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大櫆与桐城派

我朝自望溪方氏别裁诸伪体,一传而为刘海峰,再传而为姚惜抱,(陆继辂《士家文钞序》)可见,在乾嘉时某些文人心目中,刘大櫆在“桐城派”中与方、姚地位相等。但,大櫆虽游方苞之门,所为文造诣各殊。苞盖择取义理于经,所得于文者义法;大櫆并古     

论刘大櫆的散文风格

刘大概与方苞、姚鼐并称为“桐城三祖”。对于方、姚的散文，学术界的看法较为一致，而对于刘大批的散文，则历来争议颇多。褒之者认为其文章“卓然为国朝古义之冠”贬之者则认为其义“干理实有未足”，“意不克尤近”，清代邵辰在评价方、刘、姚三家散文成就I村说，“刘居其间，如蜂腰鹤膝”，章太炎更是毫不客气地称“刘大概是不足取”②平心而论，刘大棚的散文既不是“毫不足取”，也没有好到“国测古义之冠”。人们不同评价，原因很多，其小之一是原于对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持不同看法。如吴法络在《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脉认为：“大义…     

刘大櫆的哲学思想

近来,学术界陆续开展了对桐城派的研究,许多学者就桐城派的文论、散文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等发表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文章。但对这一散文流派、特别是对“桐城三祖”的文论之哲学基础则欠必要的探讨。从已发表的论文来看,对“桐城三祖”的哲学思想,一般都判之为“鼓吹程朱理学”、“奉程朱为正宗”。这种不加分析,统而括之的结论,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刘师培曾说:“近代以还,文儒辈出。     

刘大櫆的散文理论

作为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刘大櫆在方苞“义法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古文学派的散文理论。在散文的艺术规律方面,他所独创的“能事论”超越了“文以载道”的“工兵论”,真正确立了散文所独具的艺术价值。在散文的创作要素方面,他不仅分析了“神”、“气”、“音节”、“字句”等多重要素,而且勾勒出它们之间彼此递进的系统关系。在散文的审美风格方面,他区分了“奇”、“高”、“大”、“远”、“简”等十二种风格,从而促进了散文美学品位的多样化。在古文与时文的关系上,他对明清以来充斥文坛的八比时文的批判尖锐而深刻,同时又不一概否定时文作为一种散文方式的历史意义,因而比较辩证地处理了古文与时文二者的关系。     

刘大櫆的“吸烟有害论”

清代后期,谈吸烟有害的文章,大至朝廷奏摺,小至民间唱本,多得不可胜计。但是那里面所说的“吸烟”,是指吸鸦片,实际是“吸毒”。反对吸普通烟草的文章并不多。倒是远在鸦片输入中国以前,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刘大櫆写文章反对过吸烟。烟草传到中国,据说始于明代后期。谈迁《枣林杂俎》有《金丝烟》条,略云: “金丝烟,出海外番国,曰淡巴菰。流入闽入粤,名金丝烟。天启二年,贵州道梗,借径广西,始移其种。叶似     

关于刘大櫆哲学思想的思考

关于刘大櫆哲学思想的思考周中明方苞、刘大櫆、姚鼐被称为桐城派“三祖”。他们的哲学思想是什么？权威的《中国文学史》答曰；“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思想出发的”，①“究其根本是要维护程朱理学的反动思潮的统治地位。”②事实果真如此么？我们且以“三祖”中承上启...     

论桐城诗学史上的姚范与刘大櫆

姚范和刘大櫆作为桐城诗学史上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的过渡性人物,虽然在诗歌创作和批评方面没有取得较突出的成就,产生显著的影响,但两人的诗歌评点和理论对桐城诗学传统的形成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具体地说就是确立了以杜甫、韩愈、黄庭坚为核心的风格统系,奠定后来桐城诗学师法前贤的基本宗尚;基于研究诗歌的心得,参照文章学的基本概念建构起桐城诗学的概念系统;以大量的文本批点为后学开示学诗门径,形成桐城派通过评点来提示诗文义法的教学特点,最终为桐城派诗学传统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试论刘大櫆的诗歌理论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号海峰,安徽桐城人。他不仅是“桐城文派”三祖之一,也是“桐城诗派”的奠基人。就诗歌而言,刘大櫆和他的前辈方苞迥然不同。其一,方苞对诗歌一直怀有偏见,认为“辞章声律未足以陶铸人材,转跼其志气,使日趋于卑小。”(《赠石仲子序》)因而多次表示“绝意于诗”(《廌青山人诗序》、     

才雄气肆 笔峻辞丰——论刘大櫆的散文创作

桐城派的散文影响很大.姚鼐在《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此说虽遭“党同乡”之讥,但由此可见桐城散文在清代文坛上的地位.对方苞、刘魁(号海峰)姚鼐三位桐城派的开派人物,人们作过许多研究.但比较起来,学界对方、姚较为重视,评价也较高,而对刘氏则研究不够,评价也偏低.如清代邵懿辰在比较方、刘、姚三家散文成就时便说:“刘居其间,如蜂腰鹤膝”(《答方君书》).平心而论,方、刘、姚三家散文各有特点.通读刘氏散文我们便会看到,他的不少文章不囿于传统,不拘于时俗,大胆地阐发已见,在艺术上表现出才雄气肆,笔峻辞丰的风格,这是方、姚之文多所不及的.郭绍虞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后人之论桐城者,往往称方姚而摒弃海峰,这实在不是公允之论”.本文拟对刘海峰的散文作一概略考察.     

论戴名世及其在桐城派中的地位

人们论及桐城派,多举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很少提及戴名世。我认为,在桐城派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戴名世实有重要作用与影响,应当在文学史上给以符合史实的地位、评价。     

论桐城派

在我国散文的发展中,桐城派形成宗派以后,独树一帜,衣钵相传,有理论纲领,有创作实践,统治了清代文坛二百多年之久,声势之广大,影响之长远,除了诗歌中的江西派约略可以与其相匹外,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是很少见的。至于其毁誉之繁,则较江西诗派似又远为过之。     

论琴童在《西厢记》中之地位

《西厢记》中的琴童是一个十分次要的角色,虽然十分次要,对其艺术性也是有一定影响的,要妥为处理,并非易事。 作为一部短篇的传奇小说,《会真记》仅写了张生、莺莺的相识、相爱以及后来的婚变,没有去刻画某些细节,也没有涉及张生身边的奴仆,当然也没有出现琴童。到了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因为是曲艺,手法比较灵活,采取了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或从略的原则。张生向法本办妥暂租房间“读书”的交涉以后,才“令仆取行装至”。卷之四,张生操琴试探莺莺时,未有琴童出场。卷之六,长亭送别时,有如下的唱段:“〔尾〕仆人催促怕晚了天色,柳堤儿上把瘦马儿连忙解。” 草桥住夜,张生重行起程时,还有如下唱段:“〔风吹荷叶〕枕畔仆人低低道:‘起来么解元,天晓也!’把行李琴书收拾了。”卷之七,有“珙赋诗一绝,令仆人赴莺莺报喜”、“生缄诗与仆,仆行”、“门人报曰:‘张先生仆至’”、“仆使阶前忙应喏,骨子气喘不迭,满面征尘”、“生渴仰间,仆至,授衣发书”等语,仍未有琴童出场,出场者均为“仆”。 王实甫写作杂剧《西厢记》时,张生一出场,便是“扮骑马引俫人上开”,“俫人”云云,原是指的儿童,所以接着下来张生说“话说间早到城中。这里一座店儿,琴童接下马者!也还是相互吻合的,作为角色名,则欠统一     

桐城派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保守角色,桐城派被斥之为“桐城妖孽”,从此受到学术界的长期批判与冷落。但深入分析,会发现桐城派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变革与翻译西方文学两个方面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作出了一定贡献。当然,从整体上评价,桐城派对古文语言与封建伦理道德的固守,与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主流相背离,注定它必将成为新文学运动变革与清除的目标。     

论近代文坛的桐城派

桐城派在清代很有声势,正如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先生所说的:“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生关系”。(《中国文学批评史》)可见其影响之深广。 桐城派形成在康、雍时期,至乾、嘉而大盛。它的宗旨是高举程朱孔孟和唐宋八家的旗帜,阐发由此二者结合的“义法”。这样的宗旨是非常适合清王朝的统治需要的。因为继清初的武力镇压之后,到康熙时就想文武并用,以继承中国历代所传的道统和文     

桐城派散文艺术风格论新探

桐城派的美学理论十分重视散文艺术风格的探讨。方、刘、姚“桐城三祖”,他们欣赏和品评一个作品,常常先从总体入手,辨别其风格特色。比如方苞评欧阳修的《尹师鲁墓志铭》:“欧公志诸朋好,悲思激宕,风格最似太史公。”又如评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相其风格,不过与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相近耳。”姚鼐也明确地使用“风格”一词,如他评韩愈的《争臣论》云:“此文风格盖出于《左》《国》。”刘大櫆喜欢用“风神”来评文。他评欧     

桐城派“沉郁顿挫”论

桐城派极为重视“沉郁顿挫”之法,将其视为抵制诗文通俗化的有效手段。在桐城派看来,俚俗诗人崇尚性灵,反对闻见道理,故其诗“凡鄙浅近”;而“沉郁顿挫”之文法蕴含着高广的胸襟、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在表述上,俚俗诗风轻利快便,一往无余,失之佻巧;而“沉郁顿挫”则以顿、断之法形成高古厚重的语体。在风格上,俚俗诗风或失之软弱,或失之偾强,不得其中;而“沉郁顿挫”之法则兼容阳刚与阴柔,实现相济之美。在诗文通俗化倾向日益显著之际,桐城派为维护正统士人文言文化的统治地位,赋予“沉郁顿挫”以新的意蕴,雅俗之别被浓缩在这一文法之中。     

说桐城派之“神”

桐城派作家运用“神”这一审美概念,论者多述刘大櫆的“神气说”,且上绍方苞之“义法”,下启姚鼐之“阴阳刚柔”,构成桐城派美学理论的主要线索。笔者认为,以上提法有合理的一面,也有偏颇之处。本文拟对此作一些初步探讨。     

桐城派古文之建立及其流别

文章者意思之表现言词之藉以行远者本天下之公器无所谓派别也古人著书立论。皆谓之文。孔门文学科卽传六艺为道者六艺为文面貌各异周秦诸子体格各殊人心不同如其面焉仁者见仁智者兄智深者风深浅者见浅文之气象各由其人之学问知识性情品行而差安有所谓宗派者惟自秦汉统一儒术而后学者心思才力束于一方靡所抒董生贾谊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楊雄之徒。各本所     

文界革命:梁启超论桐城派

梁启超是现代重要的文学启蒙者,革命是他对文学的突出贡献。正是以革命为标准,在现代性视野下,他对桐城派展开评论。凡是革命者都予以高评,不革命者都评价不高,即使批判者也受到推崇。桐城学派的成立因方东树对抗汉学的革命精神,方苞因委身清廷而受到鄙薄被称为假道学先生,戴名世因对清廷的政治批判被推为桐城派之祖。虽然桐城派批评只是梁启超实现政治目标的一部分,但却开启了桐城派的现代命运,后来五四桐城派批判就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     

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之确立

确立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是主动适应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石。当前,确立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条件虽然基本成熟,但还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对此,需采取的对策是:改革与完善科技体制,鼓励产学研一体化;建立与完善政策体系,加大扶持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建立与健全法律法规,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有力保障;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意识,为自身形成主体地位积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