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

一、现代性的危机在较为正统的社会学分析中,人们把“现代性”与现代化看作是同时的和一致的。现代性或现代化是以在启蒙运动中形成的下述信念为基础的,即理性的力量是普遍的和必然的,所有社会都能够而且将会由于这种力量而变迁,理性与合理性既是知识的标准,也是道德的权威。在启蒙思想家们那里居支配地位的是笛卡儿所说的孤独的思想者范式——这一基于理性     

现代社会的建构与反思——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来龙去脉

社会学是关于现代性的科学,“现代社会向何处去”是社会学始终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社会学自创立之日起便以重建社会为己任,以社会秩序达成为根本追求,因此,社会学理论实质是社会建设理论。如果把因现代性的发端与扩展而兴起的社会建设理论称为现代性社会建设理论,那么就可以把关于现代性的反思性或后现代性的社会建设理论称为后现代性社会建设理论。建设性与反思性是社会建设理论的双重品格,一直贯穿在社会建设理论的发展过程中。     

社会学理论的核心主题及其古典传统的创新--兼论社会学理论中"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建立

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其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与根本使命就体现为以"现代社会"为范本进行"现代性方案"的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推进.然而,随着当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社会转型,并由此深刻地影响到了一贯以反映社会现实变化为特征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传统上.社会学要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并对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就必须重新反思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在整合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传统的重建与创新.     

历史社会学:跨学科综合研究

与后现代时代俱来的是拒斥诸多重大理论的争辩 ,赞许社会学知识的混杂状况 ,从而使得社会科学当代理论的认同发生了一定的危机。一味拒斥“宏大的叙事”(большиенарративы) ,导致对于跨学科研究领域理论探索意义的怀疑。与此同时 ,有关后现代的争论又促进了新的认知课题的出现 ,而这些课题也只有依靠建立各人文学科之间理论方法的联系方能解决。历史社会学 ,作为史学和社会学两门学科的当然继承者 ,也面临同样的任务。现代社会学理论实质上是研究社会生活各种不同现象与过程的各种调查研究派别所作的大量理论概括的汇集。①…     

历史社会学、国际关系及相互联结的历史

本文主要关注了近期历史社会学的三个发展: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新韦伯主义历史社会学、多元现代性学者采用的"文明分析"方法及美国历史社会学的第三波文化转向。这些发展是对早期历史社会学中出现的问题的一种回应,然而它们并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没有摆脱欧洲中心主义传统的窠臼。基于此分析,本文提出应当以"关联的历史"(connected history)观为历史社会学分析的方法与手段,以满足全球历史社会学研究的要求。     

现代性的危机与人道社会主义诉求——科西克《现代性的危机》初探

科西克的<现代性的危机>是与<具体的辩证法>相映生辉的重要著作.在<现代性的危机>中,科西克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具体社会历史现实问题出发,把捷克危机理解为欧洲危机,并且提升为当代社会共同存在的现代性危机的典型标志.为了揭示这种危机的本质,科西克从人的异化存在方式、当代社会共同本质、人类精神价值丧失三个层面对当代社会中的现代性危机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提出了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共同的人道社会主义诉求.     

全球化与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型

社会学诞生之时,社会学家们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知识假设成为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范式。然而,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一场新的社会转型已悄然发生,而以反映社会现实变化为特征的社会学在理论研究范式上也必须与时俱进。社会学要理解全球化和对新的社会转型进行说明,就得重新反思及整合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实现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重建与创新。     

在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理论之间——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再解读

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中，米尔斯对美国传统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抽象和僵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带有后现代色彩的新的理论取向和方法论取向。在对人类历史和当代的看法上，在对宏大理论的批判上，在对实证主义的态度上，在对学科分化的理解上，以及对价值倾向的偏好上，米尔斯都表现出很强的后现代转向。然而他对现代社会学的批判是立足于古典社会学传统之上的，并没有完全放弃现代性，这使他的思想有别于纯粹的后现代主义，处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理论之间。这样，通过对《社会学的想像力》进行再解读，似乎可以把后现代社会理论和现代社会学在逻辑上连接起来，表明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体制理论研究

文化社会学思想是近年来威廉斯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文化体制理论是其一个核心理论命题.文化体制理论紧紧围绕文化生产与传播过程,着眼于文化分析的历史维度,整体地、动态地考察文化体制的历史沿革及其在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中的运行机制,从而在体制层面上重塑了文化发展的社会史,这不仅为文化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分析的理论范式.     

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

本文对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现状和基本理论范式作了一个概略的介绍。社会运动研究是 2 0世纪 6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个学术领域 ,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横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美国和欧洲分别形成了“资源动员”和“新社会运动”两种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在理论兴趣、基本假设以及由此而来的问题设定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唐传奇《莺莺传》悲剧新探

唐传奇《莺莺传》是“西厢故事”的源头 ,它所讲述的爱情悲剧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始乱终弃” ,实际上是女性“自献”的悲剧 ,其根源则是传统两性文化中以“男主女从”为要义的男权意识。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所谓党的执政能力,其本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一切能力,都是为人民执政;一切能力,都要为人民执政。归根到底,党的执政能力要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中来,要在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实践中历练,要在严酷的反腐败斗争中提升,最终还要由人民群众来断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意义重大,任务艰巨,过程艰苦。     

俄罗斯法治国家思想历史初析

法治国家思想早在 1 8世纪的俄罗斯就萌生了 ,并在 1 9世纪 60年代以后得到迅猛发展 ,到十月革命前后基本成型。俄罗斯所形成的法治国家思想与西方法治思想相比有独特之处。俄罗斯法治国家思想在形成的时间和实践的发展上与西欧法治相比也有相当差距 ,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及工商社会发展滞后。今天俄罗斯法治国家理论的基本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是已有俄罗斯法治国家思想的再现。     

新唯物主义起点--感性世界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集中地表现为对旧哲学思辨传统的超越.感性世界理论的明确阐释,构成了新唯物主义得以生成的理论机制.通过感性世界的中介,哲学回归了生活世界,从而为新唯物主义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对感性世界的理论分析,可以透视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成机制和基本理路.在理论范域的确认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理论视角的根本转移;在关于感性世界的理论界定上,马克思主义哲学阐明了感性世界的属人性质;在感性世界的构成机制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强调了"感性的活动"即实践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在对感性世界的理论阐释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了人的理论中心地位.     

试析消极自由观念研究的基本范畴

消极自由观念研究的基本范畴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消极自由观念的理论前提;消极自由的概念;消极自由是如何生成的;消极自由主义国家理论。正是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才使得消极自由观念会有了系统性,才构成了完整的消极自由观念。     

政府价值的自我求证 --兼论机构改革的本质

政府的价值是通过政府与国家、政府与社会、政府自身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的.缘于"经济人"的特性及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的矛盾运动,政府要通过各种方式对自身的合理性不断进行价值求证.机构改革从本质上来说是政府价值自我求证的重要内容.政府的价值求证是一个过程,因而,机构改革也没有终点,每一次改革都是政府自身在价值求证中不断优化的过程.     

试析《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象征艺术

托马斯·哈代娴熟地运用象征艺术手法 ,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对于成功塑造女主人公的形象 ,深刻展示她丰富的内心世界 ,以及拓展和延伸批判性主题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代性视野中的专家系统

专家系统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动力机制之一,人们在普遍主义的信任基础上借助专家系统扩展自己能力、规避自己的风险。但是,专家系统也存在和制造了诸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通过体制内的改良和体制外的造反是不够的,甚至是危险的。我们需要涵盖这两者的更大的社会制度容器——社会的反思监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