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思维辨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发表,使深受“四人帮”迫害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倍受鼓舞,欣喜异常。长期以来,“四人帮”推行“文艺黑线专政”论,不准作家艺术家搞创作。他们抹杀艺术的规律和特点,否定作为艺术规律和特点的形象思维,造成了文艺舞台没有戏剧、没有电影、没有小说的严重恶果。     

传统农民的本质特征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小生产理论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传统农民的本质应是“自给自足” ,“受外部权势的支配”虽然也可以说是传统农民的一种本质性特点 ,但前者更具本质意义。因而 ,以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小生产理论是“过时之论”是欠妥的。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小生产理论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 ,揭示了宗法式小生产和小商品生产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了两者与社会化大生产联系及转化的途径。这一理论对经济落后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它能深刻和彻底地揭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失误的根源。     

论创作个性

人们对创作个性有许多不同的见解,除了“风格就是个性”外,还有这样两种流行的观点:“创作个性,就是艺术创作过程中体现的艺术家审美感受和艺术造型的特殊性的综合”;“创作个性,是在创作实践中体现的作家世界观,特别是其中的审美观和艺术情趣修养、生活经验、形象思维、创作方法等一系列特点的总和”。但我认为,创作个性首先是一种能力——作家以独特的审美方式把握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它象徽号一样标志着作家的才气、学识、生活洞察力和艺术表现力。科瓦廖夫在《文艺创作心理学》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和心理学是在创作过程的全部复杂性     

济慈"两个房间"说与王国维"两种境界"说比较

济慈诗学常作为东西方学术互参的对象,王国维的“境界”论也是中西文化思想交融的产物。以叔本华的美学理念作枢纽,济慈“两个房间”说又可与王国维“两种境界”说相比照,通过阐发济慈诗论中“无思之室”和“初觉之室”与王国维诗学中“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的对应关系,或可更好地理解它们的涵义。     

“两种文化”的矛盾与人类的目标转向

“两种文化”的讨论除了说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外,更注重从伦理道德角度对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进行评论,有时人们还把从事自然或人文研究作为是否具有道德心和责任感的隐性分野。“两种文化”的分裂是客观存在的,它与人类生活的目标转向有关。     

艺术感觉活动中的选择模式

作为创造性的活动,作家的创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类认识的随机性,这主要表现在作家对外在认识对象的主动的、多自由度的选择。在艺术感觉过程中,作家对生活的原始“选择”,具有“目标选择”、“定性选择”和“抽提选择”三个层面。其中,“定性选择”     

现实主义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

现实主义精神和传统，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在ZO世纪新文学发展过程里，表现尤为明显。当代文学前17年，虽然受“左”的思想干扰及“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影响，但总的来看，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兴旺期、丰收期，出现了一批艺术较成熟、风格较稳定的作家和一批现实主义的扛鼎之作。文革期间，四人帮扭曲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创作原则，把作品当作他们错误路线的宣传品，当作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使社会主义文艺濒临崩溃的边缘。新时期，现实主义在新的条件下得以恢复并更开放，更发展。从描写和反映人们在文…     

重读唯物史观的"两种生产"理论--以现象学为其视野

根据唯物史观 ,历史中的决定因素 ,归根结底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 ,即种的繁衍 ,所以 ,从现象学的视角看 ,所谓“历史本体”就不是某种理念、精神之类的抽象物 ,它只是每个活生生的现实的个人的日常生活本身。因此 ,马克思主义把劳动作为人类基本需要和发挥人类潜能的首要活动 ,乃是对西方形而上学的颠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描述 ,相应要求我们拒绝抽象地或生物学化地看待“性” ,只要谈论“性”的地方 ,就有关系的生成、发生。     

论美国后现代元小说叙事手段及操作策略

作为美国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文类——“元小说”，是作家以小说的形式对小说艺术进行自我反思的结果。它通常以作者“侵入式叙述”、“戏仿”、“碎片拼贴”等手段及策略来颠覆小说艺术原有的模式和规范，进而消解这些模式和规范背后的意识形态权威，重构了后现代主义世界观。     

传统戏曲之团圆开场现象论——以《六十种曲》为例

《六十种曲》有着具明显表征的“团圆开场”现象,且几乎成为一种固定化模式,被作家反复使用.这种模式一般以家庭聚会为依托,体现出以尊尊、亲亲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伦理本位思想.同时,它又与戏曲的独特艺术品味相联系,揭示了作家“家国同构”的文化心理,融进了作家对剧情结构冷热悲欢的总体性考虑,具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蕴涵.     

赵树理·张爱玲·五四文学传统·民间立场

在五四文学传统视野中的赵树理和张爱玲,赵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是:(一)对启蒙(救亡)立场的传承;(二)艺术形式方面的民粹立场,则绕过或远离了五四文学创作传统的主流。张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则表现为:(一)基本上排斥和放弃了五四知识分子(作家)的启蒙立场;(二)呈现出一种反“现代”的态势;(三)艺术形式上既吸取了中国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又广泛借鉴了西方的意识流和心理分析等艺术手法,形成了一种新“传奇”体小说。另外在民间理论的观照下赵树理和张爱玲创作中的民间立场及其形态得到了呈现。     

灵魂的珍珠项链--余光中诗歌从边缘切入的两种向度窥探

真正的诗人总是保持恒久的前倾姿态,在人格上确立一种自觉的边缘意识.正如古今中外一切大作家大诗人一样,余光中的生命境界和精神世界是立体多元而又充满矛盾的,同时也保持其微妙与和谐的统一.余光中展现的世界具有多重的美学内蕴和多维路向.我们发现,当诗人从边缘立场出发,至少在两种向度上同时展开一是既能作为个体生命独特的心灵图景与创作主体的生命感受;二是又能作为表现出人与超自然两个层次的契合上,发出关于人类生命终极意义的追寻和关注以及体现出文化与历史传承的真义.余光中诗歌对当代华文诗歌写作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京派小说的美学追求

京派作家在创作中,远离政治,超越功利,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论。京派作家讲究文学的品位,强调“自我”和“性灵”的抒写,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性。他们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染,接受庄禅哲学中的朴素、自然的美学观,形成了超然、平和、冲淡、缅邈的艺术风范。     

写真·记游·短论──何少川散文创作的三维空间

现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何少川同志，数十年来利用工余时间搞创作，迄今已出版三本散文集：《故乡的花》、《古榕魂》和《高山含笑》。这点创作实绩，对专业作家来说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对一个长期从事党政工作的领导者来说，其艰辛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何少川的散文按内容取向的边异可分为生活写真、域外散记与短论序文三大类。品类不同，作者所凭籍的主要艺术传递方式亦不同，由此营构出一个色彩斑斓的艺术世界。一何少川的散文绝大部分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写真性记叙。这种记叙与一般作者的创作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深深受制于党的领导者与作家…     

中国传统教育与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思想的形成

研究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这一符合现代教育规律的创见与中国传统教育的关系,对于我们了解在中国现代教育中应怎样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糟粕、精华,探索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把握中国现代教育规律,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现代作家创作动因考察

一、表现只有文学家才能表现的“自觉的作家意识”,实际上是一个“为何写作”的创作发生学问题。本文使用这一提法有特定意义,即用以区分不同类型的走上文学道路的作家。我们认为,作家为何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艺术风貌和创作质量。具有自觉的作家意识的作家是...     

早行·秋思·意识流——清真词拾零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向来缺乏人物心理的描写,即使是明清晚起的小说,虽篇幅浩繁,可是人物塑造通常也采用白描勾勒,以人物语言、动作、表情等细节的描写,表现人物思想、性格以及它的发展。至于象“以小小画面取胜”的中国古典诗歌,由于受传统的“六艺”(风、雅、颂、赋、比、兴)的制约,诗人创作便也缺乏更多方面的发展。在篇幅短小的诗歌中直接纳入思想、回忆等细腻的心理活动就更为少见。这种创作上的局限,也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艺术鉴赏能力。对于少数突破“六艺”藩篱,采用新颖艺术手法进行艺术再现的作家作品,往往会产生曲解和误会。唐代李商隐、宋代吴梦窗的诗、词,便属此例。不过我们此处要谈的,却是周邦彦。他的一首《蝶恋花》词便     

论李贺诗歌“师心”的创作倾向

论李贺诗歌“师心”的创作倾向李军作为人学的文学，是人们内在情感的表现形式，是作家心灵的外界投影。作家创作就是抒发其心灵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特殊感受和独特体验。李贺诗歌的主要特征就是写心态，可以说是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再现，带有鲜明的“师心”创作倾向。王世贞...     

“不自觉”和理性活动两形式

创作中有所谓“不自觉”现象的发生。它与作家的理性意识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需要具体分析。 在这个问题上,俄国论者涉及较多的作家似为冈察洛夫。他曾将作家分为“自觉”、“不自觉”两类:前者是“形象没法说,理智给以补足”;后者则“醉心”于形象的创     

创作自由的矛盾二重性及审美特质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①创作自由,则是自由一般的特殊表现形态,它蕴含着自由的普遍本质,又是这一本质在创作领域的具体表现。因此,可以认为,创作自由是对创作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是人类自觉运用艺术创作的手段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家通过艺术想象、艺术表现手段,达到对现实生活的正确的反映和表现,达到主观理想、愿望、情感与客观现实在真善美基础上高度和谐统一,达到艺术审美活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完美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