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循吏无本朝再议

司马迁眼中的循吏是指那些能谨守法度，忠于职守，顺应自然，崇尚无为而治的官员。史公对于历史人物是否适用类传 有特殊要求，即该人物的主要事迹须符合类传人物所具有的共性。《史记》作循吏传不录本朝人物实属偶然，而非传统史家所谓 史公借写史以“刺汉”。     

《史记》循吏无本朝再议

司马迁眼中的循吏是指那些能谨守法度，忠于职守，顺应自然，崇尚无为而治的官员。史公对于历史人物是否适用类传 有特殊要求，即该人物的主要事迹须符合类传人物所具有的共性。《史记》作循吏传不录本朝人物实属偶然，而非传统史家所谓 史公借写史以“刺汉”。     

《资治通鉴译注》战争卷评介

近期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施丁同志的《资治通鉴译注》战争卷,以鲜明的特色和风格吸引读者,标志通鉴学在发展过程中迈出了一个新步伐。第一,从选题看,它抓住了《通鉴》的主要个性,也即战争史笔这一突出特征。大家知道,司马光写《通鉴》,其主观愿望,是“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通鉴》主要是一部政治通史。突出政治史,使《通鉴》获得巨大成功。但     

“书法”辨析——略谈史家著史之法

我认为,世言史家之书法,其义过于狭隘,对其研究,亦往往流于形式主义,道路越走越窄。本文拟就书法之涵义略述浅见,以求专家指教。世言史家之书法,盖从《春秋》书法来。在中国史学史上,学者似乎皆由《春秋》之书法而论及他史之书法,历代相因,绵绵不绝,使之成为一个不可改易的老传统,不可不涉及的大问题,似乎成为中国之史家的“独一无二之天职”,“独一无二之能事”。何谓书法?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梁启超在本世纪初所著《新史学》中,曾专门论过书法,他说:     

鲁迅论司马迁

鲁迅认为司马迁是“文豪”．“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指司马迁在写史形式上的创造与革新；“无韵之《离骚》”指《史记》在内容上的一个特点，主指内容。鲁迅认为《史记》的成因是；家学渊源、社会实践，李陵事件的促使、时代使然。还认为《史记》艺术上“爱赋”、尽小品性能、注重情感力量。鲁迅要求青年读《史记》。     

从《通鉴》到《纲目》——宋代通鉴学之一脉

司马光《资治通鉴》在它问世后的八、九百年中的影响足以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相比。而《通鉴》在历史编纂学上衍生的分枝之繁,则似乎还超过《史记》、《汉书》。宋、元、明、清四代,有借《通鉴》阐发义理的《通鉴纲目》,由《纲目》又衍生了《纲目发明》、《纲目书法》、《纲目补遗》等,它们可称为“义理”一脉;有沿《通鉴》续作史书的《通鉴外纪》、《续通鉴长编》,由此还衍生了《外纪补遗》、《前编考证》等等,它们可称为“续作”一脉;有改《通鉴》另创新制的《纪事本末》、《通鉴节要》、《通鉴总类》等,由此     

史论集《史家·史识·感情》出版

最近,我校历史系副教授宋衍申撰著的《史家·史识·感情》史论集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论集收文32篇。大部分内容是研究《通鉴》及其作者司马光的,此外还有中国古代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唐宋史、     

《红楼梦》是所谓的"史书"吗? --评霍氏姐弟的《红楼解梦》

霍氏姐弟的《红楼解梦》前些年轰动一时 ,其最根本的观点是 :《红楼梦》隐写了“一部历史” ,实质上是“一部史书”。霍氏姐弟赖以立论的 ,主要有四大概念———“野史”、“史公”、“《春秋》微词”和“史家曲笔” ,但是他们根本漠视这些概念的文学意蕴 ,对其做了错误的理解。因此 ,《红楼解梦》建立在这些错误理解上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章学诚“史德”理论新探

章学诚认为良史不仅要有才、学、识三长,而且必备“史德”。对他的史德理论,学者们理解为要求史学家应据事直书,以客观主义的态度尊重历史事实,不掺杂自己的主观意图。本文通过对《文史通义·史德》篇及章学诚史学思想体系的考察,认为这种解释是不恰当的,章学诚提倡史家应具备“史德”,乃是要求史学家站在维护封建伦理的立场上写史。     

胡三省《通鉴注》简论

今年是南宋著名的爱国史家胡三省逝世六百八十周年.他曾竭毕生精力为我国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作了详尽的注释,为后人阅读这部史学名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为祖国文化遗产增添了光彩.《通鉴注》与《通鉴》一样,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财富,因此,对于这样一位为祖国文化发展作过贡献的历史学家,是值得我们纪念的.然而对于《通鉴注》,如同胡三省一样,长期湮没无闻,甚而产生误解,认为《通鉴注》仅仅是“音注”,最多也不过“长于地理考证”而已.其实不然,诚如当代著名史家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小引》中所说:“世以是为音训之学,不之注意.故吉浙东学术者,多举深宁、东发,而不及身之.自考据学兴,身之始以擅长地理称于世.然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已哉,其爱国之忧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生平抱负,     

高德卓识,学者楷模——读侯外庐《韧的追求》

侯外庐先生在学术上堪称大师，在道德上堪称楷模。他的自传《韧的追求》以朴素无华的文字向我们昭示了这位史学家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展现了这位学者的学术贡献和高风亮节：一、高尚的史德所谓史德，根据章学诚的阐述，是“著书者之心术”，即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     

唐朝天宝三载为何改年曰“载”

唐朝天宝三载为何改年曰“载”陈国本《通鉴·唐纪》三十一，玄宗天宝三载：“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载。”此“载”，犹“年”也。即今通常所谓“一年半载”之“载”。天宝三载为何改“年”曰“载”，史书没有明文记载，而教学中却是需要回答的问题。《尔雅·释天》：...     

唐宣宗朝中枢政治考论

史学界对唐宣宗朝中枢政治的研究,目前仅有零星论述而无系统性,这一则是由于历代史家偏重唐前期历史的研究,另则由于保存下来的有关宣宗朝的史料极少,难于措手。《旧唐书》、《宣宗本纪》云:“惜乎简籍遗落,旧事十无三四”,《十七史商榷》《宣宗简籍遗落》条云:“唐人所撰实录,至武宗止,……宣宗既无实录,……故云简籍遗落”;本文拟广搜两《唐书》、《通鉴》、《东观奏记》中的有关史料,对宣宗朝的中枢政治作一考辨论析。     

董狐的“书法不隐”与南史的“据实直书”

世以董狐、南史并称,同为史家直笔的典范。但其实质,董狐的“书法不隐”与南史的“据实直书”却是完全不同的笔法．据实直书是以真实记事为先务,因事实而寓褒贬,善恶自见。而书法不隐是史家记事不隐其道义,为表达史家的善恶褒贬而不计史事本身的真实．违背了“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基本准则,实为任情褒贬之滥觞。后世误将董狐的“书法不隐”与南史的“据实直书”混为一谈：视董狐“书法不隐”亦为直书典范、良史笔法;这是误解了孔子所谓“古之良史,书法不隐”的评价。准确地说,值得赞赏的是董狐惩恶不避权贵的良史品质,而非董狐“书法不隐”的笔法。     

《史通》书名辨证

书名是认识该书性质的最重要的事项之一。产生于唐代的《史通》 ,自宋代起 ,学者们对其书名内涵的解释仁智相参 ,颇不一致。分歧的关键即在一“通”字。有的认为《史通》之“通”是笺注的意思 ;有的认为与语言通顺有关 ;还有的辨析此“通”没有“通识”的意思 ,也不具备“贯通”之意。异说纷纭 ,莫衷一是 ,影响到了对《史通》主题思想或作者主体意识的认识的一致性。其实 ,作为史学理论大家的刘知几深明书名体现和规范该书性质的道理 ,对其书名的涵义是有明确界定的。所谓“史”即指历史学 ;所谓“通”即通义的省称 ,属古代理论文体专有名称。     

《史记》与《通鉴》的“鸿门宴”文法评比

1、《通鉴》“鸿门宴”取材于《史记》“鸿门宴”,个别处取于《汉书》“鸿门宴”.三种“鸿门宴”的文法,各有长短;相形之下,以《史记》之一种为上.本文就《史记》与《通鉴》的“鸿门宴”文法,试加评比,庶有助于加深对《史记》“鸿门宴”的理解.     

脂批“深得《金瓶》壶奥”条辨析

脂批中“深得《金瓶》壹奥”条，甲戌本作“写个个皆知”和庚辰本作“写个个皆到”的差异，是脂砚斋和畸笏叟在不同的认知和思考下形成的：“写个个皆知”是脂砚斋对曹雪芹删去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的响应；而“写个个皆到”则是畸笏叟主导《红楼梦》批点之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喜好，对原有脂批作出的调整和修改。脂批所认为的“《金瓶》壹奥”是指“全无安逸之笔”而言，是对世情小说的叙事手法细腻性特点的体察。     

感情与人性,曹丕“文气”说的特性

曹丕的“文气”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重要问题，占有重要位置，引人注目．郭绍虞认为，“文以气为主”的“气”是指“才气”，“公干有选气”的“气”指“语气”。（《中国文学批评史》44页）罗报泽认为，曹丕的“气”，“合则为一，分则为二，‘文以气为主’之‘气’，及‘徐子有齐气’、‘公干有逸气’之‘气’，则指先天的才气及体气而言”。（《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分册165页）敏泽认为，“以气论文，则始于曹丕，他所说的‘气’，就是作者的气质和才性．”（《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154页）李泽厚、刘纲纪认为，曹丕所说的“气…     

史量才的“史家办报”思想

史量才是“史家办报”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主持《申报》的22年间,史量才怀着对国家、对社会、对历史、对后人的强烈的责任感,始终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用治史的态度来办报,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史量才“史家办报”思想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用治史的态度办报,二是为如实记录历史不屈不惧,不畏强权。     

“史”字本义新解

甲骨文的“史”字写作“飞”,或“矿”。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史字本义的解释是:“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根据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史”字的本义乃是“记事”,它原本是动词。记事自然要公正,即忠于史实,如“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是我国自古以来史家的优良传统。可是后世的许多学者不同意许慎关于“中,正也”的解释。清朝学者江永在《周礼疑义举要》(卷五)说:“凡官署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之‘中’皆簿书,犹今之案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