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唐故址考辨

关于秦汉时期的钱唐县治,自刘道真《钱唐记》以来,历代主张“灵隐山下”说者颇多,但均十分笼统地定其范围南至五云山麓的江边徐村、范村,西北至粟山石人岭和西溪,东到宝石山麓的大佛寺附近。其后,也有人主张在“钱湖门外”。清人倪鲁玉《神州古史考》因据《吴地记》:“粟山,一名新石头山,山上有城,下有飞泉、石杵,有吴先王刻题处”,认为钱唐县治在粟山上。最近,奚柳芳从地理角度着眼,结合文献进行实地考察后,提出秦汉时期的钱唐故址当在杭州市西南的转塘附近一带,即“环绕凌桥——转塘——龙坞——中村范围”。关于钱唐县治在灵隐山下,容下文详考。“钱湖门外”说前人早已否定,     

杜诗“沉塘坳”辨疑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唐朝大诗人杜甫的传世名篇,历来注释和讲解的人很多。但是,这些流行的讲解,并未详尽语意,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谬误,如“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句中的“沉塘坳”就一直未能有准确的解释。传统的注释本把“沉塘坳”中的“沉”解释为“坠落”,把“塘坳”解释为“低洼积水处”,这是不准确的。原因有二:一不合句法;二不合文意。笔者认为“沉塘坳”应该讲解成:深远的堤岸的弯曲低洼处,“沉”是“深远”的意思;“塘”为堤岸,“弯曲低洼之处”是单指“坳”,并非是“塘坳”的合意。     

也谈邵力子与中共“一大”

复旦大学校刊1982年第83期刊载了一篇《中共“一大”由上海转南湖召开可能采纳了邵力子建议》的署名文章,援引某老先生的话说:“邵力子生前曾亲口说过,他曾列席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会议,以后发生情况,也是他当时提出建议,会议才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续开。”经上海《报刊文摘》改用《邵力子曾列席中共“一大”》的定论式标题转摘介绍,此说遂被当成中共党史的“新发现”。其实,此说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为了证明某老先生的回忆是提供“信史”,“有很大的可靠性”,作者介绍说,     

金上京会宁府遗物

金朝(一一一五至一二三四年)是以女真族为核心在北部中国建立的区域性政权,与南宋并立了一百多年。松花江支流阿什河流域,山川秀丽、土地膏腴,是金朝的“兴王”之地。位于黑龙江省阿城县南,濒临阿什河左岸的白城,就是金朝早期都城——上京会宁府(一一一五至一一五三年初)故址。这里历经金朝的四个帝王(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奠都三十八年之久。它既是金朝上京路和会宁府     

“意思”在相似思维中诞生——散文意思形成过程论

散文是一种“有意思”的艺术形式,散文的“意思”是伴随着创作主体的相似思维——相似发现、相似联想、相似想象诞生的,要探寻散文的“意思”,必须探寻散文创作主体的思维过程。作者进行怎样的相似思维——相似联想与相似想象,散文作品就具有怎样的意义;作者相似思维——相似联想与相似想象的能力有多强,其散文作品的“意思”就有多强,多新颖。     

区域政治中的“软领导”者:再探新加坡之东盟身份

国际政治不仅仅是大国的权力游戏,小国也能“引领”大国.本文试图超越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并提出一个新概念——“软领导”,来分析新加坡在东盟中的生存逻辑,并将小国新加坡之所以能引领东盟发展归因于新加坡的软领导力.基于对“软领导”这一全新概念的剖析,以“大国”为何围着“小国”转这一问题意识为导向,从说服、议程、示范和交流等四个方面,勾勒小国新加坡引领东盟发展的途径与方式.     

现代经济中的一个特殊商品——“经营力”

在现代经济中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还存在着另一个新的经济主体——经营者。作者在确认了经营权即对财产的支配权也是一种特殊的所有权之后,提出了“经营力商品化”的理论命题。并认为“经营力商品化”对于优化市场要素的组合、创造真正的商品生产者都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由此指出,由于经营力就是对财产的经营能力,所以培养与造就经营力主体——企业家阶层,就是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大经济使命。作者着力强调,建设发达的商品经济,实质上就是在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     

高句丽故地与第二玄菟郡考

高句丽故地既不在新宾,也不在桓仁,而在与万发拔子遗址之相邻的通化境内;以通化万发拔子遗址为代表的商周至春秋战国遗存当为小水貊的文化遗存;万发拔子遗址即沸流国故址;通化县江口与桓仁交界处是富尔江、新开河与浑江的交汇处,亦是涓奴部与桂娄部的自然分水岭。平岗山城遗址很可能是西汉时期的高句丽县故址;自安山城城址很可能是第二玄菟郡故址。     

启蒙理想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务实精神相结合的经典之作——王治河、樊美筠的《第二次启蒙》

近日拜读王治河、樊美筠教授的《第二次启蒙》，初读便被作者深沉执著的现代性反思与对未来命运关注和忧心的人类性胸怀所感动，仔细品味又从中读出一缕悠长的历史之思——启蒙故事的重述，或许这更是作者提出“第二次启蒙”的本意。     

系统哲学研究的新作——《进化的多元论——系统哲学的新体系》出版

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献礼图书——《进化的多元论——系统哲学的新体系》近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闵家胤以长达15年的“哲学录感”积累为蓝本,加以分析和提炼,对系统哲学作出新的探索,并对自己这套渐成体系的系统哲学认知为“进化的多元论——系统哲学的新体系”。     

“九九缺一”母题的南亚佛教文化溯源

“九九缺一”,是一个从南亚经由佛经媒介传入中土的奇妙叙事母题。从中古汉译佛经故事可总结出这样的规律:运用“十”(及其倍数“百”、“五百”、“千”)这样的数字时,故事叙述者“思维定势”影响到叙事表达方式的有序化和习惯化。中土小说野史为此有了一种先在的互文性参照。在一个富有意味的整数到来之前,就有了某种先在的暗示,而数字背后又连带着“数”——古代又常指人既定命运,命运要来一个大的转折,从而叙述的故事情节出现了一个“陡转”讯号。或者,这个陡转就带来了特定故事一个相对完满的结局。该母题的存在,可较为合理地解释因为某种神秘信仰没有被实际验证的情形。     

本刊近期刊发的2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会文转载、转摘

本刊１９９９年第４期刊发的文章《９０年代文化产品的趋众性探析》（作者温朝霞，笔名为“夏朝”），被国内很有影响的最大型综合性、学术性文摘刊物─—《新华文摘》 １９９９年第１１期“文化·教育”专栏全文转载，并在封面要目作为重要文章介绍。此外，本刊同期刊发的钱翠玉、黄四清两位作者合写的文章《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思想》也被１９９９年第１２期《新华文摘》转摘了主要观点，大大增强了本刊的影响。本刊近期刊发的2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会文转载、转摘@唐遒     

夜访算命先生

人生之路靠自己闯,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何需求助于算命先生?你想知道他们所谓“神机妙算”的秘密吗?请与作者一同去——     

关于“三次社会大分工”献疑的一点佐证

关于“三次社会大分工”献疑的一点佐证刘泽根《周易·系辞》中有一段著名的“制器十三卦”的文字，颇为清晰地述及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的历史进程。在“系辞”的作者看来，在远古时期经历了包牺——神农——黄帝以至尧舜时期，其经济方式由渔猎而农耕，进而出现了商品...     

浅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闻工作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在奔向这个目标时,即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企业率先提出了“一切围绕市场转”的工作思路。全党工作的重心、指导思想变了,企业的经营思想、工作行为变了,那么,为“新近发生的、群众关心的、重要的事实报道”的新闻,必须随之转变。要把新闻工作的立足点放在市场经济上,新阿报道的思想、内容也要紧紧“围绕市场转”。     

越国富中大塘和吴塘小考

富中大塘和吴塘是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90年自吴获释归越后,为雪国耻,以图霸业,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发动越民治水筑塘、广辟田畴而出现的,是越国重要的粮食基地。富中大塘,传称大塘筑成,农田肥饶,粮食丰稔,越国炽富,故谓之“富中”。难怪左思《吴都赋》曾追赞云:“富中之畈,货殖之选。”那么,这个富中大塘在哪里呢?《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载:“富中塘……去县二十里二十三步”。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引《旧经》所记,说在“富中里”。清代陶元藻大《广会稽风俗赋》据左思《吴都赋》“富中之畈放马涧”,认为“在新昌县东支道林放马之所”,又引顾母“山阴富中塘”云云。其实从《越绝书》的记载度之,决非新昌乃不辨自明。《管子·八观》曾辩证地阐     

翻译中的文化转换策略:归化、异化与优化

1813年,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一书中提出了“异化”(fore ign ization)和“归化”(do-m esticati     

论唯物辩证法现存模式的变革和发展途径

本文论述唯物辩证法体系的产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现在通行的体系的模式是在苏联三十年代初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作者认为苏联哲学家在制订体系时,把恩格斯提出的辩证法第二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混同于列宁提出的“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是一个根本的错误。文章根据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论证了“对立面统一”与“否定之否定”是一个意思,否定之否定是辩证法的本质和核心。最后,文章尝试突破苏联的传统模式,按照辩证法的本来面目,在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础上重建作为“发展哲学”的唯物辩证法的体系,把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构筑成为一个历史发展的有机整体。     

将真的自己整个的表现——评石评梅小说的艺术特色

石评梅的小说,既有鲁迅和文研会作家文学“为人生”的旋律,又有创造社作家文学“表现自我”的和声,而形成了石评梅个人的风格——主观色彩浓厚、抒情意味深长。石评梅的小说,绝大多数采用第一人称来叙述故事。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法,使人读来,仿佛亲耳聆听作者娓娓动听的故事,亲眼详察作者那坦诚真率的内心,自然产生一种亲     

浙江省名溯源

“浙江”原是江名,后来演变成为省名。它出现于秦汉以前,初见于战国时纪录成文的《山海经》,次见于西汉的《史记》及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山海经·海内东经》载:“浙江出三天子部。”《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上会稽(今绍兴)祭大禹,“至钱唐(今杭州),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越绝书·记地传》:“勾践与吴战于浙江之上。”《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勾践与大夫种范蠡“入臣于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临水祖道,军阵固陵”(固陵后改西陵,即今萧山西兴)。文中提到的浙江即今之钱塘江,尚不是政区的名称。钱塘江古称浙江,据《方舆胜览》说:“浙江,取其曲折以为名。”《大明一统志》又说:“江口有山,居江中,潮水投山,十折而曲,故云浙江。”《读史方舆纪要》引卢肇的话也说:“浙者,折也。取潮水出海屈折倒流也。”三说雷同,都和江道曲折有关,折加水为“浙”,故浙江又有“之江”、“曲江”等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