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征收与供应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创新——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农地征收出让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关系到"三农"发展甚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通过对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地区样本县市2006—2011年间农地征收与出让中的土地收益分配格局抽样调查与分析发现,尽管国家不断地提供农地征收补偿标准,但农地非农化征收与出让过程中农民的土地收益占土地出让收益比例偏低,约在3%～16%之间,而地方政府的收益份额在75%以上。其根源是现行的农地征收补偿原则是以农地的农用价值一次性补偿给失地农民及其集体,割断了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路径。保障农民土地收益权,构建农民长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机制需要改革现行征地补偿制度,从集体土地确权登记、缩小征地补偿范围、市场化补偿、实物性补偿、失地农民就业支持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系统构建。     

经济发达地区农地非农化的驱动因素比较研究:理论与实证

将现行体制下农地非农化过程带给地方政府的效用划分为制度收益和发展收益,通过比较分析制度收益与发展收益对经济发达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以研究驱动地方政府过度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表现为制度驱动型.制度收益不但对经济发达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大于发展收益,而且是驱动地方政府过度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然而现行农地保护制度由于经济管理手段的缺失,不能对地方政府谋取制度收益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受制度收益的驱动而人为地加快了农地非农化进程.     

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政策的优化

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根据农地非农化增值的形成环节、增值收益相关利益主体的权益分析,构建了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的概念模型,测算了主要利益相关主体的收益分配,从大到小依次为土地开发商、地方政府、被征地农民、中央政府、支农惠农和其他主体,比例依次为62%、15%、12%、7%、2%和2%。收益分配政策的优化,需要跳出单纯的“涨价归公”和“私权保护”之争,只有通过提高土地等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平衡进城农民福利保障和地方财权之间的关系。当前应保障农民土地权益,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可持续市民化,确保地方政府土地增值收益获利份额。     

土地农转非政策及其增值收益分配

在农地转为非农用土地的现实过程中,由于“国家征收”与“集体转用”政策差异,造成了土地增值收益归属不同主体的较大差异。文章以土地的国家征收与农地集体转用产生的利益差别为视角,从土地农转非政策的演化,研究土地农转非政策的初衷,并非侵占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农转非政策作为一个变量,直接或间接影响农转非土地增值收益;土地非农化政策产生的偏差,致使农转非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利益失衡：土地国家征收政策中“公共利益”需要与“经营性”需要并存,地方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异化为“经营型”政府;农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合法”与“非法”并存,农地增值收益分配混乱;土地补偿征用中“暴富群体”与“三无农民”并存,征地陷入“补偿困境”。     

城市化进程中农地制度与地方政府激励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用土地非农化问题，是现阶段中国转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由于财政分权和税制改革，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土地利用上的效用函数发生偏离。同时土地产权不清晰和管理制度上的缺陷，地方政府受现实地方利益最大化的驱动，追求土地出让收入最大化而滥占耕地，导致地方政府目标激励的偏差。本文在建立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农地非农化的进程中的激励和相应制度安排。     

可行能力下的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研究——基于浙江A市案例分析

在现行土地征收和出让制度下,土地征收增值巨大,土地征收增值收益的分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浙江A市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比例地方政府为50%以上,用于农民未来发展的比例为25%左右。在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视角下,农民很少参与土地征收增值收益政策制定,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性强,农民分配比例低,未充分考虑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应该提高土地征收政策制订中农民的参与度,采取多元化补偿方式,提高农民可行能力。     

我国农地非农化乱象中政府角色的政策网络分析

我国中央政府、政府各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的"政府目标"上存在偏差和背离,造成了我国农地非农化过程中"政府角色"的冲突。基于政策网络研究视角,分析了导致我国农地非农化乱象的主要原因,包括:政府多元角色的冲突、政府"维护公共价值"和"实现自身需要"的冲突、土地行政"双重管理"的冲突。最后提出了解决政府的角色冲突、调和我国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政策建议。     

公益征地中农民权益的保护——广州万亩果园征地问题调查

广州万亩果园"只征不转"征地模式给未来农地非农化政策带来了一些新的启示:一是缩小农地国家征收的实施范围,放开农地直接入市非公共利益目的的用地行为,实现农地非农化国家征收与农地集体转用相结合,让农民能有机会直接获取土地增值收益;二是提高因公共利益需要征地的补偿标准,提高农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税费,逐步缩小农民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得到的土地增值收益与农民土地国家征用得到的土地补偿之间的差距;三是把农地集体转用与土地股份制结合起来,壮大新集体所有制经济,保证农村集体各层级间及村民集体与农民个人之间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配。     

耕地保护的行动逻辑及其经济分析

运用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研究耕地保护的行动逻辑 ,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农企业和农民耕地保护成本和收益构成要件的分析揭示耕地保护的经济学原因。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中央政府和农民具有强烈的耕地保护倾向 ,地方政府和非农企业耕地保护的动力不足。要切实保护耕地 ,需要采取措施变动经济当事人特别是地方政府和非农企业的成本收益预算线 ,使其耕地利用决策符合国家的耕地保护政策目标。     

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典型模式比较研究

为切实了解我国农村农地流转现状,推进农地流转进程,探讨三种典型农地流转模式——村集体推动的汤营模式、政府推动的温江模式和企业拉动的台源模式,分析各种模式的特征和问题,总结阻碍我国土地流转的因素,提出当前我国土地流转过程中要规范政府行为、因地制宜选择流转模式、保护农民权益、保护耕地、尊重农民意愿。     

运用可交易耕地发展权优化耕地非农化配置分析

我国耕地非农化配置实行的是指令式的计划配置机制。在这样的配置机制下,耕地非农化存在配置效率损失和社会不公等问题。通过理论模型论证分析,得出结论:耕地发展权的设置及其交易机制的建立,可以实现耕地非农化的公平与效率。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耕地发展权的归属及交易机制建立等问题。     

惠农政策下鄂中南地区农地租赁问题的调查与分析

鄂中南地区中等偏下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导致了本地农民非农就业的异地化,土地二轮延包的完善稳定并增强了农户的土地财产权力,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农户土地资产的增值。这些经济社会因素促进了鄂中南地区近几年农地租赁活动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形成了租赁关系的亲近化,农户租赁土地租金的显性化和租赁合约以固定租金为主等特点。当然,也存在农地租约期限的不稳定性和租约的不规范性等问题。农地租赁具有保证农地占用公平和效率的双重功能,增进租赁双方和整个社会的福利,符合帕累托改进原则,代表着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的发展方向。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补偿或者降低农地租赁的交易成本,促进农户土地租赁朝着自觉、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     

基于食物安全层次性的耕地保护：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

确保口粮绝对安全与谷物基本自给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性质,中央政府应将优质、无污染的耕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进行严格控制,划定时提高监督强度,划定后利用激励机制,使永久基本农田的生产力不断提升。在保证口粮绝对安全与谷物基本自给后,粮食安全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在保护与粮食安全相对应的耕地时,可以适当利用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地方政府利用全国统一的市场进行农地发展权转移交易,同时通过经济激励、政治晋升激励与三重监督,实现占用耕地与补充耕地的质量和生态平衡。保障粮食安全后的食物安全是私人物品,市场可以在其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对将质量等级较差的边际耕地转换为其他农用地可以不加限制,转换为建设用地也应以市场配置为基础。     

城郊结合部征地中农民利益保护问题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城郊结合部征地中农民利益保护问题是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之一。没有必要在同一区域内区分"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征地补偿标准,中国C市"国际社区"的材料证实了不区分"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征地补偿标准的好处。明确土地征收和征用的内涵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推行"片区综合补偿价"是让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分享土地发展权价值的关键。     

福建省耕地资源与粮食安全

分析了福建省耕地资源状况,指出了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粮食生产能力受限、粮食播种面积不稳等问题的存在使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的压力加大,提出了福建省粮食安全与耕地资源保护的对策:(1)强化耕地用途管制,确保基本农田数量;(2)促进耕地制度创新,构建种粮激励机制;(3)加快耕地质量建设,提高粮食生产能力;(4)加大粮食产区投入,提高产粮基地功能。     

耕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国家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但近年来耕地减少过多过快的势头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耕地整体质量亦呈下降趋势。通过对农户耕地利用状况和有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分析,归纳出目前耕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通过进一步完善土地管理体制、提高农户保护耕地积极性,以实现耕地可持续利用。     

城市化进程中耕地立法保护

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陷入两难之地。为研究城市化进程中耕地立法问题,在深刻认识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矛盾关系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城市化与耕地保护之间存在着矛盾,城市化率的提高部分建立在耕地减少的基础之上;要协调城市化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运用土地集约利用原理为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提供路径,强调城市建设也是一种经营土地的方法,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指出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的原则,比较城市化建设收益与耕地占用成本价值的多寡,强调运用法律的手段协调二者的关系。针对法律关于耕地资源保护中存在的耕地产权制度不足、土地流转制度严格、激励制度相对匮乏的问题,建议进一步明确耕地产权,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的基础上,要创新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建立适度简易的土地流转制度,让耕地作为一种要素参与到市场的竞争中来;加大耕地补偿力度,参考市场价格,增强农民保护耕地的意愿。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中的公平与效率

基于中国农村土地所特有的社会保障功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是按照“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原则设计的,该公平中含有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在某些方面严重损害了效率,并且该公平是十分有限和狭隘的,从宏观而言并不公平。为促进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应依“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重新塑造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效率优先”就是坚持生产力发展优先,就是坚持市场经济体制。”兼顾公平”中的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局公平。     

城市化与土地生态系统优化

城市化进程也是一个对原有土地生态系统的改变过程 ,但对于市地和农地而言 ,城市化对它们的作用形式并不一样。城市化进程中土地生态系统恶化的原因可以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两个角度进行研究 ,并可在此基础上从基于政府的产业政策与基于市场的经济激励两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欠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保护——以吉首市为例

欠发达地区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必然要占用大量的耕地。欠发达地区土地储存相对宽裕,但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利用仍存在较多问题。从吉首市的情况来看,目前耕地质量不断下降、数量不断减少,耕地保护形势严峻,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有待提高,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缺乏监督管理,存在土地闲置低效利用现象,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因此,欠发达地区城市化必须进行科学规划,落实规划成果,积极开展土地整理,开辟建设用地来源,加速产业集聚,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建立耕地保护机制,进一步完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加强生态保护,协调土地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