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格丹诺夫之流与“四人帮”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在深揭猛批“四人帮”的罪行时,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便清楚地呈现出来。“四人帮”和历史上一些惯搞阴谋诡计的反动分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叛徒、野心家、两面派,和俄国的机会主义分子、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波格丹诺夫之流是那样地相似。当年波格丹诺夫之流打着反对普列汉诺夫的幌子,攻击革命导师,“四人帮”与他们相比更加花样百出;波格丹诺夫辈用引证导师的话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四人帮”手段更加卑鄙;波格丹诺夫等二小撮人“翻旧为新”借以骗人,“四人帮”则后来居上,更为反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波…     

劳动对象：生产力要素，还是生产要素

劳动对象：生产力要素，还是生产要素刘怡翔从五十年代起，我国学术界就存在着生产力三要素与二要素的争论．虽然毛泽东曾明确表示：“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１９页）但学术界至今仍然普遍倾向于三要素说．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     

中国逻辑思想的产生和影响

没有逻辑的学问,是不存在的。因此,逻辑思想也可以说是与学问一起产生的。中国产生明确的逻辑意识,要从墨子等人算起。不过,也不能认为到墨子就突然产生了逻辑思想。在他以前,总有一个酿成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孔子“正名”(即把名搞正确)的主张,看作开端。西方逻辑学,由对逻各斯即语言、言词的反省而发展起来,并最终成为研究思维规律的学问。所以,言词的反省,确实可以说是走向辑逻学的第一步。然而在中国,通过言词的反省来研究思维规律这一点不够发达,而是朝着论证逻辑的方向来发展的。在这点上,与印度逻辑学的倾向是一致的。     

努力开创我省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这是不言而喻的。大家都知道,有了社会科学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我们党依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团结广大群众,才推翻了三座大山,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概括的那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柏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选集》第754页)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理论战线上的成绩更是显而易见的。在理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的斗争过程中,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重要问题的讨论,对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端正思想路线起到十     

论“多样性的统一”的理论内涵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第一次深刻阐述了具体范畴在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并通过对具体范畴的出色运用,把辩证法引入了认识论和逻辑,达到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高度统一。什么是辩证法所理解的“具体”?黑格尔说:“理念(即纯概念和真理)自身本质上是具体的,是不同规定的统一。”(《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30页)对此马克思是肯定的。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马     

简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哲学上,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有很大的贡献。本文仅就其中的两个方面进行简要论述。 一、注重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研究,坚持按辩证法办事,坚持实事求是 毛泽东同志说过: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共性和矛盾的个性之间关系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页）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恰恰是矛盾问题的精髓（亦即辩证法精髓）的具体运用。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的问题,开创了独特的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邓小平同志成为我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之后,明确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卷数和页码）他同毛泽东一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说:“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     

矛盾同一性问题初探

矛盾的同一性问题,是多年来搞得最混乱的哲学问题之一。形成这种混乱的主要原因,是林彪、“四人帮”长期鼓吹所谓的“斗争哲学”所造成的。还有那个“理论权威”,也肆意曲解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分为二”的论述,否认对立面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否认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并把这种关于矛盾同一性的正确观点污蔑为修正主义阶级调合论的“哲学基础”。这种“左”的流毒和影响,现在还不能说已经肃清了。正确地理解矛盾的同一性原理,对于我们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正确     

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和人民代表大会制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既包括国家本质(国体)问题,又包括国家形式(政体)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7——638页)无产阶级要建立在本质上同资产阶级国家完全不同的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但它“对国家形式问题不但不抱冷淡态度,相反,却非常细致地去分析那些过渡形式,以便根据各个不同场合的具体历史特点来估计某一个过渡形式,是从什么到什么的过渡。”(《列宁全集》第25卷第433页)就是说,必须认真地研究、批判和借鉴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发现国家形式演变的规律,适应各国的具体情况,创造实现新型民主国家和新型专政国家的最恰当的形式或最适宜的“政治外壳”。实践证明,这是一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情。本文拟从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制入手,尝试着对近代的国家形式,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形式的发展变化及其经验作一点初步的和粗浅的探讨。     

现代领导者如何总揽和驾驭全局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８０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强调，要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是根据新的时代任务以及领导干部队伍现状提出的重要要求，也是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加强对全局性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 一、总揽和驾驭全局，是现代领导者必备的一种素质和能力，是一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 毛泽东同志曾说：“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全局上面。”（《毛泽东选集》第２版第１卷第１７６页…     

试论破与立的辩证关系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在“破字当头”的旗号下,大刮“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的妖风,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他们以诡辩和形而上学冒充唯物辩证法,歪曲破与立的辩证关系,为其推行极左路线大造反革命舆论。长期以来人们只敢谈破,不敢讲立,似乎只有破才是革命,而立则是保守、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在全党工作中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转移的时候,进一步阐明破与立的辩证关系,对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互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什么是破与立? 任何事物内部包含…     

谈农民的不平等地位

不久以前,梁漱溟先生逝世了,大家赞扬他“高风亮节,宁折不弯”。人们都记得他在五十年代初期为农民说话,受到毛泽东的痛斥,但是他观点未变。以下发表的也是一篇为农民说话的文章,我们认为它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于是犹豫了,原因之一是怕做“小梁漱溟”,故而收到此稿虽久,却迟迟未用。但是在党的十三大春风吹拂下,还是大胆将它发表了。此文只是揭露一些问题,不是给党的农村工作作全面的评价。这几年来,中国农村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农村的问题也应该有目共睹。有目共睹,才便于认清问题,解决问题。     

卷首语

马克思说的好:“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21页)。半个多世纪以来,指导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二十世纪中国时代精神的精华,本期哲学研究栏目中刊发的杜宝洪同志的论文《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确立和特征》,结合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成熟及其特征,并提出了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性,是很值得一读的。袁     

书卷误称

修订本《辞源》二册1240页“拈花微笑”条,概述语源书证云:“相传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惟迦叶破颜微笑。佛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见《五灯会元·卷一·边叶佛》。”按:此书证概述谬误有二:一是篇名误称,考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一》,文在《释迦牟     

“语录”文体探源

据方厚枢先生撰写的《当代中国出版史上特殊的一页——文化大革命期］司“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始末记略》（《出版史研究》第三辑）一文得知，三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共印发了10‘53亿册，可称得上中国出版史上之冠。凡经过“文革”的人都记得，那期间《毛主席语录》是人人必需怀揣、时时高举的“红宝书”。但“语录”这种文体不是今人的发明，古已有2。辞书上说，《旧唐书·经籍志上·杂文类》录有孔思尚撰写的《家齐语录》十卷，认为是“语录”文体之始。其实，孔子的《论语》应是“语录”文体2祖。自唐2后，“语录”文体被佛家子…     

关于戴笠生平的辨正

国民党军统局中将局长戴笠,老家在浙江省江山县保安村。他自三十岁开始从事情报工作,直到五十岁死去,整整二十年跟随于蒋介石左右。所以,对戴笠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在民国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国内外有关戴笠的回忆录和论著甚众。但对有关戴笠生平事略,各家记叙不一。众说纷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混乱。现将有关戴笠生平事略某些不符合史实的地方,辨正如下: 一、关于戴笠的出生年月,比较常见的说法有下述几种: 1.生于1894年,属马(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52页)。2.生于1896年秋天(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62页)。此说与徐铸成《杜月笙正传》一书中的说法相同。《浙江人物简志》“戴笠”条(浙江人民出版社)和《辞海》“戴     

利奥塔的悖谬逻辑

同后现代哲学主张“差异性”思维一样 ,利奥塔提出一种“悖谬逻辑”。他主要从如下三方面做出论证 :一是引用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 ,二是从反决定论、反操作性概念方面进行 ,三是来自对语言游戏的异质本质的断定 ,并把它与批判哈贝马斯的“共训”论结合起来 ,这种“悖谬逻辑”以“规则的异质标准”和“对歧见的探求”为视点 ,其基本内容包括对“开放体系的研究 ,局部决定论 ,反方法论”等等。     

鲁迅论《水浒》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百二十三页)鲁迅论《水浒》     

法律规范之为法学体系的核心

2000年,北京大学法学院曾组织国内部分学者以“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为题,召开了一次小型学术研讨会。会上,张文显等对当代中国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做出了“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转换的估价。这确实是中国法学50多年来、特别是近20多年来发展的事实。 严格说来,“权利本位范式”应当和“以法律规范为核心”具有一定的逻辑关联。但如果站在谨慎对待该范式当年提出的背景上,则不难发现,它是以某种价值呼唤为背景而提出的一个法学命题。在逻     

上海市现阶段犯罪情况变动规律研究

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对犯罪情况变动规律的定性分析和预测,对于制定刑事政策和健全社会预防犯罪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曾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仅仅依靠定性分析和经济预测来认识犯罪情况的变动规律毕竟是过于肤浅、粗略和不够可靠的。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同时又指出:“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线,就不能不犯错误。”(引自《毛泽东选集》第1443页《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因此,我们只有对本地区的犯罪情况作科学的精确的定量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一定的数理统计模型有效地进行预测,才能更有把握地制定正确的刑事政策和社会防卫计     

映像逻辑论纲

电视揭开了人类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页。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映像逻辑。有关映像逻辑的专文,国内似未见。我们作一引玉之论,敬请专家和读者诸君指正。1 为了能对映像逻辑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我们有必要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角度,先来考察一下此前的几种基本的思维方式。所谓“基本的思维方式”,指的是有全人类性质的、日常使用的思维方式,这样就可以把某些专业性思维和超常性思维排斥在论题之外。1.直观逻辑所谓“逻辑”,亦即思维的规律。直观逻辑,是人类的一种最基本最原始的思维方式。它的思维模式是这样的: 客体——感知——表象——思维……自然存在的思维对象——客体,被人感觉知觉后,通过记忆和想象,形成表象。“表象沿着两条路线对客体进行概括:一条路线是本着形象进行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