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游记》的翻译看李提摩太的宗教理想

晚清基督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最早将《西游记》较为完整地介绍到西方世界。在宗教对话成全模式之下,李提摩太虽然对以大乘佛教为代表的中国宗教表现出更加宽容的气度,但他仍然坚持基督教信仰的优越性,故而其翻译也都打上了深刻的基督教烙印。作为李氏唯一的一部文学译著,《西游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李提摩太一生的宗教理想,这无论从他翻译《西游记》的动机和意图,还是从他对《西游记》作者丘处机的认识与推崇上都可见一斑。虽然他始终站在基督教立场上阐发《西游记》的文学价值和宗教文化意义,但他的这种努力,无疑对西方世界理解和关注中国,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都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论初期的大乘佛教及其学说

早期大乘佛教是东方哲学史、文化史研究中的难点之一,它的起源至今尚未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对大乘佛教的研究必须依靠汉译佛典来进行是它的突出特点。一方面大乘佛教把唯心主义的思想推向了神秘主义的信仰高度,另一面它又具有世俗化的思想内涵。无论在印度哲学史的探究方面,还是在中国哲学史、佛教史的研究领域,都是一个需要理清和打通的认识环节     

儒道思想与大乘佛教的弘传

与印度佛教相比,中国佛教基本上是大乘佛教的天下。大乘佛教慈悲救度的价值取向、扫相显空的思维方法与众生皆可成佛的心性论思想都可以在儒道思想中找到对应的内容。这种对应就成为大乘佛教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思想根源。而儒道学术史上融合兼综的传统又培养了中国义学僧人融纳会通的精神,使大乘佛教创造性地发展出圆教形态。     

从“宗教”的本义看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观

作为信仰的一种“此在”的历史性表达形式,“诸宗教”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环境和个体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我们回到“宗教”之本义,并在此视域下分析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思想。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的主体并非两种“具体化”后的制度性宗教,因此,李氏之佛耶对话并非“援佛入耶”的“置换模式”,而是以上帝之国在世界的建立为目标、以治理世间之苦难与罪为途径的对话模式。     

从大乘佛教向汉地的传播看中印早期文化交流的特点

公元1世纪,大乘佛教在向北天竺传播的同时,已开始向中国汉地传播,汉明帝永平求法传说就是对这一史事的反映。但在于阗、龟兹为代表的西域地区,小乘佛教仍占据统治地位,使大乘佛教向汉地的传播表现为非接触传播的特殊传播方式。这种文化传播方式正是中印早期文化交流的特点之一。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之后——20世纪90年代国内后殖民理论研究综述

后殖民理论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介绍到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度成为90年代学术界译介和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一理论的传播和深入研究在极大地促进国内后殖民批评展开的同时也出现了误读的问题。认真地梳理这一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对于国内学术界的现代西方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问题——关于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思想的再思考

佛教中国化的课题是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中的传统课题,也是观察当代中国佛教文化有高度学术意义及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如何在当前新时代宗教中国化的总体方向下深入拓展佛教中国化议题的学术内涵,深度及广度,构成当代中国佛教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挑战。为此本文通过重读前贤的论述,厘清佛教在地化及中国化的内在动力源于佛教中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系统论证从印度大乘经典的思想建构,到中国古代佛教的义理诠释,无不融贯对于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认识与理解,为基于佛教内部视点深入评估佛教中国化议题的思想方法,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学术思想基础。     

知识与话语的权力空间:从东方学到东方主义

“Orientalism”主要有两种意思:一是作为话语的东方主义,二是作为文化表述的科学知识;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决定关系,在表面的知识与本质的话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空间,他者化形象表述、文化利用、本质主义、思想套装、政治行为与帝国意识等这些权力因素在空间内的运作,才使得东方学知识随着历史变化而更新,同时又不断地加固东方主义的话语存在,权力越来越体现其空间化和结构性的特色,亦即某种去中心的帝国本质,这种没有中心的权力可以借用各种因素来实现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从而完成从东方学到东方主义的历史体系的构建。     

后殖民理论的缺憾与汉学主义的替代理论

在跨文化研究领域,后殖民理论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但许多学者发现,后殖民理论虽然提供了发人深省的新颖视角,但并不完全适用于跨文化研究,特别是中西研究中出现的种种现象。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国学界提出了“汉学主义”这一受东方主义启发但又有别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替代理论。对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政治层面进行反思,可以探讨意识形态和政治批评如何影响学术的客观、中立和公正性,认识后殖民理论在跨文化研究方面的不足,也可理解汉学主义理论为何是一个可以弥补后殖民理论之不足、促进文化自觉和学术创新的可行性替代理论。     

儒学对佛教的批评及佛教的回应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 ,它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论体系乃至行为、生活等都与儒学发生冲突 ,儒学从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的角度对佛教进行了批评 ,佛教对此也作出了回应 ,批评与回应的焦点和重点是伦理观。     

从东方学看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的后殖民主义

认为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关于印度的描写并非是真实的,而是西方国家在后殖民时代对东方文化的一种歪曲和控制,其目的是为了满足西方观众的猎奇心理,迎合西方东方主义者的欣赏品味,体现了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不平等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对新时期我国如何定位本土文化提出建议。     

儒学:在基督教与佛教之间——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中心

人类中心主义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利益和需要来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基督教“是所有宗教中最具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宗教”;佛教则认为众生平等,人类没有凌驾于万物之上、主宰世界的权利。儒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介于二者之间,主张人与自然或生态的和谐统一。     

莲花戒与摩诃衍的思想比较研究

“顿渐之诤”是汉藏佛教交流史上规模较大、影响深刻的一次交流,也是一场高水平、深层次的汉、印、藏三地佛教对话。学术界对“顿渐之诤”的思想焦点争论不定、观点纷纭。本文以藏文文献《修习次第论》及敦煌出土的汉文文献《顿悟大乘正理诀》为依据,从五个方面归纳、总结了“顿渐”两派在思想教义及修持方法方面的差异。     

佛教与基督教的儒学化比较

中国历史上,佛教与基督宗教先后入华传教,试图出响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正统思想的中国封建社会,外来宗教和文化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走本土化（中国化）的道路。而在这种本土化的进程中,佛教与基督宗教却取得不同的结果,这说明在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中通过和平而又有选择、制约的交流、对话所产生的创造性的融合更值得提倡。     

二程的佛教观及其思想史意义

程颢、程颐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涉及存有论、道体观、伦理观和生死观等领域。二程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从儒家的立场看,有其合理性;从佛教的立场看,则表现为相当程度上的对佛教的误读。二程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含有极具启示价值的信息:第一,佛儒关系讨论旨.趣的转向;第二,偏颇的文化选择态度;第三,对佛教的自觉性误读;第四,对宋明理学中佛儒关系的初步预制。     

对佛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及其本土化的思考

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均为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它们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过程,可以从四个方面归纳特点,并由此阐发外来文化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中国化的几点思考。     

对佛教起源的再思考--佛教：从中国传到印度经中亚、中国汉代西域再回到中国（内地）

大量的佛像出现在四川广汉古蜀国的玉器上(玉壁、玉牙璋、玉镯等)、象牙上。还发现有重约数十公斤、额头上镶嵌(粘)有宝石的水晶佛头上,等等,说明在当时古蜀国佛教流行规模之大、信教人数之多。起源于中国的佛教传入印度后,经过古印度人(可能含中国古羌族人)加工整理逐渐形成系统的佛教理论,沉睡近200年之后,由印度传至中亚地区各国,再传到中国汉代西域各国,最后回流到中国内地,这就是佛教的倒流现象。     

李提摩太以耶释佛英译《大乘起信论》探析

“佛学第一入门书”《大乘起信论》在20世纪最初十年两度英译,也引起了教、学两界的关注,其中,李提摩太以耶释佛的翻译方式更是引起了众多关注和争议。文章探讨了译本以耶释佛背后的价值取向以及李氏以耶释佛的表现形式,并尝试以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考察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与历史、文化语境,进而发掘和肯定了译本的文化建构意义。     

太虚大师的居士佛教思想

居士佛教在近代佛教的变革与发展中有重要作用,甚至对出家人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太虚大师作为近代佛教改革的领袖人物,他是怎么看待居士佛教的呢?本文将分析太虚大师对居士佛教的护法、弘法作用的认识,以及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改造,如太虚对佛化家庭、佛化青年的重视,对居士佛教弊端的批评。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与改造都体现在他的正信会组织理念中。此外,太虚对近代僧俗争端的看法是他居士佛教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大同地区佛教沿革概述

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环境造就了大同地区特殊的文化氛围,使得大同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曾经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佛教中心,至今仍保存了众多的佛教文化遗迹。佛教在大同的兴衰发展,深深地影响了这一方的历史与文明,也为本地区的社会和谐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