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开发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学讨论

西部民族地区具有丰富而复杂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它地处我国第一地理阶梯和第二地理阶梯的高原面上 ,地形奇伟 ,气候寒旱 ,众多民族交错聚居其间 ,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单元 ,且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的空间分布大体吻合。由于处于西部生态环境的源头位置 ,它能够深刻影响到全国的生态安全和社会发展。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新型人地关系的确立     

开发西部文化资源塑造华夏西部精神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为我国西部地区的文化开发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挑战和机遇.经济开发与文化开发并重,是新世纪大开发的必然趋势,我国西部地区丰厚的历史与现实资源也为西部文化开发提供了可能性、现实性和必要性.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关注文化开发,致力于大力开发西部地区文化资源,弘扬西部古老文化,发掘革命文化资源,汲取其他地区的优秀文化,构建具有西部特色的文化特质和人文精神,塑造华夏西部精神,这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也是西部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西部开发教育先行

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管理水平、改革开放力度等社会资本相对滞后,阻碍着西部的发展.但是西部地区全民的低文化结构同自然资本不相匹配,将更直接地阻碍着西部的大开发.在西部大开发中,重要而且首先必须发展教育.开发西部,就要转变西部教育理念,大力发展教育,迅速提高西部地区群众的整体素质,从而为西部大开发做好人才积累.     

对西部地区高校主动适应西部大开发的思考

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的重要战略决策,西部地区的高校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本文就西部地区高校如何主动适应西部大开发,在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质量、创建一流学科、兴办科技园区、发展远程高等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些见解.     

以人为本转化机制——关于改善西部人口状况的若干思考

人是社会的主体.在西部大开发中,必须以人为本,实现机制的转化.要以人的利益需求为导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以人地关系的和谐为目标,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而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和优化人口结构.     

固原地区人地关系两次转型及对生态建设的启示

历史上固原地区人地关系发生两次转型。第一次是气候波动主导下的人地关系向地缘政治主导下的人地关系的转型 ;第二次是从地缘政治的人地关系向开发掠夺式的人地关系的转型。在目前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 ,固原地区的生态建设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 ,从长远出发 ,抛弃过去那种人与自然隔离甚至对立的思维方式 ,建立新型人地观 ;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调整地区产业结构 ,使固原地区人地关系实现整体优化 ,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综合评价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西部的生态环境整体形势严峻,一方面是因为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固有的脆弱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为、经济和政治法律因素.因此,西部地区面临着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双重任务.在这些双重任务面前,西部地区必须要选择互动开发模式,建立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改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实现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西部地区企业效率实证分析

提高西部地区企业效率是西部大开发的部地区企业效率进行四个角度的实证分析,并对提高西部地区企业效率提出了三条战略性对策建议.     

西部开发与人力资本

基于人口因素对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制约作用,本文针对西部开发这一伟大的战略转移,阐述了人力资本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分析了人力资本在西部地区的不足,并认为,通过自身潜力的挖掘才是解决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出路.     

西部开发与西部民族的发展

中国西部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 ,是西部地区及西部民族发展的需要 ,更是推动和实现中国现代化进程、复兴中华民族的内在需求。回顾历代开发西部的实践活动及其经验教训 ,深入分析西部地区自身的特点 ,可以看出 ,西部开发是立体的开发 ;西部开发与西部民族的发展 ,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是至关重要的。因此 ,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 ,将民族文化与民族经济相结合 ,使之在互动中发展 ,是推动整个西部地区及西部民族发展的有效途径     

中西政治旨趣迥异的人性论基础

在中西政治文明的进程中,政治建构对于哲学人性论的依赖,一直是一个通贯的文化景观.任何政治都隐含着关于人性的假定,对于人性的不同预设导致了迥然不同的政治旨趣.西方国家崇尚法治与分权制衡的政治追求基于它对人的局限性和恶性的体认,中国历史上崇尚德治与集权专制的政治基于它对人性的完满和本善的预设,而理想的政治设计和政治运作应以对人性善恶的全面把握为基础.     

中西方“人的道德本质”理论探讨之比较

做人一定要有道德,如果失去了它,就像在茫茫大海中,没有指南针一样。其实做人很简单,关键是要拥有威严而义诚实的道德本质。为了进一步说明道德与人类的本质的关系,中国与西方的不少思想家对人的道德本质理论进行探讨。他们都把善恶问题与人的道德本质结合起来,并提出了人的道德本质是善的、恶的和不善不恶等观点。笔者主要想通过对中国与西方在人的道德本质问题上的探讨进行比较,分析两者的共性与差异性,并提出一些对人们现实生活中有用的理论启迪。     

孟子性善论的缘起、论证及其意义

孟子是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人性善思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从先秦人性论的发展,到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是一个发展过程,孟子性善论的提出是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殷周之际人文精神的反省,孔子仁的学说,中庸的天命之谓性都包含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并对性善做了种种深入的论证。他通过人禽之辨,与告子的仁义之辨等深入论证了人性善观点。人性善思想的提出后成为了中国文化人性思想的主流,对中国文化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腐败治理：人性假设、基本模式与路径选择

腐败的发生和治理都可以从人的本性去探究。自律与他律,前者注重调动主观自觉,后者着眼于强化客观制约,它们是中国和西方国家治理腐败的基本模式,分别根植于＂人性善＂和＂人性恶＂的人性假设,各自存在相应的缺陷。在分析两种腐败治理模式的人性假设与主要缺陷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反腐工作存在的不足,借鉴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腐败治理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我国腐败治理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论王安石“善恶由习”人性论的理论渊源及其内容

传统人性论是王安石人性论形成的理论来源。传统伦理思想史上的人性论主要有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荀子的性恶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和韩愈的性情三品说。王安石批判地吸收了前人的人性论成果,形成了他的"善恶由习"的人性论。他的人性论给传统人性论注入了新的内涵,开拓了新的境界,因而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论中西方“天人合一”思想的本质区别

中西方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具有本质区别：中国的＂天＂是形上层面的＂德性之天＂,西方的＂天＂是经验世界中的＂自然之天;＂中国的＂人＂是整体主义环境下的强调＂天（道）＂的人,西方的＂人＂是个体主义环境下的强调人类自身发展的人;达到＂天人合一＂的途径中国是内省式的,从正心开始,而西方是外求的,从研究自然开始。二者应当保持和谐的张力：在形上的超验层面应当具有传统中国＂天人合一＂的信仰,而在经验世界里应当注重＂人与自然（天）的和谐共存＂。     

毛泽东的人与自然观及其历史启示

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来观察、分析和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毛泽东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但可以认识和改造自然;人是自然界的奴隶,但同时又是自然界的主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应该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也能够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主体——人的作用,坚信人定胜天,主张＂向自然开战＂,但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则重视不够。毛泽东的人与自然观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既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对立,又要看到二者之间的统一;既要改造自然,又要关爱自然;既要发展经济,又不能破坏资源和环境。毛泽东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为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来源和历史依据。     

李泽厚实践美学对主体性的思索

李泽厚关于建立主体性的思想,从哲学的高度全面地提出人的问题,他提出主体性问题的思想动机和理论主题始终是个体的人和感性,这也是李泽厚提出主体性问题对于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意义。李泽厚主体性实践美学对人的问题的特别关注,充分显现了其美学的现代性特质,使其在中国现代美学中占有突出地位。     

经济伦理与中国管理难题

长期以来,经济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管理的难题之一,也是当代社会的重要课题。从经济伦理核心价值理念的确证与认同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管理的理论难题;从管理人性预设与人性的演变的角度阐述了中国管理的现实的人性张力;从中国现状与发展实践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管理在时空错位与理论超越方面的张力。     

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

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蕴涵着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分析挖掘这些思想,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1)扬弃劳动异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克服自然异化,促进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3)改造工业化生产方式,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实践基础;(4)发挥制度优势,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