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反思

我国农村土地改革政策，应当根据我国的经济情形、社会状况、土地改革的社会目标而制定，既不能抽象讨论土地市场化，也不能纠缠于土地私有与公有的概念之争。在制定土地改革办法时，社会问题应列于政策之首，纯粹的经济目的，则应退居道义考量之后。在确保农民的生存权及国家的粮食安全目标的前提下，相信农民的智慧，尊重农民的自主创新精神，应该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首选方案。     

农村土地抵押的运行实践与制度完善

农村土地抵押的客体是土地使用权,囿于现行法律规范不同类型的农村土地使用权具有不同的抵押能力;土地权利形态的多元化趋向在各地区的土地市场化运作模式中得以显现,不同的农村土地使用权形态能否抵押取决于立法选择.农村土地抵押制度的完善有赖于建设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规范体系,健全农村土地登记公示制度,设立农村土地银行和土地使用权价值评估体系,以及构筑农村土地抵押融资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市场化路径选择

以分析土地管理制度所处的耕地保护红线、快速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三个时代背景为逻辑起点,研究了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市场化配置的三种策略：城乡土地流动、耕地资源异地占补平衡和 “飞地工业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新一轮土地改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路径：城市土地一级开发的PPP模式,发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制度引擎作用,宅基地有限市场化配置和市场化思路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最后,提出政府在土地改革制度环境建设中的四个功能：科学规划、搭建市场交易平台、统筹协调利益关系和风险评估管控。     

市场化:对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几点反思

在我国,土地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市场化程度远远落后于另外两个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的市场化程度。当前我们需要切实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的“市场化”进程。我国应该建立一个土地所有权市场,这样国家在出于非公共利益需要时,可以在土地所有权市场上购买集体土地。目前我国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市场化程度要明显高于集体土地使用权市场化程度。在我国农村,应该建立起一个运作有效的,可以供集体土地使用权自由流转的市场。     

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逻辑、原则与制度选择

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是土地法制改革中的一项核心议题,它在现行土地法体系的多重目标和逻辑下存在显著的制度冲突和权利限制问题,破题的关键是厘清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逻辑和原则。这要求将财产权逻辑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逻辑主线,将多元目标拣选、提炼为两项原则——即农民权利实现机会和承包经营权益的绝对保障,并以这两项原则划定财产权逻辑的适用前提,而未被转化为原则的其他目标则只能在不违背主线逻辑的前提下设定和适用为该目标服务的规则。在此基础上,制度改革的思路将趋于明晰,土地承包经营权将同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权共同构成三层次的权利体系。集体所有制仍然是制度前提,土地经营权将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非土地所有权）为基础获得创设并承载旧制度未竟的使命,就长期而言,曾施加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转让、抵押、期限上的限制将逐渐弱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再分配将吸纳更多授权性（自治性）规范,但出于经验性考虑,短期内的制度调整仍有待变通设计与实施。     

国有化:中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变革之路

学术界对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众说纷纭。保留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方案都不可取。土地的经济社会属性为农村集体土地国有化提供了正当性诠释,粮食的有效供给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农业的培育为农村集体土地国有化提供了必要性诠释,构建一种既能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又能让国家财力承受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双赢”的农村集体土地国有化方案应当成为我们变革的最佳路径。     

制度模糊性下农村土地产权的变革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在正式规则和实施特征两方面存在模糊性,正式规则的模糊性主要表现为政府的有意性模糊和两种形式的产权公共域,实施特征的模糊性则表现在渐进式实施和选择性实施两个方面。已有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按照产权由模糊到清晰的逻辑,主要沿着不断拓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内涵和逐步增强地权稳定性两条主线逐步展开。新一轮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仍然需要坚持产权逐步清晰化路径,以土地确权为基础,以“三权分置”为原则,合理细分土地产权;以土地财产权实现为重点,进一步拓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内涵;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为切入点,逐步提高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强度。     

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再认识--试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中的神话

理论界对我国土地制度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并产生了一系列的新理论,但这些理论过多注意了学理层面的考量,实际应用价值则极其有限。为此,我们必须转变思维战略,确立新的理论,以充分保护农民的农地权为核心、从“三农”问题整体解决的思路出发,推进土地制度变革。     

WTO框架下的中国农村土地立法研究

土地资源是农村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是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的物质载体。农村土地立法的完善,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新时期＂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我国＂十二五＂能否顺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加入WTO后,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和农村土地市场化程度不断加强,我国农村土地立法在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流转权等方面的缺陷已经成为制约着我国农业发展的最大瓶颈。要以WTO确立的非歧视性原则、公平贸易原则、透明度原则等为指导,不断完善我国农村土地立法,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探析

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是整个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存在的现实困境要求我们对其进行改革。在多种改革方案中,实行农村土地“三元制”的所有权糊度改革模式是可行的。该“三元制”方案内容为：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应属农民私人所有;耕地应属集体所有;城郊地应属国家所有;“四荒地”应允许私人所有;其它农村土地可进行因地稍宜的制度安排。     

明晰集体土地产权 促进农村税费改革

本文在分析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不足及影响基础上,提出明晰集体土地产权,促进农村税费改革的措施,即明确集体准土地所有权主体权利,明晰土地产权结构,界定租税费,并完善法制上的保障.     

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路与对策

农村土地问题是当前＂三农＂问题的核心,也是关系到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根本问题。当前农村土地问题越来越严重,其根本原因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长期分离,阻碍了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本文通过分析建国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历程,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效率＂理论,对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思考,提出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新思路和对策。     

我国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的宪政意义

民国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维护封建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而与其紧密依附的民族资产阶级也顽固地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统治,使商品经济无法得到快速发展,宪政也难以产生。我国50年代的土地改革,彻底扫除了这一障碍,为宪政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农村新政下的农民地权保护研究

保护农民地权,是切实维护农民利益的体现,已成为十七届三中全会农村新政的重要内容,更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必然要求。这一目标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农民地权的扩大。但扩大地权的良好愿望不能仅归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的变革,还需立足于当前法制体系的整体构架,以强化并完善地权的基础权利效力为根本,进而逐步取得所有权的改造。     

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在介绍"大包干"是小岗村农民在生存环境胁迫下的首创基础上,阐述了中共十一届三全会审时度势,把农民的首创上升为农村改革的方向;在介绍城市国有土地改革成功的基础上,论述了冲破农村建设用地改革盲点,显化和实现农村建设用地沉睡资产的必要性。据此,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进行了解读,认为深化农地经营制度改革切忌急于求成,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原则,走综合改革的道路。     

论《明日的田园城市》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

通过对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的研究,结合英国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曾经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对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土地问题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了中国城市发展及其土地制度的缺陷,并借鉴田园城市关于土地制度论述的精髓,认真思考了中国土地制度、城乡矛盾和解决＂三农＂问题的趋势,提出了解决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必须不断完善土地制度、建立公平机制、科学制定规划、促进土地经营流转,从而促进城乡共生共融、和谐发展的主张。     

苏维埃土地政策的政治诠释

解读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时期的土地政策,不宜从现代产权理论中关于土地权属的基本要素着手,而是应该更多地置于当时的客观环境特别是政治因素来评判;苏维埃时期的土地政策,有鲜明的阶级性、不确定性、依附性和强制性;苏维埃土地政策的实施,解构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经济基础,建构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年代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苏维埃土地政策既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目标相呼应,也宣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取向。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及方案分析

文章归纳了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宅基地制度在当前存在的问题,指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目标,认为比较好的方案应该是:所有权归国家,农户享有完全的使用权,有偿使用,有偿转让,利用市场规律调节供求,沟通城乡居住用地市场等内容,并进一步分析了该方案的优点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