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与儿童文学翻译

接受美学是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新的方法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引入中国翻译领域,但很少有人用它来解释儿童文学翻译.通过这个新视角对儿童文学翻译作尝试性研究,指出接受美学可以用于研究儿童文学翻译,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传媒时代儿童文学传播的三大障碍及破解之策

在当今的传媒时代,纸质儿童文学在各类新兴媒体的包围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着三大传播障碍,即环境障碍、知沟差异和语言障碍。只有对儿童文学传播语境的变迁进行深入考察,才能不断克服文学传播的现实障碍,让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走进儿童的精神世界。     

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障碍问题的对策探析

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易于受到非科学性的干扰,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可以归结为主观意识形态的教育,着重从教育者、接受主体以及接受环境三方面分析化解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障碍问题的对策,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传媒时代的儿童文学创新与传播

随着传媒产业的迅猛发展,作为现代文化权力中心的大众传媒裹挟着商业意识、消费意识、娱乐意识对儿童和儿童文学形成了包围之势,儿童文学的传播在传媒时代面临着重重考验与挑战.在文学传播过程中,文学生产处于起始阶段,决定了文学传播发生的可能及顺畅与否.作为文学传播起点的作家应关注传媒时代儿童的成长及其内在需求,构建自己的儿童文学观,在叙事方式和话语方式上大胆探索,追求文体和艺术形式的创新,为新时期儿童文学走向儿童、走向世界作出贡献,让儿童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实现其自身价值.     

论"元和体"之形成与接受学的关联

“元和体”是诗史上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唐元和年间诗歌的一种重要体式。本文在详细解读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白氏长庆集序》的基础上,对“元和体”称谓的产生,创作与传播、接受的时间,形成的过程,传播的范围、方式和接受者的层次、态度,元、白的两面心态及其趋于自觉的接受意识等,予以考订、辨析。认为:“元和体”与接受学具有紧密关联,其接受过程犹如一柄双刃剑,既在接受者与原作者间形成有力的双向互动,又因拙劣的仿效而导致大量庸滥作品的产生。而从终极意义上讲,没有接受者,元和体诗就难以形成完备的规模和传播的高潮,也就没有从唐代开始一直传到今天的“元和体”的称谓。     

外来影响与主体接受——加里·斯奈德接受中国文化的个案研究

学界在研究加里·斯奈德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时,侧重于从影响的角度出发.文章从斯奈德作为接受主体这一角度出发,主要探讨斯奈德为什么要接受中国文化,他为什么能接受中国文化,以及他如何接受中国文化等问题.     

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1949年以来的回族文学接受研究

1949年以来的回族文学,由于接受语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得接受主体经历了从"一体化"到多元化的变迁,接受维度也相应地从回族民俗层面逐渐深入到回族的族群情感内里,呈现出复杂的动态发展趋向。与此同时,由于文化差异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影响误差,使得回族文学在传播过程中显示出必然的文化过滤这种文化过滤一方面反映出回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不可通约性,同时也彰显了回族文学的独特性。     

现代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与中国小说、戏曲的传播、接受

就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传播、接受而言,中国本土之外的海外华人无疑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群体,他们既是接受者,又是传播者。这种传播和接受伴随着华人移民海外的步履而展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它还参与了海外华人文化的重塑。对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译介,不仅满足了海外华人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延续文化薪火的愿望,也使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更为广泛地传播。在对传统小说、戏曲的研究中,海外华人学者是一支独特的学术力量,他们的研究成果颇多可借鉴处,与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形成一种有益的互补。     

莫言小说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

莫言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始于1988年,迄今为止,其作品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著名翻译家葛浩文、陈安娜、藤井省三、吉田富夫、尚德兰、诺埃·杜特莱等对其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莫言小说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海外影响力,究其原因,得益于莫言小说创作中的世界因素,他将中国传统写实和外国魔幻主义的表现手法融为一体,艺术地展现出中国本土文化的复杂内涵,其标志性的莫氏风格成为广大海外读者了解现代中国的一面镜子;特有的民族性与真实性的融合,使其成为海外读者透视中国人心灵的一把钥匙;独特的语言魅力以及小说被改编成多部知名电影后引发的再阅读,也为莫言小说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无疑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坛中的影响与地位。     

黄庭坚诗歌传播与接受的互动

黄庭坚诗歌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四种类型。单篇作品的酬唱、赠答和书籍的借阅、传抄是一种经由交换渠道的人际传播,集本的编刻、买卖是一种经由市场渠道的商业传播,它们都通过不同的方式与诗歌接受发生密切的互动关系。而诗歌选评、诗话则兼有人际传播和商业传播的特征,其本身就是诗歌传播与接受的统一体。     

后代文化的太阳——谈冰心儿童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

五四运动爆发后,冰心开始重视儿童文学。她认识到这是为了培养革命的接班人和坚强的后一代,意识到作为一个人民作家的庄严使命,她身体力行,在儿童文学创作、阅读、儿童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产生了广泛影响,从而牢固树立了其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论李白诗歌当代传播与大众接受的形态与特征

通过统计三十年来基础教材选择中国古代诗人作品的情况发现,李白诗歌的入选量最大、入选率最高。究其原因,是近几十年来文学思潮的推动使然。分析入选教材的李白诗歌发现,在李白诗歌的传播与接受中,存在着将李白诗歌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但李白诗歌入选重复率高的作品恰是唐以来各种选本认定的经典之作。由此可见,李白诗歌的当代接受相对于历史上的李白接受既有继承又有突破,是李白诗歌历史接受的一部分。     

唐五代人对李白诗歌的传播与接受

考察李白诗在唐五代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可以发现盛唐时期人们对李诗怀有浓厚的接受兴趣,中唐以后,虽有李杜优劣之论,但李杜并尊的意见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李诗的传播方式主要为编集传播和选诗传播,二者均对李诗的流传起到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成功经验探析——基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学视角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伟大工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诸多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各种方式方法共同铸就的成果.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危难之际拯救了中国,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新中国的成立,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接受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有异曲同工之妙,有必要基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学视角,分析、借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成功经验,即接受环境的客观促进、接受主体的主观需要、接受客体的适时调整、接受媒介的层出不穷,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的有效性和实效性.     

文学家的教育情怀与教育家的文学情怀——论陶行知的儿童文学创作

陶行知的儿童文学创作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具有拓荒意义的重要成果,其儿童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度在于以儿童身份的确认作为创作的目的,其创作文本在主题和形式上表达的是真正的儿童意识、儿童声音以及儿童权利。陶行知通过完整的儿童世界的审美书写对儿童作为人的意识唤醒的行动推进,是从根本上发现儿童、解放儿童,建立其独立的人格,是作家站在文学创作立场上对于儿童童年精神的一种艺术传达。文学家的教育情怀与教育家的文学情怀是陶行知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中同质异构的两翼,共同构筑了其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和特色,从生命、人生的角度看待童年,其笔下建构的理想儿童含蕴了为现代中国寻找健全人性的文化理想。     

当前中国西部儿童文学的文化多样性

从文化多样性视角观察西部儿童文学是一种新颖的研究角度,它有助于廓清西部儿童文学自身的文学构成与精神特质,认识西部人文传统与现状之于儿童文学发展的影响力,透视西部儿童的生存与生活问题等。     

后现代语境中俄国形式主义的传播与接受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俄国形式主义在我国传播与接受是在后现代语境中展开的。在这一语境之下,俄国形式主义一方面因和后现代文学观念抵牾而受到訾议,另一方面因其对文化研究的救弊作用而在文学理论批评的重建中被重新发现价值。俄国形式主义在我国1990年代以来传播与接受从"抑"到"尊"的走向表明,我国文学理论批评正从现代型向后现代型转型,并进而走向成熟。     

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坐标——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创作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构成了新的文化坐标。在这一坐标系中,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民族文化人格开始形成,同时又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碰撞中,呈现出突围姿态。这样的文化坐标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指向,而是以儿童为中心的多方位的文化辐射。它沟通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情感,缩短了儿童的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是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     

文化方舟:新世纪五年的辽宁儿童文学

新世纪五年以来,辽宁儿童文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更注重文化内涵的表现,主要表现在儿童文学中新的层级意识的产生及抵制,以及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弘扬,以此构成了多元文化格局下的儿童心灵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