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战略

发生在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是当时最伟大的海上远征。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视角看,郑和下西洋所引发的问题远多于能够令人满意的答案。笔者将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结合,认为《明史》所说的“耀兵异域”是保障朝贡贸易和郑和下西洋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郑和下西洋是含有威慑手段的外交出使,军事威慑、朝贡贸易、文化交流共同构成了郑和下西洋的多重目的。     

郑和下西洋到过新加坡

据考证,我国古代大航海家郑和在七次(一说八次)下西洋时,曾到过新加坡。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在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从郑和下西洋的一张航海图《武备志·郑和航海图》中,清楚地记载着郑和的舰队经过新加坡开往马六甲的行程,其中写到“淡马锡”。这个“淡马锡”就是新加坡的古名。郑和下西洋的舰队是从福建起航,向南洋进发,驻扎在马六甲。当时的马六甲扼东西交通的咽喉,各国的商贾云集于港口,成为东方贸易的商港。华人也大量移居马六甲。郑和的舰队要到马六甲,毫无疑问必需经过新加坡海峡。当时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译员,留下记载的有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著的《西洋番国志》及黄省曾著的     

论永乐“郡县安南”对“郑和下西洋”之影响

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发动对安南战争并郡县其地是有其战略考量的,"郡县安南"威慑中南半岛番国,"郑和下西洋"威慑海岛番国,二者互为犄角之势,海路、陆路双管齐下,对西洋尤其是南海地区形成巨大军事压力。"郡县安南"之后,明朝从陆路近可制占城,远可控满剌加,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西洋朝贡体系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明宣宗继位,对黎利剿抚不力,明军在大败之后撤出交趾,沉重地打击了明朝威望,明朝失去了控制南海的地理优势。西洋诸番疏于朝贡,明宣宗心有不甘,遂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以挽回局面。宣德之后,安南坐大,朱棣所经营的西洋朝贡体系趋向松散与瓦解,明朝宗主国的地位名存实亡。"郡县安南"为明朝控制中南半岛奠定了基础,加速和推进了西洋朝贡体系的建立,朱棣"郡县安南"的决策对"郑和下西洋"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而宣宗"弃置交趾"恰恰是西洋朝贡体系濒于崩溃的前兆。     

郑和下西洋与福建的私商贸易

十五世纪初期,明王朝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学术界已对它作了很多研究.但对郑和下西洋与福建私商贸易的关系这个问题,却不见有专文探讨.弄清这个问题,对正确评价郑和下西洋,无疑是重要的.本文拟就这个问题提出浅见.     

再议郑和下西洋:以两次从广东启航为中心

明永乐、宣德间郑和七下西洋,其中第二次、第六次是从广东扬帆出海的。郑和下西洋开创了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拓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外交空间,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对推动朝贡贸易的繁荣作用最大,客观上也有利于广东等沿海地区商民向南洋移殖侨居,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然而,这一“壮举”并没有在明朝引发出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样把欧洲导向资本主义的类似的社会变迁,成为中国走向海洋、展开近代化进程的契机和内在力量,这是值得后人深刻反思的。     

明初我国与东南亚的伊斯兰联系

明初我国与马六甲关系的确立和发展,不仅仅是我国与东南亚一个国家关系的确立,也是我国与东南亚伊斯兰关系的开端。而郑和下西洋、早期的东南亚商业移民关系更加强了我国与东南亚伊斯兰的联系。     

郑和下西洋启航处的探索

郑和七次下西洋是人类征服海洋的空前壮举。郑和下西洋的直接启航处在哪里?历来众说不一,笔者认为福建的长乐太平港和泉州港是郑和下西洋的直接     

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

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若干有关下西洋终止的传统观点存在问题。首先是海禁说不能成立,下西洋与明朝紧接着下颁的禁海令之间没有直接关连,朝贡贸易与海禁是明朝两种不同内涵的政策;其次下西洋有“充溢库市”的一面,耗费巨大乃至物力不支说是一种误解;最后下西洋终止有偶然因素和必然性,下西洋推动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拉近了海外市场与中国的距离,从此中国不必舍近求远前往印度洋,终止与中国从先进到落后没有逻辑的联系。     

《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一书介绍

<正> 郑和下西洋不仅为一代之盛事,而且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人民与亚非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历史中的一桩空前壮举,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尤其在东南亚,郑和的纪念活动,至今不衰。因此,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成为人们十分感兴趣的一个课题。但由于种种原因,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资料,没有系统完整地保存下来,常为资料缺乏而难以深入。这就需要编纂出版一部比较全备的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资料。郑鹤声、郑一钧编撰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正是从这种需要出发编辑整理的。《汇编》所收资料内容广泛,它不仅收录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文物、调查资料,还从《明实录》、各种稿本的明清史籍、各种丛书、类书、文集、杂记、笔记、小说、戏曲、诗词,以及明代以后国内外有关著述中,将郑和下西洋的资料一一辑出,并酌情纳入适当章节中,使之成     

郑和下西洋所用船只与宝船辨析

关于郑和宝船问题,过去论者见仁见智,争论不休,主要是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郑和下西洋各个时期所使用的船只不尽相同.本文认为主要分三个时期:一、郑和前三次下西洋所用船只;二、郑和四至六次下西洋所用船只;三、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所用船只.本文不仅对这三个时期分别加以论述辨析,而且对宝船之名及其设计建造、数量、大小诸问题进行了考证廓清.     

详实深刻治史致用——评《“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

详实深刻治史致用——评《“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尹铭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明代可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它既有郑和七下西洋的空前绝后的壮举，又有倭寇频频为患沿海地区的不堪回首的一页；既有明朝与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官方贸易的繁荣，又有中...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地位

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七月至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大航海家郑和率领由二万八千多人及百余艘大小船舰组成的浩大船队,进行了世界古代史上著名的七下西洋的远洋航海。郑和船队在怒涛似山、水天连接的太平洋西南部、印度洋区域驰骋二十八年,先后多次访问亚非一百多个古代国家和地区,大大促进了中国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和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开阔并深化了人类对亚非地理和印度洋自然环境的认识。作为当时轰动朝野的大事,郑和远洋航海对明代社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试就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地位进行一些分析,以求教于前辈及有学之士。     

纪念郑和下西洋五百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福建省纪念郑和下西洋五百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今年6月22日至25日在长乐县召开,与会120多名代表,收到论文近60篇,主要探讨了如下问题。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动因。一些代表认为,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发展睦邻外交,树立中国在亚非国家中的尊严,开展对外贸易活动,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有人则认为,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多大经     

重实证,跨学科,全球化:改革开放以来郑和下西洋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郑和下西洋研究,无论是传统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还是新史料的利用,都呈现出很高的水平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对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史实,如郑和生平及其信仰、下西洋的航线和宝船尺度等都有深入研究,并且取得明显共识,然而部分分歧依然存在。对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目的和意义的认识,是学者持续关注的话题,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像郑和下西洋这样典型的中外关系史议题,在基于实证性研究的同时,对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以及全球化视野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姚广孝真的下过西洋吗?——兼及《姚氏族谱》相关记载之误

近年来学者根据福建《姚氏族谱》中的有关记载,指出明初永乐一朝重臣姚广孝曾随同郑和下过西洋,称这是国内相关研究的新进展.本文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认为《姚氏族谱》中所记姚广孝曾经同郑和下西洋的内容,并不合于历史事实.在此基础上推导出郑和下西洋的主旨是为了"迎佛骨"等结论,更是缺乏可靠根据的.     

《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评介

2005年7月4～6日,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和国家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办公室主办的“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在南京与太仓市举行,有270余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到会,其规模之大与学术讨论之热烈,堪称空前。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教授主编的《传承文明走向世界和平发展———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亦同时出版,论文集中收入精选论文146篇,计119.4万字,集中反映了海内外郑和研究的最新成果。关于郑和下西洋目的、航程、终止原因及历史意义的热烈探讨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航程、终…     

《支那航海家郑和传》:近代国人研究郑和第一篇

研究郑和的学者都认为,对郑和及其史迹做出较完整研究之开其端者是1905年梁启超发表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然而,实际上1903年9月30日出版的《大陆报》第11期上刊出的《支那航海家郑和传》一文,才是近代国人研究郑和的第一篇。该文首次把郑和下西洋的事迹放在整个世界史的背景下来考察,又首次将技术工具的发展作为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问题独立论述,并首次引入当时风靡世界的海权论思想,采用中西比较的方法,针对西方海权的扩张和中国海权的积弱,希望以郑和航海的壮举来唤醒中国民众的海权意识与爱国热情。该文不仅对梁启超撰写《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也基本上奠定了20世纪郑和研究的大致方向。     

郑和下西洋业绩及其前因后果试析--兼与郑培凯教授、翟若夫先生商榷

郑和七下西洋,远航东南亚及非洲各地,这无疑是世界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应该得到世人的充分肯定和尊重;同时,它也标志着我国当时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随着我国明初封建专制的加强,我国科技、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均受到极大影响,从而导致郑和远航的突然终止。因此,社会政治因素是影响科技发展重要因素,亦是郑和下西洋起止的根本原因。今天,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营造正常科技发展氛围,不断开拓创新,才能真正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我是怎样研究郑和的

<正> 我研究郑和,是从一九三五年发现郑和所亲立《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开始的,到与郑一钧合撰的五册《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从一九八○年起陆续出版,前后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郑和研究在我国第一次形成热潮,当时我在郑和研究方面做了一些拓荒性的工作。郑和下西洋这个历史事件,在本世纪初开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有不少论著问世,提出了众多的问题,展开了国际性的讨论。国内有梁启超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向达的《关于三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国外有法国学者伯希和所撰《郑和下西洋考》,日本学者山本达郎所撰《郑     

一个存在于东南亚历史脉络中的“文化郑和”——评《东南亚的“郑和记忆”与文化诠释》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明朝初期一次规模空前、跨越国界的政治、经济、外交活动,也是一次震惊世界的伟大的航海活动,更是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展示自我、在世人面前扬眉吐气的盛事,六百年来,其影响之大,世人瞩目;影响之久远,后人传颂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