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必大与范成大诗歌创作比较研究

周必大与范成大是南宋时期同时代的具有典型性的两位诗人。周必大诗作多交游唱和,范成大则以田园诗名世。周必大位居宰相之尊,领衔文坛,交往基本覆盖南宋中期整个文坛,交游唱和之作构成其诗歌创作的主体;范成大以写实诗见长,如田园诗。通过对周、范二人诗歌创作的比较,探讨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差异和相似之处,为今后系统性的探究二人的诗歌创作,提供一定的帮助。     

谭元春与江西复社文人之关系考察

谭元春是竟陵派后期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是复社成员,他与江西籍的复社人士交谊最为深厚。崇祯五年,谭元春在江西与万时华、陈宏绪、陈际泰等复社成员相游处,长达两月。双方的诗学思想和美学旨趣相似,都追求清远自得的风格,并相互影响。谭元春重新研读《文选》,探讨古诗的创作。江西复社人士也受谭元春和竟陵诗学理论的影响,万时华的《诗经偶笺》运用"以意逆志"法来解读,追求"玄致",贺贻孙的《诗筏》论"无厚"均脱胎于竟陵派。     

苏轼、王巩徐州诗歌与交谊述论

苏轼任徐州知州期间与王巩多有交谊,二人诗歌互答,志趣相投。钩稽带有“组诗性质”的诗作,既可观苏、王二人在徐州相约、相会过程中诗酒风流的知己之情,亦可窥苏轼知任徐州时对党争的隐性描述及其旷放之外的孤独心境,是研究苏轼文学交游的重要补充。     

近五年来我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述要

近五年来,我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四个领域：一是对古典诗学接受思想的挖掘与探讨,二是对古典诗学接受的综合性研究,三是对古典接受诗学个案的考察,四是对古典接受诗学研究的理论思考与学科反思。其中,在第三个领域,其研究内容又包括四个维面,即：对具体诗人接受的研究,对具体诗作、诗集接受的研究,对具体诗体、诗作群体、诗歌流派接受的研究,对古代文学思想观念及诗学范畴与命题接受的研究。     

蒲溪吟社及其诗钞初探

蒲溪吟社是清朝乾隆年间山西高平的一个文学社团,代表作家有苗令琮、张又华、张承纶等,他们创作的诗歌由司昌龄整理辑录为《蒲溪吟社三家诗钞》。蒲溪吟社诗人的作品呈现“格高韵远”的特色,是迥异于江南文风的“西北之文”的代表。诗作受到著名诗人沈德潜的激赏,并得到其弟子顾诒禄的点评推扬,从而在当时诗坛获得广泛赞誉。蒲溪吟社诗人与沈德潜、顾诒禄的诗文交谊,亦呈现出清代中叶南北方诗学交融互进的时代色彩。     

周必大、朱熹与吕、范解仇公案——兼论南宋政治上的调和思想

由欧阳修撰写《范公神道碑》而引出的范仲淹与吕夷简解仇公案,在南宋庆元年间引起了周必大与朱熹之间的激烈争论,前者认为吕、范始终未曾解仇,后者则坚持两人确有解仇之事。但周、朱两人争论的实质并不在于对是否解仇进行事实判定,而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关于党争的政治思想间的交锋。周必大在政治上信奉调和思想,坚持朝廷用人当不分党派,兼收并蓄。朱熹则主张政治的首要之务在区分"君子""小人",坚决反对两者杂用的调和倾向。在整个南宋时期,两种思想皆不乏追随者,但总体上看,周必大所代表的调和思想获得更多青睐,调和构成了南宋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     

杨万里与周必大交谊考论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的文学家,为“中兴四大家”之一;周必大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人和学者。绍兴二十年（1150）,两人同时参加庐陵解试并获得解额,此为两人交往之始。入仕后,杨万里和周必大游宦各地,难以相见,两人多以书信交往。隆兴年间,周必大贬归庐陵,杨万里父亲病逝,回庐陵丁忧。二人在家乡相见。乾道六年（1170）,杨万里赴任奉新县宰,由是分别。其后,两人各自宦海浮沉,甚难相见。绍熙三年（1192）,杨万里辞知赣州回到庐陵,此后便一直居住于此,直到开禧二年（1206）去逝。绍熙五年（1194）,周必大辞知潭州亦回到庐陵,直到嘉泰四年（1204）去逝。在晚居庐陵的十几年中,他们交往甚密,既经常互访,又频繁书启往来,还共同关爱后辈。这段交谊被传为佳话,以致被时人誉为“庐陵二老”。     

理想、政治、学术与诗歌——诗解刘师培

刘师培之诗歌,是其思想和行迹的记录。早年的刘师培,投身革命。他曾更名光汉,是与光复会“光复汉族,还我山河”的宗旨相合。而其当时发表的大量诗作,则多宣扬排满的主张。当然,作为民族革命的理论基础,“国粹”之说在他的诗歌中也得以弘扬。嗣后,刘师培首鼠两端,投靠端方,其诗歌则反映了他叛变的思想动机。而刘师培在诗歌中,也抒写了其从事学术研究的兴趣所在,当然还有他没有公开宣示于人的学术评价,包括对自我的评判,这或许更接近其真实的想法。阅读刘师培之诗集,更可以体会刘师培的诗学宗趣和诗歌风格。再通过梳理他与诗友之间的交谊赠答,判断其在晚清众多的诗歌流派中受湖湘派和同光体的影响,从而确定刘师培在近代诗坛之地位。     

田同之诗论与康乾之际山左诗学思想的嬗变

清代康熙至乾隆初期,山左诗歌空前繁荣,诗学思想亦相当活跃。田同之于康乾之际神韵说风流云散之时,“笃信谨守,乃在新城王公”,极力维护和鼓吹神韵说。同时,他又受到家学传统的影响和德州乡邦诗风的浸染,十分推重杜甫。各种因素的合力,使他立于沉实与清远两种诗学旨趣的交汇之处。透过他的诗论及其与诗界的前后钩联,可以寻觅到康乾之际山左诗学思想的嬗变痕迹。     

介绍周作人的三篇佚作

周作人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 ,此次在故乡发现这三篇周作人有关国民性、教育和乡邦文献的佚文 ,对于研究其生平、思想和作品都十分有益。     

《沧浪诗话》与江西诗学

文章就《沧浪诗话》与江西诗学相关的理论与批评作一比对,认为严羽不少诗学思想来自江西诗学,尤其是黄庭坚的诗学思想,诸如师法前人“立志须高”、“参”“悟”之法、“别趣”之说、“收拾贵在出场”等。“别材”与用字拘来历,针对江西“以才学为诗”而发则切中江西诗学病痛,但未能考虑特定的政治背景。批评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实则宋诗尚理而趣在其中。反对宋人和韵酬唱,本自朱熹,当辨证分析。     

现代还是古典:卞之琳早期诗作解析

现代主义诗人卞之琳以其融合古典词风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诗作在现代诗坛造成了很大影响,研究者也多从"化欧"、"化古"的角度来分析卞诗,但卞之琳所接受的古典诗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现代性因素,因而能通过分析,在卞之琳的诗作中发现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在现代的转型之路。     

论“悟”：关于宋代诗学一个范畴的分析——以严羽诗学为中心

禅宗(尤其是南宗禅)顿悟思想对宋代诗学(主要是江西诗学与严羽诗学思想)产生了具体影响。但江西诗学与严羽诗学对悟的把握有明显差别前者“自下而上”,后者“自上而下”。妙悟(悟)实际上是《沧浪诗话》中最核心的本体性范畴。     

南宋名臣胡铨交游考——以《戊午上高宗封事》为中心

胡铨是"南宋四名臣"之一,肝胆忠义,颇有令名,而半生岭海,仕途多蹇。宋高宗绍兴八年,胡铨以《上高宗封事》进谏,触忤权奸,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贬谪、拘禁、编管的生涯,此文可谓胡铨一生的关键点,以此为中心考察胡铨的交游,以见出作为"名臣"的胡铨其人其行对南宋初士风的影响。     

考察诗学与理学关系的一个范例: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江西诗学是宋代诗学的代表,方回是江西诗学的最后总结者.方回的诗学思想与其所接受的朱熹理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学诗如学道的观点,格高之说的人格内涵,圆熟平淡之论与理学人生境界,以及其诗法理论的深层意蕴,都表明他的诗学理论与理学有深层的关联.通过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有助于我们认识理学与诗学的具体内在联系.     

论谭元春与复社的诗学关系及相互影响

以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与复社相结合,两者在诗学上关系复杂;复社重经史、务有用、主雅正的主张对谭元春有潜在影响,谭元春主张深美、重实用之文;谭元春与复社均主张学古与真性情,复社提出君子的忠友孝悌之情,谭元春与之相近;谭元春等人的竟陵诗风对复社诗作的正反影响,表现为复社诸子的有意学习或避开;谭元春与江西复社人士的美学旨趣接近,其诗文中清远自得的风格与江西的文学传统与审美取向相一致。     

论"悟":关于宋代诗学一个范畴的分析 --以严羽诗学为中心

本篇论文通过对禅宗(尤其是南宗禅)顿悟思想的主旨的简要分析,力图揭示出悟之特点.在此基础上,文章还分析了悟对宋代诗学(主要是江西诗学与严羽诗学思想)产生的具体影响.文章通过比较江西诗学之悟与严羽诗学之悟,试图揭示出悟在严羽诗学中的意义与作用,并指出妙悟(悟)实际上是<沧浪诗话>中最核心的本体性范畴.     

饶宗颐与《潮州志》间的乡邦人文因素探究

饶宗颐先生总纂《潮州志》体现着与乡邦人文、潮州文化紧密相关的三个联系:修志的规模及条件与人文环境的联系;特殊历史时期与历史的制高点的联系;行政区划的变革与方志冠名的联系。饶宗颐先生总纂《潮州志》,客观上更是跟乡邦文化紧密相关甚至是乡邦人文因素起支配作用而推动的一种文化行为。     

邓显鹤与道咸宗宋诗风的形成

邓显鹤不仅是湖南近代史上著名的文献学家,也是著名的诗人.他论诗反对区分唐宋,不喜门户宗派,但又独尚江西诗,推崇杜、韩、苏、黄,诗作恣肆纵横,自成一家,在道光朝执湖南诗坛牛耳.其声名远播于江浙、两广、云贵一带,在道咸时期的宗宋诗风形成的前期发挥了作用.这种作用主要通过两种渠道来实现,一是通过与主持东南风雅的曾燠的诗文往来将尚江西诗的主张向诗坛扩散;二是在与程恩泽的交往中通过诗文唱和影响程恩泽的诗学倾向,程恩泽再凭自身高位促使宗宋成为趋势并占据诗坛主流,完成诗风的转变.     

乡邦世族与晚清诗学传承--以湘社为例

以易顺鼎、程颂万为代表的湘社作家群,集中体现了乡邦世族在晚清诗学传承中的作用。世传家学是诗学传承的重要途径,并造就家族文学的思想底色;对本家族文学造诣的自豪感维系了传习文学技巧的热情,以及统一文风在家族代际禅替间的稳定;家庭独特的文化氛围,还会浸染进作家的创作个性。家族在文化圈子内和地方上的影响力,能帮助作家获取文化资源,掌握传播领域话语权,并促成第一读者给出正面的权威批评。女性文学的传承附庸于家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