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佛教与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在契丹、女真、蒙古诸族在进入汉地并建立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入与汉族的交流,这种交流与其接受汉地文化同步,而佛教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与影响,有力地推进了这些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程。这也是中国佛教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     

论蒙古帝国及诸兀鲁思诏令末尾的诫饬语——为“不怕那甚么”更进一解

蒙元时期的蒙古文直译体诏令多见一种独特的尾句“他每不怕那甚么”(ülu˙u ayuqun mud)。广泛比较大蒙古国、元朝、伊利汗国、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公文,可知以“惧怕”为中心词的诫饬语,在13～15世纪欧亚大陆上的诸蒙古政权中一度得到广泛应用,且衍生出多种形态。“不怕那甚么”与汉地、钦察、伊斯兰文书行政传统并无直接关系,似属大蒙古国时期开创的一种文书体式,定型于元世祖忽必烈统治中后期。诫饬语“不怕那甚么”还反映了早期蒙古国家在法律制度、政治文化和统治心态上的某些差异性特征。     

元代冗官述论

元代冗官,不仅普遍存在,还以官府名目繁多重叠、多员制泛滥和高官剧增肆虐于政坛,从而成为继两宋以后又一个官府冗滥甚为突出的时期。蒙、汉政治文化二元体制下的汉地官与蒙古游牧官的拼加混合,直接导致了官府叠床架屋。蒙古忽里台贵族会议旧俗和统治者视官爵如赏赐的放纵政策,又为多员制泛滥和高官剧增推波助澜。蒙古皇室贵族及怯薛近侍等在冗官浪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蒙古西征与伊利汗国的汉人移民

蒙古西征带动了大批汉人西迁伊朗。汉文、波斯文史料及考古资料显示,西迁汉人中有军匠、医师、工匠、画师、厨师等各类技术性服务人员,其中大部分人为蒙古统治者服务或在宫廷效力,也有一些人在民间讨生活,还有部分人失去了人身自由,沦为奴仆。汉人移民在伊朗生产、生活,将汉地的科学技术、医学药学、艺术风格、饮食风俗等带到伊朗,为波斯文明打上了不可磨灭的汉文化印记。     

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各派与宗王之关系探析

藏传佛教,形成于公元7世纪,是综合了印度佛教和吐蕃苯教而成,内部派系林立,有各自的法主、寺院、势力范围,蒙元以前,它主要在吐蕃地区传播。公元13世纪,随着蒙古帝国的崛起,蒙古统治集团对吐蕃地区的觊觎,藏传佛教的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由于藏传佛教独有的特性和深刻的影响力,各派法主睿智的决策和长远的政治谋略,藏传佛教渐渐流入蒙古皇室,为蒙古各系宗王所接受,并与之建立了福田与施主的供养关系。从此,藏传佛教进入中国汉地,在元帝国范围内传播开来,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都与中亚蒙古国家[窝阔台汗国]的兴起》评述

从大蒙古国向元王朝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是原本一体的蒙古帝国瓦解和独立的蒙古汗国出现的过程.这一方面是由于经历了数十年的征服、占领,蒙古统治者和各个地方社会(钦察草原、中亚、汉地)逐渐结合,使得原有的行政组织和国家机器不复按照统一的模式对帝国疆域进行有效控制;同时也是黄金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日趋激烈,从而导致原有血缘纽带彻底崩裂的结果.     

元代蒙古酎温台家族史事考

河北省曲周县近年新出土元代诺怀墓志。墓志介绍了志主诺怀的姓氏、籍贯、职官、先世职官及生平事迹,为研究元代史提供了新的材料。蒙古酎温台氏家族五代在汉地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受汉文化影响,并融入汉族文化圈,但在婚姻等方面他们族群意识明显。     

论元代畏兀儿人的儒学

元代是儒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蒙古人初入中原，草昧初开，对儒学的重视，而儒学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蒙古统治者在契丹人，尤其是畏兀儿儒士的极力敬仰与推荐下，逐步为蒙古统治者所接受，遂出现了以“汉法治汉地”的策略。这一政策的实施，又进一步推动了元代儒学的发展。有元一代，畏兀儿儒学发达，而且已掺杂了道家及禅宗的某些理论，当时还涌现出像廉希宪、合剌普华、安藏等一批著名的儒学名士，他们不仅自己修习儒学，而且积极推动蒙古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采取措施以促进儒学的发展。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畏兀儿官员，政治比较清明，对元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耶稣会士张诚眼中的蒙古地区

张诚一行于清初康熙年间来华,开启了中西方交流的新纪元.张诚曾前后八次前往蒙古地区旅行,他在蒙古地区的经纬度测量、游历见闻、对时局及社会众生形象的记述构成了他对蒙古的认知,是西方传教士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诚将这种认知传递回欧洲,成了18世纪西方获得蒙古相关知识的主要来源,使欧洲有了对蒙古地区的整体认知.为西方对蒙古地区及蒙古民族的关注及研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美岱召及其大雄宝殿壁画研究

美岱召位于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大青山南麓,是内蒙古地区建造较早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美岱召的建造以及发展历史对于明清时期漠南蒙古藏传佛教历史线索的厘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关岱召壁画中最具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壁画当属大雄宝殿佛堂四壁。殿内壁画从多方面再现了土默特地方在明清两代蒙、藏、满、汉等多民族交流的盛景,诠释了蒙古族人民对于汉地文化以及藏传佛教文化艺术的借鉴融和,继而产生的具有蒙古族审美特色的艺术形式。     

试论禅宗在吐蕃社会的传播及其影响

从藏王松赞干布时起,汉地僧人就通过不同的渠道不断进入吐蕃社会,致使汉地的佛教思想在吐蕃社会影响日益扩大,直至以摩诃衍为代表的汉地佛教禅宗顿门派传入时,使这一影响达到鼎盛。虽然在“顿渐之诤”中摩诃衍失败,但汉地禅宗教法对吐蕃社会的影响并没有断绝,并一直影响到后弘期形成的一些宗派体系和思想     

萨满教与蒙古文化

蒙古萨满教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并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而残存至今,对蒙古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一直产生着深刻广泛的影响。如果我们采取近年来盛行的“蒙古源于蒙兀室韦”为起点来叙述蒙古萨满教,则与蒙古萨满教的源头相距甚远。况且,室韦人“无羊少马多猪牛”,“颇有粟、麦及稷,夏则城居”。与食羊饮酪居穹庐之蒙古民族本非同一文化类型。文化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基本因素,探讨“随水草迁徙”的蒙古民族族源,尤其不能离开文化     

元太宗时期大蒙古国对汉地治理中的"画境"制度

大蒙古国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期曾在汉地实行"画境之制".该制度开始于金朝灭亡之际,因为对农耕区的忽必分封方案被否决而推行.画境之制将原金朝地区分为十"道",每道均设大达鲁花赤,负责维持社会秩序、监临本道内军政民政事务的次第展开和行政体制的建构及趋于稳定;该制度源自于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政权的政治实践,与汉地的制度传统没有关系.画境之制与元朝总管府路的形成有密切关联,但随着路府州县临民体系的实行和定制而最终在第四代大汗宪宗时期消失.     

罗马天主教与蒙元的关系

13世纪初,罗马天主教就开始与蒙古接触,罗马教皇曾派方济各会会士面见蒙古大汗,劝其停止征战;率领十字军东征的法王路易九世也曾让另一位方济各会会士前往蒙古军队送信,以联合对付伊斯兰教国家,但都未成功。蒙古入主中原并建立元朝以后,却又主动要求罗马教皇派遣天主教士来华,于是天主教正式传入中国并且得到传播和发展。这一变化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     

金初行台尚书省与汉地统治政策

汉地枢密院和行台尚书省是金朝初年为适应统治汉地需要而设立的特别机沟，其设置沿革、地位升降、人员任用等均与金初对汉地的统治政策以及金朝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有密切关系、关于汉地枢密院．本师李涵先生在《金初汉地枢密院试析》（见《辽金史论集》第4辑）一文中已加考述，本文现对行台尚书省的有关问题作些初步探讨。一、行台尚书省的设置沿革《金史·熙宗本纪》天会十五年（1137年）十一月丙午，诏“废齐国，降封刘豫为蜀王”，同时，“置行白尚书省于洋”。此为金朝设置行台尚书省之始。之所以称为行台尚书省而非如燕京枢密院那样称…     

律藏的来由及在汉地的流传与研究

律藏为佛教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地流传时间漫长，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概述律藏的形成及在汉地的研究。     

八思巴时期的两种行政体制

一、序说 通常被说成是在1267年即八思巴动身返回汉地蒙古皇帝的宫廷的前夕发生的一件大事是他建立了一个由他的随从和官员们组成的侍从机构,他们负责随着八思巴的声望和权势的增长而变得十分广泛的各种职责和任务。 和他(八思巴)作为萨迦派寺院的宗教和世俗的首领而在西藏具有的地位相一致,他作为至高无上的行政管理者的地位在当时的中部西藏即乌思藏地区也得到了巩固加     

乃颜—哈丹事件与元丽关系

十三世纪初，蒙古势力崛兴于朔漠。1260年忽必烈继位后，将统治重心南移至汉地，有意吸纳汉地的政治制度。然而，体制的改革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与传统势力发生矛盾。以元辽东地区为例，在“户不下数万，诸王、国婿分地所在”①的辽东实行行省统治，无疑要触犯到请王的传统利益，以此之故，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以乃颜为首的部分东道诸王公开叛元，反抗元朝中央对其铃束，史称乃颜之乱。乃颜之乱是元朝削藩改制的大事，早为研究者瞩目，并多有评论。然而元朝平定乃颜等叛王的影响并不限于辽东，此事给元朝东藩高丽带来强烈振荡，进而对元丽关…     

从草原到中原：蒙元历史变迁中的不兰奚制度

不兰奚制度指元代对散落无主的人、畜和其他各种遗失物即所谓“不兰奚”的管理制度,滥觞于早期蒙古历史中的相关习俗和习惯法,并随着蒙古国家的建立而逐渐形成.从大蒙古国到元朝,蒙元国家的统治重心由漠北草原转向中原汉地,不兰奚制度一方面在更广阔的疆域内得到施行,一方面也适应新的情况而不断改革和完善.随着以阑遗监为核心的管理机构的建立和一系列管理规范的制订,元代的不兰奚制度最终确立,不仅在保护失主所有权方面继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也更多的拥有了社会保障的功能.不兰奚制度在从草原推广到中原的过程中与汉法相互耦合,具有“蒙汉杂糅”的双重性格,是蒙元国家建构中制度变迁的一个缩影,从中可见元代统治之一斑.     

多杰觉拔格西弘法活动研究

多杰觉拔格西翻译刊行密法仪轨与经典,开启民国时期以汉文单行本传播藏传佛教的新形式。他注重讲授格鲁派经续、咒语与修习次第,详细阐述显密教理与修法仪轨异同,消弭汉藏佛教间的误解与偏见,建立双方佛教交流的契合点。他前往内地多省启建息灾和平法会、传绿度母、弥陀长寿合修等密法法门,为弟子传承密法灌顶授戒,汉地佛教居士界逐步成立修持密法的信仰团体。他支持僧人前往西藏游学,为求法僧人讲授西藏佛教历史传承与宗派状况,为汉僧入藏求法寻求便利。多杰觉拔格西是民国时期内地弘传藏传佛教密法的先引,他的弘法历程书写着以教佑国的揣思,推进汉藏佛教交流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