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为何坚决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

日本首相小泉上任后,连续5次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每次都遭到朝、韩和亚洲有关国家特别是我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和严厉批判?这要从“靖国神社”摆放的物品和它的内涵说起。“靖国神社”大门外,“竖着一座高约10米的纪念碑塔,碑文为:‘追慕景仰为皇运的扩展而献身的尽忠靖国之士和遗烈’(“扩展”的实质就是对外侵略的代名词——作者注)。塔身底座嵌有十六块浮雕,表现的都是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树碑立传的内容。如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1900年日军参加八国联军占领天津、1931年日军侵占中国东北、1932年中是上海空战等,都…     

试论统筹国民经济和谐发展的经济法保障——以“新国家主义”对抗“新自由主义”的竞争武器

从对“新国家主义”抗争“新自由主义”的分析入手,探讨了统筹国民经济和谐发展的经济法保障问题。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新自由主义”来实现国际扩张的大环境下,中国的重要竞争武器便是体现“新国家主义”的经济法。一方面,经济法是体现“新国家主义”的重要法律武器;另一方面,经济法主要是通过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增量利益关系和非平等主体之间的增量利益关系而成为统筹国民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法律保障。     

闻一多:从国家主义到民主主义——一个真正爱国者的思想轨迹

闻一多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作为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的一切创造力都来源于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爱。他的爱国思想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 ,即他在真正接近人民 ,受到深刻教育之后 ,由崇奉“国家主义”,转而为强调“人民”利益 ,崇奉“民主主义”。闻一多的思想历程典型地说明了五四以来中国真正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道路。他受过五四的洗礼 ,是五四的产儿 ;他是最勇敢、最忠实的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和捍卫者.     

“新国家主义”与九一八事变后陈启天的抗日救国主张

1923年底陈启天揭櫫"新国家主义"的要旨在于建构国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围绕这一主旨,陈启天一直倾力于建构国家主义理论与从事国家主义运动,成为中国青年党的要角。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启天对日主张作战;对内要求停止党争、取消"党治"以共赴国难;主张"抗日不忘铲共",批判国民性以指导"国民救亡运动"。其抗日救国主张是延续和发展"新国家主义"的逻辑结果,不免意识形态之囿限。     

论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者的“大中华民族”观

"大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最早提出于1914年,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提倡和使用"大中华民族"的人多了起来,其中包括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当然,由于政治立场、文化理论以及从事职业的不同,人们提倡和使用"大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目的也是不同的。就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而言,他们提倡和使用"大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他们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首先是要实现"五族同化",并最终使五族同化成为一"单纯"的"大中华民族",这样中华民族才有能力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下解放出来。而他们所讲的"五族同化"的实质,并非五族融合,而是以汉族来同化其他四族,亦即所谓"汉化"。所以,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所提倡和使用的"大中华民族"观,既有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和奴役、实现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自决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是一种具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的民族观,而这种民族观是一种错误的民族观,并不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如果按照国家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实行"五族同化",其结果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满、蒙、回、藏等各民族最终将失去其民族特征,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对"以大中华民族的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的"大中华民族"观持批判和反对态度。     

科学：通往强国之门的“金钥匙”——从霍金的三次中国之行谈起

从霍金的三次中国之行谈起,在论述了霍金的物理学贡献及其对于中国的科普意义后,重点从科学对于个人以及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我国缺乏"科学"成长所需的土壤及生态环境,以及中国公众的科学观念较差这三方面分析了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更需要霍金、需要科学的原因。     

从语言的四维性思考英语语言教学—— 一条通往四维世界的链

本篇文章主要阐述语言的四维性质 ,并指出英语语言与汉语语言在四维性思维中表现出的不同性质 ,通过归纳总结三维教学和四维教学存在的差异 ,提出改进英语语言教学的一些新建议 ,同时强调只有在四维语言中才能体现英语语言的生命意义和完整的思想性。     

“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从“异乡”作家葛亮的《燕食记》谈起

《燕食记》作为葛亮在后疫情时期创作的作品,以“老字号”的戚戚然为创作蓝本,从市井描绘到人文呈现,以历史的角度去看待文化认同和现代化进程。通过维度的伸展和立场的坚守,葛亮以“他者”进入文学现场,通过上海、广东、香港等不同城市视角讨论和思索“异乡”的文化根著与文化融合等问题。     

中国特色大学精神研究——从“五有”大学”的“有精神”谈起

五有大学要有精神,需要中华精神为灵魂的引领、科学精神为核心的涵育、科大精神为源泉的滋养。用中华精神为师生构建永久的精神家园、提供牢固的价值认同、塑造大写的人格灵魂;用科学精神以发挥大学的驱动功能、批判功能、凝聚功能、熏陶功能,使科学精神逐渐地被师生认同,成为其共同的心理基础;将大学精神尤其是科大精神积淀、传承、发扬,形成滋养科大人的源头活水。     

新疆“四个认同”教育的思考

民族团结是维护多民族国家和谐的永恒主题。四个认同思想是新形势下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内容。新疆民族地区开展四个认同教育,对于增强各族群众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存在着公民教育内容的缺失、教育方法形式化、教育主体单一化等问题。面对社会转型和文化多元化,必须不断反思,切实提高四个认同教育的实效性。     

专家系统的扩张及其后果——一种关于“生活政治”的探讨

人们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反思可以切入到专家系统这个层面来进行,因为专家系统已经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扩张．社会生活中的认同危机、风险加剧等社会问题都与之不无关联,从专家系统这个视角出发可以使此类社会问题得到更进一步的认识并找到相应的解决之道。     

儒学的第一次“嬗变”——从孔子和董仲舒谈起

文章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仔细梳理了儒家思想从孔子创立到董仲舒第一次"嬗变"过程。"嬗变"在这里不是贬意,而是对旧儒家思想的积极的扬弃。文章主要对儒家何以可能、嬗变何以可能、怎样嬗变(即嬗变的"四个维度")进行了分析,明其变,求其因;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分析这一历史过程。     

墨子伦理思想的“民本”精神——从儒、墨比较谈起

墨子的伦理思想中蕴涵着丰富而独特的人文情怀和“民本”精神。墨子反对儒家以等差之爱治政救世,他从“农与工肆”的利益出发,以“兼爱”为核心,传达了一种爱无差等,为万民兴利的以民为本的伦理精神。墨子伦理思想的“民本”精神从三方面可以体现：一是“兼爱”思想：“爱利万民,爱利百姓”;二是“尚贤”思想：“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三是“天志”思想：“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民本”精神虽然在墨子时代未能如墨子所愿发挥出其预想的作用,但其真知灼见仍值得我们去挖掘和发扬。     

精神契合与文化认同——论新城“二王”与眉山“二苏”

王士禄与王士禛兄弟弱冠以甲科登第,并称"二王",由于家世、经历及文学才华而被时人比作眉山"二苏"。在清初特殊的家族环境和政治文化背景下,"二王"自觉追仿"二苏",表现在"磨勘之狱"与"二苏"精神上的契合,和蜀冈禅智寺唱和中文化上的认同。"二王"因此度过仕途的困厄,得到江南文人的认可与推重。     

区域主义:通往全球主义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

全球主义与区域主义是上世纪 80年代尤其是冷战后同时发展的重要国际关系现象 ,学术界对两者关系主要有“冲突论”、“兼容论”、“过渡论”三种看法。出现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区域主义的理论发展滞后于实践。区域主义的初始内涵是民族主义的体现和放大 ,经过旧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 ,封闭性的区域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等不同阶段对区域主义内涵的改造 ,其当代内涵与全球主义日益接近。新帝国主义披着全球主义外衣为殖民主义张目 ,对区域主义造成一定冲击 ,我们在推进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同时 ,应坚决反对新帝国主义。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四论“丁玲精神”

丁玲是我国著名的革命文艺家,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她在一生的创作活动和言行中,始终贯穿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宝贵品性。这是丁玲精神的体现,是其精神特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家园遗产”:情境、主体、实践——基于台湾原住民及“社区营造”经验的探讨

如同遗产是一种文化过程,“家园遗产”的提出以及实践亦是一种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文化过程.它是针对在遗产运动过程中,遗产的原真性拥有者自身失语和被边缘化的处境所提出来的.它是对遗产真正主体的一种尊重,也是族群应对全球化、民族-国家权力、强化自我认同的工具.台湾当下的原住民“家园遗产”意义上的部落重建就是在此历史情境下生成的.同时,台湾社会一场意在应对全球化和自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危机的“社区总体营造”运动赋予台湾原住民重回部落、建设家园的一种“由上而下”的积极力量,亦是探讨台湾原住民家园意义上的遗产实践不可避开的情境.此外,“社区总体营造”与“家园遗产”概念有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它一方面例证了“家园遗产”实践的可能性和意义,另外一方面丰富了“家园遗产”主体的内涵.     

寻找丢失的“自我”——从《砂女》看“自我认同”表现

安部公房在他的小说《砂女》中给我们讲述了主人公仁木次平在现代都市生活的孤独与困惑，并苦苦地挣扎着。偶然一次他在采集标本的过程中，掉进别人的陷阱——砂洞。从此开始了他与孀居女人的砂洞生活。始终以现代人自居的他，在这封闭的空间里挣扎、绝望、以及在绝望中最后发现希望。通过“我”的自我认同的描述，对在不毛之地的沙丘的人的存在问题进行了探索。     

从“乡土性”到“地方感”:文化遗产的现代性承载

文章通过分析呈现"文化遗产"概念在中国兴起的思想观念脉络与社会历史背景,指出当代中国所兴起的文化遗产保护浪潮,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重建地方感的社会实践与知识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遗产所形塑和承载的地方感,不仅延伸丰富了地方话语的现代表征意义,也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构筑了一种经验性的时空感知框架,是构建现代性的身份政治与认同机制的关键要素。     

“运思”：通往荷尔德林的“诗思”之路——对一种批评的再批评

"运思"作为德国民族所特有的一种哲性思维,经过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转化为一种诗性思维.所以"运思"就成为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一种"阐释"策略.从这种策略中我们可以窥见到海德格尔这种"运思"的批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