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衡平视角下的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原则

涉外民商事审判的法律适用涉及三个层次的利益:国际社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当事人的利益。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原则反映了立法者在这三个层次的利益考量。法官需要明了该原则的利益内涵,从而在具体适用法律时尽量做到三方面利益的平衡。     

全球化与国际私法发展的新趋势

全球化时代已经形成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私法也有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 :国际私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 ,渊源不断充实 ,性质在慢慢转变 ;国际私法内容的集中化、成文化和趋同化不断加强 ;法律选择明确性和灵活性的结合、适当性的增强以及法律选择方法的多元化。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私法立法也应顺应国际趋势 ,加强成文化立法 ,增强其灵活性和适当性 ,以促进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发展     

论跨国公司对传统公司法的冲击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不断发展,跨国公司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跨国公司国际关联的法律特质对传统公司法关于债权人的法律保护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传统公司法之间存在着很多法律冲突。本文拟从法理、中外法律实践等方面对其进行深入探讨。     

国际银团贷款的主权风险及其控制

主权经历了主权观念—主权概念—主权理论的历史逻辑嬗变,主权原则在国际法上仍富有强大的生命力,经济主权原则是国际经济法的首要原则。国际银团贷款涉及的主权是一种经济主权。国际银团贷款中的主权风险包括国家行为理论风险、主权豁免风险、“卡尔沃主义”风险、主权债务的独特风险、国家和政府的继承以及承认风险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要结合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价值取向,系统控制国际银团贷款中的主权借款人引起的法律风险。     

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与中国国家主权的维护

主权是国家的基本属性 ,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拥有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力。中国为了争取国家主权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经济全球化作为主权的一种异化力量 ,必然要求让渡国家主权 ,从而对主权带来威胁和挑战。应对这种威胁和挑战 ,中国应该进行理性的选择 ,拓展和开创国家主权的运作途径 ,使中国在融入国际一体化的进程中维护和保障国家主权     

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私法的新发展

近30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民商事流转的加速发展,各国国际私法立法活动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新高潮,国际私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了许多令人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尽管专篇专章式的立法模式仍然为许多国家所沿用,但是完整的国际私法法典化模式却代表了当今国际私法立法的主旋律。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及加入WTO的新形势均对中国传统国际私法的理论研究、立法实践以及司法实践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和挑战。     

国际私法中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衍进之多维观照

国际私法的核心在于法律选择或法律适用,国际私法的正义就是涉外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上的正义,在国际私法尤其是18世纪中期以来的历史演进中,体现为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此消彼长和相互依存关系。萨维尼所架构的多边主义的法律选择学说主张涉外民商事案件应适用空间上最适合的法律,是为冲突正义;美国冲突法革命中诞生的若干理论强调适用案件处理结果上最适当的法律,是为实质正义。囿于各自的缺陷,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皆不足以单独实现对当今涉外民商事纷争的合理调整,二者的和合共生才是涉外民商事案件解决的最佳之道。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实质正义是极点,冲突正义是均衡,二者共存的途径是将实质正义的精神内蕴至冲突正义的外化规则中,经由冲突正义达至实质正义。     

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析及对策

从利益的角度阐述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及在其背景下的国际利益关系的态势,分析研究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拥有绝大部分大型跨国公司,比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发达国家加强了政府权力,国家对外经济活动干预明显有力;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发达国家处于控制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参与,需要有其自己的行为策略。     

关于公司法律冲突及其协调的若干问题思考

随着公司在国际民商事交流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各国对外国公司和外国公司法也日益重视并加强研究。在此种背景下，存在互异的各国公司法律发生的冲突越来越频繁化。复杂化，新近的国际私法和公司法立法趋势也表明，公司法律的冲突已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国籍、住所冲突。公司的组织及与组织密切相关的行为所引出的法律问题，由公司本国法（或成立地法）调整的传统观．点，也遇到了种种挑战。本文在反思传统国际私法理论和法制的局限性基础之上，对公司法律冲突的意义、解决原则、协调体制、法制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探讨。     

中国国际私法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两岸民商事法律冲突属于区际法律冲突.国际私法具有维护和促进国际社会和平发展的作用.2011年4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是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里程碑,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先进性和前瞻性的特点,将在涉台民事案件及两岸民事纠纷的法律适用上发挥重要作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构筑稳固的法治基础.     

国际法宪政问题研究

尽管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局面导致了国际法的宪政化，许多国际法学者仍然对其深表怀疑和否定。本文从语义学角度解析constitution的内涵，确认宪政的本质内涵就是法律规则的体系化，进而确认了国际宪政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从国际强行法视角对国际法的宪政内涵进行分析，并且对国际宪政和国家宪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rule of law has international as well as domestic attributes, so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levels: the domestic rule of law and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Using the thinking behind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to build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s both necessary and inevitable. China should put into practice the idea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t the institutional and the governance levels, and should at the same time participate in the UN’s rule of law activities and in international rule-making, thereby extending its rule of law discourse power and influ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phere.     

菲律宾政府对南沙群岛“主权诉求”的因由演变

从"国家安全"到"国家主权",从一般国际法原则到国际海洋法制度,综观菲律宾政府对南沙群岛主权主张的演变,其所提出的"证据"与"理由"均属其历史发展及民族主义情绪下行政或立法的产物。随着国际政治现实变化及国际法发展,菲律宾政府的法律主张从单方面依据国内主张或立法,逐步转变为寻求国际法支持,并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制度靠近。未来随着国际法发展、菲律宾国内行政实践以及立法的变化,仍有进一步整合的可能性。     

International Law as the Law of Domestic Governance: China’s Propositions and Institutional Practice

Like domestic law, international law can be used in domestic governance, where it can become an important instrument assisting China’s Party and government to rule the country and manage state affairs. Incorporating part of international law into domestic law and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rule of law in accord with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demonstrate the openness and international vision of China’s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Translating these propositions into concrete institutional practice will be of vit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dv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nd promoting world peace.     

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的立法完善

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涉外产品责任案件日益增多。伴随这一发展趋势 ,有关确定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逐渐成为国际私法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我国还尚未建立有关确定涉外产品责任的专门法律制度 ,而是笼统地采用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这一做法使原本复杂的法律问题变得过于简单化。文章是在对传统法律制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确定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的发展趋势及我国在这一领域内的立法完善 ,以促进我国涉外产品责任专门法律制度的尽快建立。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法理思考

＂非直接利益冲突＂根源于现实利益问题。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是导致群众利益受损并引发＂非直接利益冲突＂的深层次原因。要从根本上化解＂非直接利益冲突＂,必须切实做好法律制定和法律清理,为群众利益筑起坚固的＂防火墙＂和＂安全网＂。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萌芽于20世纪40、50年代“一个中间地带”思想,雏形于60年代的“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正式形成于70年代初期。毛泽东以国家利益与主权诉求为逻辑原点,以矛盾对立统一论为哲学基石,以冷战时代背景为历史平台,以反对霸权主义为主要外交方略,形成了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作为中国外交战略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具有十分特殊的时代价值,特别是在国际伦理与正义原则、话语权与国家形象、安全机制与战略伙伴关系、相互依存与文化超越等领域形成的理念和原则,是值得我们倍加珍视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海上执法中武力使用问题研究

我国海上执法主体以海警为主，海事、海军为辅。一般来说，海上执法时如遇有以下情形可以使用武力：行使自卫权、行使执法权受阻和打击海上犯罪。海上执法中的武力使用应当符合“必要且合理”的原则，并按照国际通常程序进行，即使用武力的警告、进行警示性射击直至对船体的武力打击。武力使用必须根据有关授权、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军队的条令和条例进行，并按照规定程序请示报告。同时，海上执法中的武力使用还要受我国批准或加入的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约束，使用武力不当造成损害的，由国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论我国的外交实践与国际法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自己的外交实践推动了国际法的发展。其中,以国际法基本原则、领土法以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方面对发展国际法的主要贡献,最为引人瞩目。     

论国际惯例在我国涉外民事关系中的适用——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在国际民商事交往领域,国际惯例主要就是国际商事惯例。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是一条具有一般规定性质的冲突规范,该条以及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所指的国际惯例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法院处理涉外民事关系的准据法,据此不能得出国际惯例是我国国际私法渊源的结论。本文认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前,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国际惯例所指为何不明确;二是借公共秩序排除国际惯例的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没有对国际惯例的适用做出规定,对此,应该尽快加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