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与李廷贵、酒素同志商榷

李廷贵、酒素同志的《苗族“习惯法”概论》(载《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以下称《概论》)、《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根支柱”》(载《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以下称《略论》)等文,对苗族古代社会的议榔规约、伦理道德、禁忌、习俗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读后受益不浅。但是,对于作者把议榔规约等当作苗族的习惯法、法律和“系统的‘法典’”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一《概论》作者关于议榔规约是苗族的习惯法,法律和法典的观点,是同他们对于议榔产生时代问题的看法联系着的。因此,在讨论榔约是否苗族的法律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就议榔产生的时代问题取得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略论》说:“议榔这种立法形式,看来源于原始公社末期开始有了私有财产的时候。”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是没有疑问的。     

关于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与榔规的性质的几个问题

自一九八一年《贵州社会科学》第五期和《贵州民族研究》第四期发表了廷贵、酒素同志的《苗族“习惯法”概论》、《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的“三根支柱”》的文章以后,我省几个刊物陆续发表了这方面的几篇论文。这些文章除了所叙鼓社、议榔的组织活动概况基本相同外,其起源和是否是“习惯法”问题仍存在很大分歧。一些文章认为:鼓社、议榔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一些文章则认为:起源于原始公社末期开始有了私有制财产的时候。至于榔规榔约,有的认为:它便是苗族的“习惯法”;有的人则认为:它不能叫做“习惯法”,更不能当做法律规范加以论述。苗族鼓社、议榔究竟起源于何时比较符合史实?榔规榔约是否可以叫做“习惯法”、能否当作法律规范来加以论述?由于历史原     

答《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

《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刊载韦启光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韦文》),对我们的《苗族“习惯法”概论》提出一些意见进行商榷。认为:一、苗族鼓社、议榔的创立时代,以为是母权制时代,二、苗族氏族社会的榔约没有法律意义,不能视为习惯法;三、苗族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宗教禁忌、氏族鼓社成员的权利义务以及氏族婚姻习俗等惯例规则,不能当作法律规范来加以论述。对此,我们认为,《韦文》的看法是不够恰当的。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三个问题,以向韦启光同志和方家们请教。一、关于鼓社、议榔产生的时代问题苗族“立鼓结社”的起源时代苗族兴鼓社的情况,我们在《苗族“鼓社”调查报告》等文已叙列了不少我们现在所能发掘到的资料,足够认识苗族鼓社是创立在苗族社会已从母系制进入父权制的时代了。这在理论上可以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列举希腊和罗马的氏族制度得到很好的说明。恩格斯在列举了雅典和罗马的氏族制度与易洛魁人的氏族制度比较之后指出:“罗马氏族的职能就是这样。除已完成向父权制的过渡这一点以外,都完全是易洛魁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再版。”而我们所列举的苗族的氏族制度,在我们的论述中,已论证它体现在苗族的鼓社体制,也是完成了向父权制过渡的。但是《韦文》则认为:“鼓社源于苗族社会进入父系个体家庭(产生私有制)的时代’,这同氏族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是有矛盾的”。并说:“恩格斯指出:随着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出现,氏族制度‘这种事物     

“理辞”与“苗例”

苗族理辞是贵州省黔东南州及其周边苗族地区民间理老判断纠纷时所依据的律例,是苗族古代社会法典和判例的集成;而苗例则是以当地苗族民间的议榔立法、理老司法和鼓社执法为核心的苗族习惯法系统。苗例是以议榔立法、理老司法和鼓社执法为核心的苗族习惯法体系。议榔所立之法经过历代的完善和固化而被诗化,即成为理辞,理老对案件的裁判以事实为依据,以理辞为准绳,理辞具有法律文本或者法律条例的功能和性质。     

关于扩大再生产平衡条件的三个公式

《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1期刊载奚兆永同志《关于扩大再生产平衡条件的基本公式》一文,评论了张薰华同志《论扩大再生产平衡条件的基本公式》(载《经济研究》1979年第10期)一文中的某些论点。本文拟就奚文涉及的一些问题谈一点看法。这里有关于扩大再生产平衡条件的三个方程式:     

再论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兼与陶济同志商榷

我在《关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载《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以下简称《评价问题》)以及《现代西方哲学》一书绪论中,就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评述现代西方哲学提出过一些看法。《学术月刊》1983年第4期发表了陶济同志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针对我的《评价问题》一文提出了商榷意见。现在我结合对陶文的评论,再谈一些看法。     

再谈张献忠入川作战次数问题 ——答田尚同志

近读田尚同志在《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三年第六期发表的《明末农民起义军初期入川作战问题探讨》一文,获益匪浅。因其中对我的《张献忠入川作战不是两次而是五次》(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年第四期)一文的部分论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又觉田文所持论据尚难以服人,故写此文再论并兼以奉答。一,关于张献忠崇祯六年入川作战问题田尚同志认为:“《蜀乱》所谓崇祯六     

也谈区分两种历史观的标准──兼答王建民同志

也谈区分两种历史观的标准──兼答王建民同志孟庆仁《山东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３期发表了王建民同志《论区分两种历史观的标准》一文（以下简称《王文》。文章谈的仍然是《毛泽东的历史观一议》一文中提出来的、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和艾奇逊用人口过剩解释近代...     

纸币、信用货币及其他——再与李崇淮同志商榷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黄金并没有退出货币的历史舞台》的论文,就黄金与货币的关系问题,与李崇淮同志进行商榷.以后,李崇淮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又发表了《就当前货币形式答谭寿清同志》,同时在《江汉论坛》1984年第7期上,发表了《联系实际研究和运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一文,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我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三个:1.纸币能否直接代表商品价值?2.马克思关于信用货币理论的内容是什么?信用货币能不能摆脱"货币由一种特殊商品来充当的形式"?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不等于本体论——答黄楠森同志

黄楠森同志在《哲学研究》1985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一文。为此,我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了《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黄楠森同志的某些观点谈了我的看法。为此,黄楠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90年第5期上发表了《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的文章,对我的文章提出了全面的批评。看完答文很     

正确理解同一律的基本内容和作用——简评《同一律作用探讨》的基本观点

<正> 正确理解同一律的基本内容和作用,是关系到如何正确理解形式逻辑的科学性质及其作用的重要问题。宋祖良同志的《同一律作用探讨》(见《青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宋文)一文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其基本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本文就如何正确理解同一律的基本内容和作用的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当心实证主义陷阱——与曾永寿同志商讨

曾永寿同志在《广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发表《也谈“月亮问题”——兼与李振伦等同志商榷》一文(以下简称“曾文”),与拙文《量子力学和哲学基本问题》(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11期)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商讨意见。读过曾文之后,感到在关于“哲学实证化是否可能”这一问题上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讨论。拙文在“哲学实证化是可能的吗?”这一标题下所讨论的问题是很明确的,中心思想是     

也谈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

何新同志的《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本来涵义及其演变》一文(见《学术研究》1980年第4期),对新编《辞海》关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个辞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少意见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徐庆凯同志的《关于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一文(见《学术研究》1981年第2期),纠正了何新同志对形而上学看法上的缺点,但回避了新编《辞海》这两个辞目的不足之处。这里,我也想就形而上学的概念,谈两点看法。(一)旧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长期以来,人们一谈到旧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就理所当然地说,它是研究灵魂、上帝、自     

二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问题

1978年底,我写了《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问题》一文(刊《江汉论坛》1979年第2期),对当时我所看到的国内外有关论著,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其中包括张怀瑾同志的两篇文章:《马克思关于艺术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是“过时”了吗?》(《文艺报》1959年第4期),《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石》(《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第1期)。本文拟专就张怀瑾同志发表在1981年第4期《学术月刊》上的《再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兼答何国瑞、刘世钰诸同志》一文(以下引张的话未注出处者,均见此文),与张怀瑾同志商榷。     

青海汉语方言中的“宾——动”式——兼与程祥徽 张成材同志商榷

<正> 读了《中国语文》1980年第2期程祥徽同志《青海口语语法散论》一文(以下简称《散论》)和《青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张成材同志《西宁方言的语法特点》一文(以下简称《特点》),很受启发。我也愿参加这一探讨,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的看法,供参考。     

关于物质概念的几个问题——与孙显元同志商榷

一九八一年《贵州社会科学》第二期上,刊登了孙显元同志的《论物质和物质形态》一文(以下简称“孙文”)。“孙文”对我去年在同一个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见《贵州社会科学》1980年创刊号《试论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是物质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一文,以下简称《统一体》)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统一体》一文的中心论点是:物质是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或者说,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是物质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孙文”对这一论     

规律、形式与周期——与赵汇商榷

读了《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刊载的赵汇同志的《论周期是辩证法的重要范畴》一文,我感到该文对本质、规律、形式和周期等范畴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本文仅就这些问题谈几点看法。     

再谈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与欧力同同志商榷

再谈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与欧力同同志商榷唐晓东欧力同同志在《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９期著文（下称欧文），对本人就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点问题与陆晓禾同志商榷一文所持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其中不乏中肯之词，还纠正了本人对某一概念理解上的偏差，我非常感谢他的赐...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刍议

读了汪义诚同志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吗?》(载《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5期)一文,很受启发。但作者对共产主义者同盟性质的基本看法,却是值得商椎的。我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以下简称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即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这里仅就汪义诚同志提到的两个有关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汪义诚同志谈到:“当时比较落后的德国,无     

就实践的目的性问题答陈广亮、高立胜同志

“实践的无目的性与目的性的辩证统一”,是我在《实践属性之再探索》(《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等文章中提出供考虑的一个命题。该命题悖于我国目前的流行看法。陈广亮和高立胜两同志在《“实践的无目的性与目的性辩证统一”质疑》(《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一文(以下简称陈文)中,对此提出了商榷。本文是我的简要答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