参与的提升。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搭好台”——营造良好数字环境、“唱好戏”——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拉好客”——凝聚多方力量的政策建议。     

社区公民参与特殊性之内外审视——基于治理视阈

近年来,"社区自治"、"社区治理"两个概念在学术界被频繁使用,也体现了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着"社区自治"和"社区治理"两种主张之争.实际上,社区治理更符合中国的现状,它要求重视公民的作用,但公民参与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因而对公民参与特殊性进行外内部的审视,应该能推进社区治理向前发展:从社区参与的外部视角审视,社区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载体,即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自治组织,但不能仅仅是惟一的自治组织;从内部视角审视,内部参与将促使社区逐渐摆脱政府控制,培养公民精神,有利于促进社区公民社会的发展.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以武汉市W社区论坛为例

城市社区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和公共领域的本质性规定与其实际运行中的行政化特质之间的张力指引了对社区公共参与这一研究题域的建构.通过对武汉市W社区论坛这一新型参与机制和组织形式的演变历程、生成逻辑和运作机制的分析与考察,可以看出,当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呈现出政府主导性和自主自发性两重面相,在一定意义上是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和政府部门三个行动主体合力建构的结果.而我国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和社区治理的有效运行,关键在于社区参与机制的制度化与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变.     

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与民主价值

城市基层民主发展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程,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层,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结构为公民参与基层民主创新提供了制度平台,而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价值,也推动着城市基层民主的实际运转,是现代民主在社区微观层面的实现。在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利益与权利得到实现,理性协商的公民精神得以培育,现代公民的主体性得到彰显,社区公民组织成长起来,民主不再抽象,不再陌生,而首先在社区范围内成为公民触手可及的真实生活。     

社会转型期影响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及对策

本文所论述的农民政治参与指的是农民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利，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村委会组成人员的产生和村委会政策决策过程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传统思想、农民自身主观因素、不良社会群体与组织、熟人效应、乡(镇)级政府行为、村委会自身行为、经济因素等都是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     

影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七个障碍

通过分析农民参与政治的障碍以及造成这些障碍的原因,指出农民政治参与的时代意义,以及对推动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市场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深远意义.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参与不足:困境与突破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但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社区内的社会关联度较低,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社区意识来构建社区内的社会关联。     

和谐社会建设与农民的政治参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离不开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当前农民的政治参与已取得一些成绩,但也存在种种的问题。我们要从各方面采取措施,促进农民参与政治的热情,提高农民参与政治的水平。     

社区基金会类型化发展与行动策略选择——基于社会资本的分析视角

当前我国社区基金会呈现政府发起型、企业发起型、社会组织发起型、居民发起型及混合发起型的多样态发展趋势。因发起主体及对社会资源依赖程度的不同,各类型的社区基金会在特征内涵上有明显区别,在实践中也采用差异化的行动策略。文章基于社会资本的分析视角,从组织行为的情感性行动意向与工具性行动意向出发,将不同主体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的行动策略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双强”行动策略,“高情感性、弱工具性”行动策略,“高工具性、弱情感性”行动策略以及“双弱”行动策略,并提出鼓励发展社会组织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积极扶持居民发起型社区基金会、合理引导企业发起型社区基金会和谨慎发展政府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