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研究的历史考察

中国留学生的研究从清末露出端倪,至“五四”之后的20年代逐步向前发展,初步奠定了根基;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时期则基本停滞,20世纪80年代重新崛起,发展势头强劲;90年代之后持续升温,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都有大的拓展,成果斐然。台湾和香港的研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活跃,国外的研究则主要放在曾留学他们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现代歌词与中国新文学

早于白话新诗出现的现代歌词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新起点。从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到20年代的艺术歌曲,到30年代的抗日救亡歌曲,再到三四十年代发端于上海的流行歌曲与成就于延安的主流歌曲,歌词艺术在创新中形成更新的传统和获得独立的发展。现代歌词突破了传统,完成了向文学现代化的转变,并以它的通俗化特征影响着20世纪上半叶文学革新的思想理路与艺术取向。歌词在经过了运动的过程性之后,显现出了经典性的存在,应该建立起独立的本体性价值体系与坐标。     

从单方援助到互利共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六十年

为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中国外交经验,本文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进行了总结与分析。本文分三个阶段就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战略以及双方的经济关系进行了研究：在20世纪50—70年代,双方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为以中国单方面援助为主导的经济交往;在20世纪80年代,双方确立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走向了互利共赢的全方位经济合作。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从一元独霸到多元纷呈

大众文化理论肇源于西欧，雏形见于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利维斯派”的文学研究，成形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20世纪50年代末兴起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和其后的后现代主义诸派文化理论丰富和开拓了当代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实践，继而影响世界，使文化研究和大众文化批评迅速普及于许多国家，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成为当前世界上最活跃的理论领域。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带有鲜明文化革命色彩的传统批判理论曾盛极一时，是伯明翰学派与后现代主义诸家为大众文化批评带来的反拨和突破使其步入了多元共存的文化“后革命”时代。     

邓小平民族经济思想形成的三个阶段

邓小平民族经济思想的形成,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提出“要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搞上去,否则民族区域自治是句空话”;20 世纪80 年代,提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地发展民族地区经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提出“两个大局,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状态之比较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充任为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源”和证人角色。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格局中逐步走向主导,具有了“元话语”身份,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学科”的“学科性”和“科学性”的认同与首肯。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现代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被普遍崇奉的“正统地位”开始受到质疑。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对象性”得以凸显,其学术品格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显学缘何不热——为20世纪“中庸学”之落后把脉

“中庸学”既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显学,也是世纪之交倍受世界文化关注的大智慧,但统计学材料表明,20世纪有关中庸之道的学术研究已经与其为显学的地位很不相称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1、与人们对中庸之道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定位认识有关,2、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特殊历史景况有关,3、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偏颇有关。     

“意识流”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以“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通过现代作家在“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流”的接受情况可展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即“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对“意识流”的接受,源自对目的论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之追求以及作家内心“自我”意识的增强,由此造就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作家的焦虑性文学叙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最初形态.而20世纪30年代,以京派为主的新传统主义者如废名、凌叔华等人,通过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立场上的“意识流”文学实践,成就了一批具有跨文化交流特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之作.     

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迄今已近百年。近百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固然出现了众多学术大师,却没能够形成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明显的学术派别。尽管如此,以方法论为参照,大体上还是可以划分为“新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现代政治学”三个流派。其中,新学历史学流派在三四十年代最为活跃,可谓大师辈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的鼎盛时期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陆学术界;现代政治学流派源起颇早,兴盛却晚,然而这一流派代表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百年来中国美学发展历程及省思

百年来中国美学的思想既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又大量吸收了西方美学和西方文化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学科发展为视角,梳理反思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四个时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末的美学启蒙及其学科创建时期;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中国现代美学奠基期;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以讨论为特征的美学争鸣期,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美学反思与发展并存期。新世纪的美学研究必须改变跟在西方现代美学后面跑的被动局面,才能建构起对中华民族文化具有独特解释力的中国美学体系。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反思——以东亚模式为视角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一直是儒学研究中未解的难题。儒学似乎为近现代中国承载了过多的重负。其实 ,儒学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 ,之所以未能成为延续传统的活力源泉 ,其原因不能只从自身来找 ,还应着眼于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 ,与中国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历史交互作用过程。从社会大系统结构看 ,中国儒学有三个特点 :一是地域的原发性 (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传承性 ) ,二是“大一统”的文化特性 ,三是文化整合性。中国近代 ,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有效领导 ,儒学也没能围绕现代化目标进行积极有选择的转换。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现代化步入正轨 ,儒学也再度恢复生机。总结历史经验 ,我们仍应对儒学保持认真反思的态度     

《学记》中的古典儒家教育哲学

《学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经典文献,文章将《学记》放在整个古典儒家思想的背景中来考察,诠释了其中所反映的古典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现代价值。中国古典儒家教育哲学思想具有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学＂和＂教＂两大范畴是这一结构的两个核心。＂学＂体现了＂为己之学＂与＂大学之道＂的统一,其目的既是为了知＂道＂,又是为了＂建国君民＂和＂化民成俗＂。＂教＂则包含着礼乐教化的教育制度、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与师严道尊的教育伦理三个方面的内容。文章认为古典儒家关于教育中的道器本末关系,以及关于教育方法和教育伦理的哲学思想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反思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仍然有待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不是对立的,而且作为思想文化的儒学,一直以来就与马克思主义处于不断融合会通中。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重新阐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经由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真正确立。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把握,应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转型,超越以往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以"思想自我"的意识理解两者的会通,把握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在人性自觉的意义上贯通两者,实现同质同构、异质互补、双向建构的视域融合。     

论儒家道德学说的理论形态

儒家道德学说具有一整套形式严谨、内容完备的理论建构,其以仁义道德的绝对价值为理论核心,形成了价值论;以德性与人性的相通为基础,形成了德性论;通过论证“德性所知”与“闻见之知”之间的关系,创造出知识论;通过论证人的本体实现,创造出目的论;为让人实现道德“自觉”,建构了教化论;为强调道德的合理性,建构了义务论。儒家道德理论的形成,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儒家道德学说经历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历次变迁后,仍能对国人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之一。     

亦集乃路的儒学管理初探

《黑城出土文书》为我们研究亦集乃路的儒学教育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亦集乃路儒学既受甘肃儒学提举司管辖又受亦集乃路总管府的管辖。儒学教授是选拔博学多才的儒生,并经过朝廷任命。总管府勘验后上任。儒学的生员来源为儒户和良家子弟。亦集乃路儒学经费的来源主要有政府的财政支出、学田、学课钱三个方面,其经费支出主要有学官的禄米、贫士口粮、生员生活费。从学生抄本和印本来看,儒学教学的内容应是符合元政府规定的。     

晚周汉初学术传承中的变与不变——关于“传统经学”、“孔门经学”及“儒学”的分野

战国至汉初是学术史上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但在变动的大潮流下,似乎也隐藏着一些未曾变动或少有变动的学术面相。本文将＂儒学＂与＂经学＂区别而论,既把握到＂变＂的一面,也考虑到＂不变＂的因素,进而提出从春秋到前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经由了＂传统经学＂向＂孔门经学＂的演变,而在＂行政理论＂层面中,则是法术、黄老术以及儒术的交替为用。     

现代化进程中儒家伦理道德的再思考

在国门打开,西方文化、西方伦理道德不断冲击我们头脑的经济时代,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我们应该站在时代角度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全面的分析梳理,取之精华,去之糟粕,并注入时代新内容,古为今用,使祖先的遗产世代流传,永放光辉。     

儒理的召唤 传统的回归——浅析高明《琵琶记》的男权意识

《琵琶记》是一部具有浓郁男权意味的经典剧作。男权意识体现在女性形象牛小姐、赵五娘和男性形象蔡伯喈身上,它们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男性对女性的审美追求;二是男性人生价值的定位。剧作如此刻意重提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的男权意识是为了维护和提升元代渐已失落的男性权威和儒理地位。     

再论现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与迷失

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对儒学现代处境的评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已摆脱了其前辈之悲 观情绪的影响,变得乐观起来,以至于认为儒学似已走出现代困境,由"一阳来复"开始走向全面复兴。而他们之所 以乐观地评估儒学的现代处境,与他们认识上的三个迷失--错将所谓儒学研究热当作儒学复兴热、错将儒学复 兴希望主要寄托在所谓儒学见证人身上、错将普通民众基本的道德认同视为民间儒学的普遍存在--有密切的关 系。具体分析这三个认识的迷失之所在,有利于揭示使儒学走出现代困境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墨子是先秦“新儒家”论——从墨子“非儒”看儒墨关系

如果根据确立学派的两个条件（一是思想者自称,一是基准概念和观念）,墨子并没有建立一个所谓的“墨学”,墨子和孔子一样并没有创立学派的意图。墨子和孔子的基本精神是相似的,并坚持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因此,不存在在儒学一尊之际,墨学却消亡了这一说法。研究墨子哲学,首要的当然是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区分孔子与儒学,确切地把握孔子与墨子的哲学精神,同时回到诸子发生的历史境域。这样,我们就不难发现,墨子哲学实际上是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哲学精神。墨子非儒,反对的是儒学的教条化和庸俗化,坚持的是孔子的正道,因而,墨子所开创的“墨学”本质上是一种“新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