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两家的天人观及其在古建筑中的体现

“天”在儒家天人观中有人格神的天、自然的天和义理之天三种含义 ,在道家天人观中则主要指自然的天。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具有“天人相通”和“天人相类”两层含义 ,论述的是社会政治、伦理问题 ,其在古建筑中主要体现为象天法地意匠运用于古都规划以及“观象制器”、“人副天数”思想运用于礼制建筑。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带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追求人的心灵与天地自然的冥合 ,在古建筑中主要体现为古典园林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和师法自然、因借自然的造园手法     

“古色”“自然”与“性灵”——王世贞汉魏诗学术语论

明中后期,传统的"格调"论说已不能提供更多的理论阐释,新的诗歌美学概念与诗学思维正被尝试引入汉魏诗学中,王世贞便是这种转变的代表人物。其汉魏诗学术语论明显可以看到这种新旧思想交替发展的轨迹。汉魏诗歌"古色"论的提出是为了消除"本色"论的含混性,"古色"本身仍表现出对"格调"的追求。"自然"与"性灵"论说的提出使王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公安派的理论先驱,但二者的获得并非是无条件的,需要以"古"为前提和基础,这也是王世贞"性灵论"与公安派"性灵说"最大的不同之处。     

从朱熹的编辑学精神到郝铭鉴的"换副笔墨"

作为南宋的理学大师,朱熹在传承中国文化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人所共知的。这与他的古籍整理编辑工作的卓越成就有密切的关系。朱子在编辑整理古籍过程中,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唯理唯实的精神。具体地说,就是训诂考据与分析义理相结合,或者说是汉学与宋学相结合。他在宋代理学家解经偏重义理的情况下,把义理与训诂结合起来,把语言文字的训诂作为讨论义理的坚实基础。这个思想方法在许多场合朱子都一再表达过,例如与学生讨论,写信给友人,给别人作序,等等。在这个前提下,朱子非常重视文章中的义理,把知识的正确性、道德性作为…     

朱熹哲学中的天与上帝——兼评利玛窦的以耶解儒

朱熹哲学中人格神的成分常被人们所忽略乃至否定,实际上他的天的三种含义中的＂主宰天＂即是对周初宗教的＂上帝＂的继承。朱熹的主宰天具有鲜明的内在性,这使其常被义理天和自然天所掩盖。然而,朱熹仍承认神人间的人格性的交流和沟通,但由于＂绝地天通＂的神权垄断,这主要是通过孔子信仰的中介来实现。利玛窦虽然看到了主宰天、义理天和自然天的不同,但他将儒家的主宰天、上帝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无疑犯了简单化的错误。     

绝地天通：中国式宗教治理之道 与世界宗教分类之尺度

作为历史事件,颛顼、帝尧持续进行的“绝地天通”努力树立了中国宗教体系之最大敬仰对象--天,其根本属性是无人格性、不言。这一早期宗教革命推动了人的发现与精神的人本化、理性化;绝地天通也构成中国宗教治理之基本方法,型塑了独特的中国宗教生态。西方宗教发展史上也有过不自觉的绝地天通努力。故绝地天通有理由成为宗教学的一个基础性分析概念,可据以重建世界宗教的历史叙事和分类体系,反思、批判韦伯等西方学者所构建的西方宗教、尤其是清教理性化程度最高之类的命题。     

论儒道思想中的生态伦理要素及其实践意义

儒道思想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与自然关怀的内容,其中的“仁”“道”思想及其对“物”“天”的思考,为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有借鉴意义的视角和内容。本文尝试站在自然之人的立场而不是西方意义的人类中心论的立场来认识自我与天道,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从而在人与生态合理的价值平衡中重新构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     

论陆世仪“气质性善”人性论思想

在复兴"朱学"的思潮中,明末清初思想家陆世仪不唯力推"朱学"的流衍,而且还改造和完善了"朱学",于人性论方面尤为突出。陆世仪立足于气质论性,提出不少新的观点:"义理即在气质",义理是"气质中之合宜而有条理者","即恒处便是善","性兼理气";人与物之根本区别在于"人可以学问",可以"变化气质",而"物不可以学问"。陆世仪实现了对程朱"义理、气质"人性二元论的系统改造,从而建立起"气质性善"人性一元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儒家人性论思想。     

从天人合一重释孔子之天

分析<论语>中孔子言天的语录,可知孔子是讲天的,其言之天不是自然之天,也不是多重涵义的相混之天,孔子以天人合一为视角,从外在性和内在性两个向度,言明了天的主宰义和道德义理义.其言之天是浓厚宗教色彩的主宰之天和浓厚价值意蕴的道德义理之天相圆融的一体之天.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规律的揭示,在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生态理念的核心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以“人”为核心,立足于自然,以人与自然界和谐为出发点,追求人与万物的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天人合一”思想的契合性主要体现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都认为人与万物同质同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人与自然如何相处问题上,都认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是要把人和自然摆在同等地位上,尊重和顺应自然;在人如何利用自然问题上,都强调人对自然应取之有度、和谐共生。深入理解二者的契合性,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解和认识,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康有为早期思想中的人道观念片议

康有为早期思想中的人道观念片议蔡乐苏《康子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是康有为早期思想的两部代表作。这两部代表作就象两株饱满的胚芽，隐孕着后来康有为庞大思想体系的核心信息。康有为思想的基本框架是由“义理”与“制度”两大部分组成的。“人道”观念是“义理”...     

春天的诗，生命的诗——关于生态文艺批评三题

生态文艺美学思想不仅要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狭义理解，而且要“研究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人自身处于平衡的审美状态”的广义的理解。从自然生态到生命生态、心理状态，春天的诗交融着自然、生命、人性、文化，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等关系上形成了一个动态和谐的生态审美存在。     

先秦儒学的两个路向——浅析孟子与荀子哲学思想之异同

在天论方面,孟子所言之"天"为义理之天,具有较浓的形上色彩;而荀子所言之"天"是自然之天,更接近自然主义。在人性论方面,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认为人的行善天性被后天因素压制而不得发挥以至于在现实中有恶的表现;而荀子则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人的天然欲望不加节制的扩张常常导致作恶。在道德的起源和性质上,孟子认为道德必须是纯粹的,具有明显的反功利倾向;而荀子则认为利欲是促使礼义产生的基础,肯定功利在促进人的道德发展中的作用。孟子和荀子分别使孔子之后的儒家仁、礼学说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以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向,对后世宋明理学中的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魏之际忠君观念的演变及其影响

汉魏之际忠君观念由盛转衰的变化，始于桓灵的黑暗统治对士人忠君信念的严重摧残。汉末建安时代，皇帝傀儡化和失节士人的得志，以及两汉政治思想理论的两面性和天命论式微的影响，使忠君观念在这一时期完全坠入低谷；其最直接的后果，是魏晋以降君权的衰落     

自然与人伦的和谐交融——论《周易》伦理文化结构模式

在<周易>的义理演化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周易>从单纯卦象符号到卦爻辞产生、从原始的八卦发展为六十四卦,其义理是在由自然秩序向人伦秩序逐渐展开.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中,原始的自然崇拜情结穿越了不发达的神道思想阶段,进入了人道思想兴盛的阶段,而由原始氏族制度所产生的人伦观念(家族伦理观念)也没有因个体私有制的形成而解构,也进入了人道思想兴盛的阶段.崇拜自然和崇尚人伦两种文化情结,在东周时期产生的<易传>中得到了和谐的交融,从而形成了<周易>独特的既崇拜自然、又崇尚人伦的伦理文化结构模式.     

自然之天与孔孟的天概念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中，学界一般认为天概念在孔子与孟子的视野和言语中是单纬度的，即仅仅是宗教之天。事实上，孔子与孟子的天概念同时兼具宗教之天与自然之天两种内涵，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把握儒家思想内核必须弄清楚的理论前提。     

对平衡问题的哲学思考

平衡是最常见的现象之一,但蕴涵着深刻的哲学义理。平衡是物质运动的基本形态,反映了运动的一般规律。平衡是矛盾规律的动态表现形式,,对事物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中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平衡与之有着极其相近的哲理。     

论庄子思想中的“天人之际”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着力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作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遵循“道法自然”的原则,在天与人关系方面,首先强调天与人、天道与人道的不同,尊天而卑人；并在此前提下,庄子要求加强人道修养,通过去骈、去骄、去知(智)、去才(材)、去情、去“我”等方式,做到亲自然、齐万物、合技艺、养心性、同物化,以期会通天人,以人合天、以天合天,进而达到道家天人合道的境界。     

理性与情感的交融——寻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合理张力

现代社会的理性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性化特征、以理性为核心的认知在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方法择取上,必须坚持理性化教育形式.但受教育者的个体主体性和个体价值的多样性,又使理性化教育有一定的局限,而情感化教育可以弥补理性化教育形式的缺陷,是个体思想政治价值构建的必要路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理性与情感的交融中形成合理张力.     

人与天调——《管子》的生态哲学思想

早在二千七百年前，《管子》书中就前瞻性地提出了“人与天调”的生态哲学思想。阐述了“天”是自然之天，天地有“则”；又指出“人”是自然的产物，可贵之处在于能“务”也能“虑”；提倡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和与合，促进人类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良性互动。     

论西方自然主义教育家对教育科学发展的历史贡献

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经历了萌芽期、客观化自然教育思想、主观化自然教育思想、心理化自然教育思想、生长论自然教育思想的演变。每个阶段的教育家都为西方教育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客观化自然教育家夸美纽斯的贡献是:建构了教育科学史上第一部教育学,为近代教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超越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树立了一种新的广义的人文主义教育观;对教育规律进行了科学化的探索;在教育研究方法上,他创立了自然类比法;确立了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史上第一个研究范式——客观化自然教育思想范式。主观化自然教育家卢梭的贡献是:确立了"把小孩子当作小孩子"的儿童观;提出了尊重儿童自然本性,培养自然人的教育目的观,奠定了"个人本位"教育目的的理论基础;建构了具有儿童视野的教育学;创立了主观化自然教育思想范式。心理化自然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第斯多惠等的贡献是:倡导教育心理学化,开启了教育科学探索之先河;彰显了教育学成为一门科学所需要的理论基础:伦理学、心理学;建立了比以往教育家的教育学更为完善的、令后人竞相效仿的教育学体系;形成了心理化自然教育家的教育研究旨趣:教育目的、教育过程、教育方法的心理化;创设了心理化自然教育思想范式。生长论自然教育家杜威的贡献是:提出并论述了"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造"三个命题,丰富和深化了"教育"概念的内涵和视野;提出并论述了兼顾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生成性教育目的——培养生长的人,深化了对教育目的的认识和视野;丰富和深化了儿童中心观的认识和视野,开启了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的先河;创立了生长论自然教育思想范式。研究这些自然教育家的历史贡献,对进一步推动教育科学的发展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