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

文章试图估计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少生了多少人。利用1980~2008年世界140多个国家的数据来模拟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经济社会变量与人口变量的相关关系,并据此对中国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测算。将测算出来的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和中国实际总和生育率分别代入模型进行人口模拟,比较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人口增长的不同过程和结果。研究表明: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我国2008年生育率水平的预测值大概在2.5左右。1972~2008年间,排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单纯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中国少生了4.58亿人。     

现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安全的影响

本文从人口安全的定义出发,简单的分析了我国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人口安全问题,并发现这些问题大部分都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简要地阐述了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产生过程和主要内容。结合我国现行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我国主要的人口安全问题,从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两个方面,重点分析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安全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要抓住现在的机遇期,调整现行的人口政策,最终实现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以及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人口新常态下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研究

本文解读了中国人口新常态的定义,列举中国人口新常态下的人口红利消退与低生育率并存、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性别比失衡等现状特征,分析中国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应对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做进一步调整。同时,提出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建议,认为目前当务之急应该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的不断变化而做出进一步调整,在生育这个问题上遵循政府不干预,完全自愿原则。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探讨

本文介绍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情况,阐述了在民族地区实行计划生育是少数民族自身繁荣进步的需要,以及在实行计划生育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完善人口政策维护人口安全促进社会和谐

人口安全是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安全问题之一.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人口安全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新时期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要维护我国人口安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保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迫切需要完善我国的人口政策,解决好影响人口安全的因素与问题.     

中国人口与宏观经济问题研究综述

生育率、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从现有中国人口学相关研究中不难发现,人口学的观点和趋势判断与中国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该领域最初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人口与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此后,学者们逐渐发现人口结构而非人口总量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其中人口红利又与人口转型、生育率变化,甚至独生子女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随着经济学家开始将人口问题引入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近些年还出现了人口与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的交叉研究成果。为此,将人口与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按不同认识阶段进行归纳和述评,并给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基于中国各省成文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生育选择数据,本文建立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数量影响效应的面板模型。计量结果显示：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数量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远不及经济社会因素对生育数量的影响,更不及生育约束政策对生育数量的影响;利益导向政策内部不同措施出现与政策设计相背离的情况。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多推行易于落实的利益导向政策、改变利益导向政策的作用范围、政策设计区分不同目标群体的需求以及维护政府公信力等四条有效提升利益导向政策导向作用的建议。     

三大人口高峰与中国现代人口转变

21世纪中国将出现三大人口高峰 ,社会各界无不表示严重担忧。本文则与众不同 ,作者通过人口学分析 ,论证了三大人口高峰的到来是应值得喜庆之事 ,因为高峰到来之日就是中国人口步入良性循环轨道之时。本文还提出和确立了中国现代人口转变的理念 ,并认为三大高峰的到来 ,也是中国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标志     

浅谈人口与计划生育考核评估

以往责任目标考核制作为计划生育工作的一大法宝,在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口计生工作基础、群众基础、干部基础均发生了新的变化,但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以后，面临新机遇、新挑战，传统的考核办法已不适应新形势、     

中国人口出生控制成效的比较分析

中国 ①的计划生育工作起始于 2 0世纪 5 0年代。从 1 95 5年到 1 971年 ,中国推行的是一般性的家庭计划生育政策 ,从 1 971年至今 ,中国推行的是家庭计划生育与国家计划生育相结合的政策。如果不实行任何形式的计划生育政策 ,2 0 0 0年末中国人口将会达到 1 8 5 8亿 ,如果象印度那样只倡导自愿实行家庭计划生育 ,将会达到 1 5 3 2亿。过去 45年中 ,中国一共少生了 5 88亿人 ,其中由于实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少生了 2 6 2亿人 ,而一般性的家庭计划生育政策少生了 3 2 6亿人。计划生育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出生性别比控制政策的认知及社会支持——对湖北省8县市的调查分析

基于 2 0 0 3年 7月“湖北省性别比控制的社会政策分析”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发现 :多数人支持出生性别比控制政策 ,其中对于宏观的控制政策支持率高 ,而对于一些可能与自身利益冲突的具体控制政策 ,很多人持保留态度 ;地区间对政策的认知和支持存在差异 ;性别间的认知和支持也存在差异 ;而年龄对出生性别比社会控制的影响不明显。     

我国生育政策对二孩生育间隔影响的分层模型研究

我国不同生育政策类型地区二孩生育间隔的差异,既受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育政策的影响,又受到育龄妇女个人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分层模型结果表明,地区间生育间隔差异占我国二孩生育间隔总差异的30．54％。我国生育政策对不同政策类型地区二孩生育间隔差异的影响程度基本在20％以下,不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等状况是导致地区间二孩生育间隔差异的主要原因。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迁移的若干新特点

根据对 2 0 0 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 ,认为二十世经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迁移表现出如下新特点 :一是人口迁移与流动进入新阶段 ,二是人口迁移的宏观流向呈现新模式 ,三是城市内部迁移成为新热点 ,四是城乡人口互动蕴涵新挑战 ,五是“人口窗口”提供新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的量化分析

本文运用区域差距的测度方法定量测算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区域差异与省际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东、中、西三大地带城市化水平的区域差距呈现缩小之势,但目前仍然维持东、中、西三大地带城市化水平较大差距的基本格局。东、中、西三大地带内部的城市化水平差异尤为明显,其中东部地区的各省(市、区)的城市化水平差异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     

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

以政策生育率为量化指标以期具体地反映我国的生育政策在地区分布、人口分布和地理分布上的多样性。本文的分析表明 ,1 3～ 1 5之间的政策生育率都在全国占主导地位 ,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处于 1 3～ 2 0之间的政策生育率地区 ,实行“1 5孩”生育政策的人口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从本文可以得出结论 ,在鼓励“少生”的总原则下 ,从当地的实际出发 ,全国各地的生育政策呈现出相当多样化的情况 ,把中国的生育政策笼统地归结为是一个不加区别的、全国一律的“一孩政策”是不符合实际的     

生育文明与我国未来生育率控制

我国的生育率变化一直以来都与生育文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厚的传统生育文化支持着我国农业社会的高生育水平,这在历史上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庞大的人口数量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包袱。我国现阶段生育率已经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控制下,达到了一个较低的标准。但是,这种低生育水平还很不稳定,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推进生育文明的发展将成为稳定低生育水平,实现适度人口规模的最好方法。     

出生性别比间接估计方法

由于出生性别比数据来源多样,根据不同数据来源计算出的指标值差异较大,且因为出生性别比长期受到监测和考核的影响,所以数据较为敏感,真实性常常受到质疑。本文利用怀孕性别比、流引产性别比和出生性别比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建立三者的数量关系,从而能够利用病例性质而非统计报表性质的流引产性别比来间接估计出生性别比水平,为估计出生性别比的真实水平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单独两孩”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效应分析

如果生育控制政策会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那么"单独两孩"等生育调整政策必然会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势头产生缓解效应。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本研究采用2014年各省(区、市)的最新数据来探讨单独两孩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结果发现,单独两孩政策对一胎出生性别比有缓解作用,但对二胎出生性别比可能存在恶化的效应。因为单独两孩政策实际上给了有男孩偏好的单独夫妇一次选择性生育的机会,客观上恶化了二孩出生性别比。因此,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关键在于改变男孩生育偏好的生育文化。     

Reexamining the Dominance of Birth Cohort Effects on Mortality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irth cohort and subsequent mortality has been of interest especially following publication of studies around 1930 of cohorts born up to the latter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articularly for England and Wales. Updated results are presented for this population, together with those for two other cohorts, twentieth‐century Japanese and British populations born about 1930, which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having particularly clear‐cut birth cohort patterns, and which are used to underpin incorporation of cohort effects in both British official and actuarial mortality forecasts. Graphical methods used to identify cohort patterns are discussed. A number of limitations and difficulties are identified that mean that the conclusions about the predominance of cohort effects are less robust than often assumed. It is argued that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should be considered and that the concentration on birth cohorts with particularly advantaged patterns may distort research prior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