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巨大的进步与更多的问题

由于长期过分追求GDP增速导致的社会沉疴不断加深,幸福指数受到社会各界空前热烈的关注。幸福指数重申了发展的终极价值,生动诠释了民生政治的内涵,在平抑GDP崇拜主义、诊断社会运转情况、监测大众心理走向、弥补GDP的社会功能欠缺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幸福指数也存在难测量、效度低、统计工具难统一等问题。鉴于此,政府需审慎使用幸福指数。应该将幸福指数作为综合评判社会发展和谐状况的子指标,但不宜将其作为考核行政官员政绩的主要或者唯一的指标。     

绿色绩效考核与区域环境治理——来自官员更替的证据

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官员倾向于牺牲环境以获得短期经济增长,而环保政绩考核体系的建立使得区域环境质量成为决定官员升迁的另一重要因素。通过考察官员更替后的区域环境质量,以2006—2013年我国主要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可检验环保政绩考核体系对新任官员在环境保护和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权衡的影响。研究发现,仅在东部地区,异地调入的新任官员上任后,区域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改善;且法制环境越完善、公众环境关注度越高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这种效应越强。在未来应进一步强调"绿色GDP"在干部晋升考核体系中的重要性,深入落实综合政绩考核机制,激发地方官员治理辖区内污染、保护环境的积极性。     

城市管理导向的居民幸福指数测评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是新常态下城市管理的重点工作。在综述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需要层次论作为理论依据，整合2015年度安徽省统计年鉴数据完整、准确的指标，构建了安徽省城市居民幸福指数体系，经过数据收集、统计、分析和综合，得出16个城市居民综合幸福指数、基本需求幸福指数、发展需求幸福指数、享受需求幸福指数分值，对结果及其应用价值进行了讨论。     

农民工的“幸福指数”在哪里

“上亿农民工的‘幸福指数’在哪里?”当“幸福指数”纳入一些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之时,上亿农民工的命运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为寻找答案,专家、学者特别连线在北京自办“烦忧热线”的菜农陈军。在陈军的“解读”中,人们发现:农民工的“幸福指数”不仅和工资、收入等“指标”有关,也和子女上学、文化生活等密切相关。     

“幸福指数”：中国期待破解的新试题

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近日向媒体表示,国家统计局正在制定国民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和社会进步指数等统计指标,希望通过这些指数的每一个百分点的变化,反映出社会进步“惠及了群众,减少了对环境的牺牲”。这是中国政府权威部门首次把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列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将公民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政府工作和社会进步的终极标准。     

改变,让“幸福广东”长跑

10月11日,广东省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幸福广东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首批幸福指数拟于2011年年底前公布,相关指标将纳入政绩考核体系。怎么样才能够真实而又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市民的生活,怎样才能如实反映市民的幸福感,又如何根据市民的即时反馈进行补充与更改?     

悦读

从零开始学绩效指标设计 本书介绍了绩效指标设计与运用的各种技巧,包括量化考核表设计、量化考核表填写,数据采集,绩效指标选取、分解与修正,EXCEL测算,绩效指标解读,绩效指标分析,奖励处罚方案设计,绩效考核综合案例深度剖析,KPI体系架构与内部咨询,全书共10章。通过本书,读者将掌握在工作中实现量化考核的实用操作各种技巧。     

指标难以定量绩效考核问题的排序方法研究

考核是绩效管理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定性指标的量化又是其中的难点。AFT作为一种综合全面的考核方法,主要是解决组织绩效考核过程中定性指标多、考核排序难度大的问题。实际上,AFT是三种方法的综合运用:AHP法(层次分析)确定各项考核指标的权重;Fuzzy法(模糊数学)对定性评价结果进行量化处理;TOPSIS法(逼近于理想解)进行评价结果的规范化和排序。     

土地征用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公共利益”概念的模糊性,是导致政府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取得巨大收益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政府在取得巨大收益的同时,并没有适当地对农民进行补偿,使得农民各种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文章认为,现行的官员考核提拔制度的失效是导致地方政府官员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各种行为的重要原因。针对这样的情况,提出规范“公共利益”的范畴和完善地方官员的考核方式的构想。     

宋徽宗朝的官员考核述论

宋徽宗朝总体上政治昏暗、腐败,但是在考核官员方面却做出了许多努力.在考核中央官员业绩时,既注重量的指标,又注重质的要求和办事效率,对改进六部官员的工作作风,提高其办事效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考核州教授时,注意从实际出发,适时调整其考核标准,以免评优过滥.在路级官员的考核方面实行了监司互申考课法,并针对考核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加强了对考核工作的监察力度.尽管宋徽宗朝在官员考核方面做出不少努力,但是,其过分注重考核地方官员财经业绩的做法与官场腐败相汇合,作为单项管理制度的考核制度的改进,不仅无助于政治腐败大环境的改善,反而导致了官吏的横征暴敛,激化了社会矛盾.     

“兴边富民”行动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民生改善效应评估——基于“倍差法”的估计

兴边富民行动是我国在边境地区实施的一项旨在促进边境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同步发展的战略性工程。基于内蒙古样本的"倍差法"对其效应的评估表明,兴边富民对内蒙古边境县级市(旗)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中国式分权"的官员政治激励治理模式下,地方政府在其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基础设施等硬性指标建设、轻民生公共服务等软性考核指标发展的问题。动态效应和反事实法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评估结果的稳健性。政策上,中央及各级政府需继续加大对边境地区兴边富民行动的支持力度,具体落实上则需建立更具针对性和精准的硬性考核指标,尤其是在民生公共服务方面。     

现行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标准审视: 一种信息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过度依赖GDP和GDP增长率作为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指标造成了作为理性个体的政府官员片面追求高GDP和GDP增长率.单一指标GDP和GDP增长率本身作为传递官员的能力高低的信号也受到扭曲,上级政府不能通过各个地区的GDP增长率水平来甄别各个官员的治理水平和能力.本文利用信号传递模型说明了异常的高GDP和高GDP增长率是政府官员能够进行低成本造假时的必然结果,进而提出了考核政府官员政绩标准的政策建议.     

高校科研成果量化考核若干问题思考

量化考核是以具体量化指标来评价机构、团体、个人工作业绩的一种考核方法。一套科学合理的科研成果量化考核评价制度不仅关系到广大教师的切身利益,也是科研管理环节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认清科学研究本质,树立科学研究观;统一评价标准,建立成果评价共同机制;完善量化考核办法,建立科学、合理、公正、公平的科研评价体系,是迫切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论居民幸福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测算

居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和评价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而越来越广受重视。构建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以便各级政府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进程中,自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要构建一个反映居民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受的科学的指标体系就必须贯彻一些基本的原则:完整系统原则、民生为重原则、科学有效原则、实际可比原则、政策导向原则。通过客观评价指标和主观评价指标两大部分可以综合测算一个地区的居民幸福指数。     

锁定民生幸福 增强党建活动

自从我市开启了乡镇经济分类考核新机制后,汉王镇被划归为"禁止工业发展类"。面对这种转变,镇党委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紧紧围绕民生幸福,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引导当地经济走上了一条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一、在党员教育培训中求创新,夯实发展"绿色汉王"思想根基。在内容上革新,引领党员干部切实转变思想、更新观念。为促使从"无工不富"、"以工业指标论英雄"的思维定势到"禁止工业发展"的新思路的转变,镇党委在全镇开展"三个‘而是’主题教育活动",即"禁止"不是不发展,而是为科学发展亮"绿灯";"禁止"不是无作为,而是为民生幸福施展大作为;"禁止"不是路子窄了,而是正确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辩证看待发展思路,树立科学发展新观念。在机制上创新,引领党员干部更新观念指引行动。邀请专家学者,针对汉王自然条件、区位特点、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等不同因素,以绿色、环保、生态、宜居、可持续发展为主题,谋划新发     

“文化民生”让百姓更幸福

财富增长≠幸福感强近来,"幸福感","幸福指数"成了热门话题。学者理论分析"幸福",作家书写幸福,大众互相谈论生活的幸福与否。"让幸福飞","百姓幸福盼什么",是报刊媒介上时政、民生的主要版面内容。"让幸福来敲门"成了热播电视剧的剧名。今年两会期间,一些委员在谈论幸福的话题时,提出的"文化民生",文化提升百姓"幸福指数"的观点,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幸福指数"概念提出于20世纪70年代,来自不丹国王提出并实施的     

论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趋中"供给及治理取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取得快速增长的同时,地方政府对涉及民生的公共服务供给呈现出"趋中"的态势.其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分税制在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关系上存在一定的不对等,政府考核机制偏重于经济发展,而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又相对"脱嵌"等方面.通过以我国近年来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的数据为考察指标,发现地方政府在"多任务代理者"角色下的公共服务供给中表现出"趋中"的动机,治理对策上则应注意三个方面,即改革与完善分税制,促进社会政策建设以及创造公共服务市场的竞争考核体系.     

"硬指标"的"软约束":干部考核"一票否决制"的生成与变异

"一票否决制"是一项极具威慑力的干部考核手段。"一票否决制"以科层制政府体系、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及基于目标责任制的分层考核为制度要素,通过将"硬指标"完成情况与地方官员的职业前景挂钩,形成为一种刚性激励措施。然而,强制命令与刚性激励并不总是能够带来高度服从与有效回应。地方官员的"应付性服从型"和"蓄意偏离型"规避策略,以及"硬指标"的无限扩大、内生性缺陷与非正式制度共同导致了"一票否决制"约束力的弱化与政绩激励的扭曲。为消除"硬指标"泛滥的负面影响并化解政绩激励扭曲问题,除清理和规范"硬指标"外,还需从管理思维、行政模式以及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等方面入手,整体提升干部考核的理性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     

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指标考核体系初探

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开展迫切需要一套指标考核体系来监测、评估和指导。对此,我们以科学的理论依据为指导,根据科学性、适应性、系统性、可行性、可比性和计量化原则,建立了一套包括八大类35项具体指标的指标考核体系,并确定了各项指标的考评标准和分值,使其在实践中具有更大的推广价值。     

环保考核、地方官员晋升与环境治理——基于2004—2009年中国86个重点城市的经验证据

长期以来,由于官员过度追求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晋升激励指标,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也愈加严重。随着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的科学化,以环境质量和能源利用效率改善为核心的环保考核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概率已经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并且在大城市和政府行政力量较强的城市这种作用更加显著。这种考核机制的变化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特别是在大城市和政府行政力量较强的城市,单位GDP能耗和环境污染水平都将更早地跨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拐点,环境质量改善的前景更加乐观。除此之外,地方官员受教育水平和民众受教育水平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