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诗论中的“势”论

势是中国文论特有的范畴,王夫之在其著作中反复论及,细致地阐述了它的内涵,准确地概括了它的特征,生动地揭示了取势的原则,从而将中国抒情诗的秘密"逗漏已尽"。根据上下语境,势可以分为文本之势、创作之势、主体之势等。分析具体文本,势又呈现出生动性、蕴藉性、自然性等美学特征。如果结合生活经验,则可使抽象的势具体可感,更好地把握取势的对立性和同一性原则。     

皎然诗学“情性”论与佛学心性论

"吟咏情性"是中国古代诗论的传统命题。受佛教影响,皎然诗学的突出特点是"情性论","情"主要指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性"则可以理解为受佛学心性论影响的佛性、心性等含义。皎然诗学的"情性"论既有对诗歌"情感"的美学追求,同时又有佛家"心性"论的理性观照,情理兼备,颇具张力,从而丰富了诗学"情性论"的内涵。     

一种“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诗论——论袁可嘉的诗论

袁可嘉的诗论即关于新诗现代化的理论,主要包括诗的本体论、有机综合论、诗的艺术转化论、诗的戏剧化论、戏剧主义论等内容。总的来看,它深受西方诗潮的影响,并几乎论及了中国现代主义新诗在20世纪40年代所遇到的所有重大的理论问题,堪称中国现代主义诗论的一种总结;同时也论及中国现实主义新诗在20世纪40年代所遇到的一些核心理论问题,并直接针对着中国现代诗坛的"现实",堪称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诗论。     

胡应麟诗论中的“格”范畴

“格”是胡应麟《诗薮》中运用得最多的范畴之一,被广泛地运用到诗歌发展、诗体变化、创作规律、艺术境界、学习门径等诸多方面。“格”及其相应理论是贯穿胡应麟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诗学体系得以建构的基石,对于理解胡应麟的诗学观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南朝诗学对“吟咏情性”说的改造

“吟咏情性”是南朝诗学的核心观念,但这一命题是从汉代诗学中移用过来的。在汉代诗学中,“吟咏情性”的含义是：诗歌是抒情的,而所抒之情须是合乎礼义的,须以礼节之。到了南朝诗学那里,“吟咏情性”这一命题被作了改造。改造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在情的问题上,在基本含义未变的情况下,抽去了礼的制约作用,因而扩大了情的范围;在性的问题上,则渝换了概念,抛弃了汉人对性的伦理学解释,注入了才的因素。这样,在南朝诗学中,该命题表达的含义就是：诗歌既要抒发个人生活中产生的真实的思想感情,又要表现诗人独特的才情。南朝诗学之所以要对该命题加以改造,主要是因为它自身处于两股对立力量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张力之中。一方面它有着向唯美方向发展的要求,这决定了它必须要在旧命题中注入新内容;另一方面,它又与传统儒家诗学有着联系,是儒家诗学片面发展的结果,这决定了它必须要到传统思想中去为自己的合法性寻找理论依据,这就是它为什么终究只是沿用一个旧命题的原因。     

元人重“风”析

元人重“诗三百”,尤重其中的国“风”,原因有二:首先,元人以为“风”虽大半出自士夫所贱视的“闾夫鄙隶”(后期诗论者杨维桢语)之手,然而士夫之作却无法与之比况;还有就是“后世舍‘三百篇’(这里主要指‘风’)则无以为法者”(后期贡师泰语),“风”乃作诗准则这一点。 元人是这样分析的,后期李祁道:“……易以感发人者,莫近于十五国风,”因为,“十五国风“于人情为尤近”,元人既尚程朱之学,不会不崇“吟咏情性”之说,而“人情”的最佳表现就是“风”。——这是一。中期吴澄     

元人“元曲”观辨

“元曲”之谓始出明人之口。如茅一相《题词评〈曲藻〉后》云：“夫一代之兴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绝艺：春秋之辞命、战国之纵横,以至汉之文、晋之字、宋之词、元之曲”。明人的这一声口,也仿佛开了王国维“一代皆有一代之文学”的先声。今人视与唐诗、宋词并称之“元曲”,主要指元杂剧,兼也包括散曲,即以杂剧为主、散曲为宾;甚或径以“元曲”指元杂剧。无论如何,这更是后起的文学观念了。文学史事实和文学接受史的价值评判并非一回事,故而元人自己眼中的“元曲”究竟如何不能不加以辨析,谨从以下三个方面撮述之： （一）元人从…     

白石诗论中的“意”与“境”

认为“意”、“景”相融而相生,是我国古代诗论的传统。诗人主观翻空易奇的“意”只有在诗歌所描绘的景物中才能获得被认识的基础。所以,根据意(情)景(境)相生的艺术现象,探讨在情景相融的艺术境界中诗人如何达“意”,如何取境,始终是我国历代诗论家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那么,对这个问题,姜夔(白石)有什么认识?白石说:“体物不欲寒乞。”所谓“寒乞”,据我理解,殆有二层意思。一是模仿古人——套用前人诗歌描绘过的景物,将前人已体验过的生活感受改头换面,在古人诗歌中乞讨生活。二是牵强吟咏。——这即包恢《答曾子华论诗书》中抨击的创作态度:“盖本     

试析庄子的“情性”观

“情性”观是庄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庄子认为“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存在,所以《庄子》内篇有以“生”代替“性”之例;而“情”则指人的喜好、厌恶之类的情感,是人主观思维的结果。性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人有生命即有性,而情则是后天的产物,有生命者非必有情。庄子后学则进一步认为“情性”为恶之源,这种观念与战国后期的性恶论接近。《庄子·盗跖》篇“强反其情性”,其意并非指强力违反其性情的美行,而是顽固反归私欲习性的恶德。     

论宋代平淡诗论中的真善美

宋代是平淡诗学范畴真正确立并有了成熟理论形态的时期.平淡诗论是宋人追求自然平淡之美的文化心态和审美趣味的反映,是宋代不同思想基础的人的共同审美理想.平淡诗论中蕴含着真、善、美不同层次的精神活动范畴.宋代平淡诗论在建构诗歌理论和实践诗歌创作的同时,展示出了丰富的中华美学精神.     

“九叶”诗论

1948年6月，分散在南北各地的一群青年诗人，抱持“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的信念，以上海出版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杂志为主要阵地，结成诗歌团体。该团体核心成员有九人，辛笛、杭约赫、陈敬客房祈、唐提是南方诗人，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属于西南联大出身的北方诗人。其中陈敬容、唐提、袁可嘉更兼为诗人与理论家。他们无论创作实践或诗学探求都具备了诗歌流派的性质与特色，在当时独树一帜，颇有影响。该流派的形成经过三个阶段。1947年7月以前，为诗人们分散活动时期；1947年7月至次年5月，南方诗人以《诗创造‘为阵地开始…     

历代诗论中李贺涉“艳”论述评

古往今来诸多诗评家都关注到了中唐诗人李贺诗歌中具有"艳"的风格特征,并构成了李贺诗歌创作中的一种主流风格。然而在众多的批评观点中褒贬赞毁各持己见,有的盛赞为天地奇彩,有的大加肯定,有的不乏贬损。本文在历代诗论中擘肌分理出各论主旨,耙梳厘清出其诗"艳"所具"侧艳"、"幽艳"、"古艳"、"怪艳"、"冷艳"等内蕴,明确"艳"之风格乃李贺风骚独领,历久不衰,成为了一种艺术典范,为后世所宗。     

论“三农”问题中的农民问题

"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的现状主要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就业权益得不到保障,文化教育权益缺失.农民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出现导致城乡收入的两极分化,农民承担了诸多不合理的负担,没有按照国民待遇原则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解决农民问题的对策是:实施农村税费改革,还农民以国民待遇,关键是要解决好基本供养问题.     

论中国古典诗论中“志”与“情”的定位

中国古典诗歌，自“诗言志”理论提出以后，主要是朝着儒化的方向发展，其自身抒情的因素亦在这过程中一度受到了掩盖。但随着春秋“礼乐”的解体，其自身本具之“情”很快就得到了复活，并通过对“人性”的演绎，与“志”融合，发展成为“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能与中国古代社会特点相和谐的理论。     

论《文心雕龙》对“情性”“性情”的调遣及表达的理念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典文艺理论的巅峰之作,"情"字散见于全书50篇文章中的40篇。其中,"情性""性情"两个概念,未能引起龙学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文心雕龙》出现的"情性""性情",由于"性"和"情"的组合方式不同,所指对象、表达的意义也存在差异。这是两个偏正结构的词组,词序在前者是所指对象,在后者并非实指。与"性"相对应的是陶铸,与"情"相对应的是雕琢。刘勰认为,对人的天性的教化应以柔性方式为主,对情感的约束应以刚性方式为主。     

论胡适的诗论

胡适的诗论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主体是“诗体的大解放”理论。该理论主张“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它一方面明显地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论、晚清“诗界革命”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现代诗论,新诗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孔子“诗论”的情感性

孔子重视对诗歌的情感性的探讨,他的“兴、观、群、怨”说提示了诗歌情感表现的特质,他的“无邪”说概括了诗歌情感表现的根本原则,他的“兴于诗”的看法强调了诗歌培养情感的社会功能。     

魏晋佛性论──兼谈玄学情性论

佛性理论问题是整个佛教的中心问题,其涉及宗教信仰的两个重要方面：其一是宗教哲学的形而上问题,即探索一切现象背后的依据,回答世界究竟是什么。其二是宗教实践问题,即探索佛徒修习的最高境界和修习成佛的内在依据或可能性,回答如何才能成佛。魏晋南北朝作为佛教在中土盛兴的时期,佛教理论先后般若学和涅佛性为重点而展开,以之与玄学贵本体论和名教与自然之辩相呼应,体现了佛教理论在中土传播发展过程中从依附玄学,以玄解佛到独立发展的道路,表现出佛儒道三家相互融合会通的特点。本文拟以佛性理论为重点,探讨魏晋中土佛性理论…     

明初“闽中诗派”诗论评说

明初"闽中诗派",在当日诗坛上以独师盛唐树帜,以"闽中十子"为基本阵容,"雄据一方,先驱当代".其诗学理论,在当时具有纠偏除弊的重大意义,对后世诗风也发生深远影响.长期以来,闽中诗派一直屈遭后人的曲解和诋毁,被视为前后七子复古主义的根源,枉执其咎.本文拟通过对闽中诗派诗学理论的辨析,对其是非功过,重予评说.     

梅尧臣“平淡”诗论再探

梅尧臣是北宋著名诗人,也是中国诗歌理论史上“平淡”诗论的首倡者和实践者,影响深远。但过去我们对他研究不够,特别是对其“平淡”诗论的认识,曾经产生误解。笔者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结合其时代背景和生平经历,进行再探讨,再评价,以求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