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早”

“早”是什么意思?用古話說,叫做“先其时也”,用我們时代的語言来講,就是“走在时間前面”。夺得了“早”字,就意味着在工作中取得了主动权。正象人民公社的社員們說的:“早字貴如金”。“早”是要靠人們发揮主观能动作用来爭取的,这就叫“抓早”。毛澤东同志教导我們,革命和建設事业的发展是不停頓的,而又是有阶段的,因此,我們在做一切工作的时     

对“单向度文学”的思考

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无文学的十年.对此看法,我不敢苟同.我一贯认为,“文革”十年是存在文学的,而且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主流文学是单向度的文学(即政治性文学),同时,在从事真正文学的人和追求真、善、美的,有一定文学修养的接受者的心灵世界中,仍然流淌着清澈的文学泉水,最终,它必将滋润那些从迷狂的政治恶梦中醒来的人们的干渴的喉咙.“文革”十年存在文学.那么,什么是文学呢?文学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文学作品是文学家对其所拥有的原始材料经过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握后,创造出来的艺术品.通常来说,文学有三种功能: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但是,有的文学根据其功利目的不同而突出某一种或两种功能,其他功能弱化,如,政治性文学,仅强调其政治功能(即教育功能).那么,“文革”期间的文学,从其数量和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上,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占主导地位的单向度的文学;另一部分,数量较少,影响的广度与深度较小的真正文学(即其具备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造成单向度文学的主要原因是文学异化,所说的文学异化,指文学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炮制的文艺谬论的左右,从而使文学由其三维度功能(即认识、教育和审美功能)走向单向度的政治宣传、教育功能.于是,文学界呈现出主流     

文学启蒙与性别困境——对十七年文学女性形象的背景分析

肇始于新中国成立的十七年文学对女性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一个相对独异的时期,它一方面担负着某种“无性化”的指责,另一方面则以众多的革命女性形象塑造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传统,使一种“新社会意识”真正走向广大农村。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图在“革命”文化的背景上来考察“五四”启蒙主义与十七年文学中女性启蒙的关系,因为当革命话语抑制了知识分子的启蒙信念时,反而使性别问题更见突出。一女性成为革命作家的叙述中心并不是从十七年文学开始的,它在４０年代的战争文学里已经有了明确的表露。钱理群在《“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     

“写中间人物”论是“暴露黑暗”论的翻版

我国无产阶級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无产阶級文学同資产阶級文学斗爭的历史。資产阶級总是在不同的时期里提出各种各样的文学主张来反对无产阶級文学,其中之一就是实质相同而名目不断更换的所謂“暴露黑暗”的文学主张。邵荃麟同志的“写中間人物”論,就是“暴露黑暗”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抗日战爭时期的延安,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是中国新社会制度的搖籃。歌頌革命     

“文革”文学中的女性叙事

“文革”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典型是女英雄(女铁人),①她们在行为模式上几乎与“文革”时期文学中的男性正面人物等齐划一.以此来论,似乎“文革”时期并没有真实表现女性世界的文本.这不足为奇,因为它不过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延续及特定时期的极型.真正能“浮出历史地表”②的女性写作需要长久的时间去等待.男性权威对女性的压迫性渗透及女性为获得男性权威的社会指认所作的投降实质上仍然是现实,也仍然是女性文学无法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但是,历史文本是“把历史事件按照一种而不是另一种的情节结构或神话组合起来的作法”③,是以一种视点而不是另一种视点对历史事件的抽样选择,之后加以编排的叙事形式.因此,在既定的文本与历史真相之间并不能划上等号.以“文革”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典型来论,文本典型得以产生不能不说是对现实中的女性有所抽绎和变异.当然,现实中女性的真实面貌因“历史已逝去不返”,我们所能作的只是从多种材料出发去尽量恢复和了解那种精神性的历史语境.     

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小说革新的贡献──梁启超与晚清“小说界革命”

梁启超是晚清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的领袖，又是晚清杰出的文学大家，他在文学上致力于文学革新，倡导文学革新运动，为中国文学逐渐摆脱封建文学的羁绊，促使中国文学近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晚清文学革新运动，是在诗、文、小说（当时文人将戏曲归之于小说范畴）等领域全方位进行的。梁启超称之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这场文学革新运动中，就成绩和影响而言，“小说界革命”最为突出，它改变了中国小说的走向，扭转了中国小说从乾隆以后走向低谷的不景气而走向繁荣，走向近代化，也为“五四”新小说的…     

论鲁迅“作者本身”必须“是一个战斗者”的思想

对于革命文学,鲁迅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这就是:它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应当而且必须具有革命性和战斗力。否则,它就难以完成自己所身负的历史使命,因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怎样才能使革命文学具有革命性和战斗力,并真正成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呢?鲁迅认为,首要的和关键的问题在于:“作者本身”必须“是一个战斗者,”必须坚持为革命而写和在革命中写。     

文学美育：“非功利”之“功利性”？——兼论浪漫派文学观

文学美育是文学教育功能的一个维度,与文学德育、文学智育功能有差异又有联系。文学美育的根本效应是陶冶人之情感,丰盈人之感性世界,提升生命存在之自由度。不同于文学德育的理性和“功利性”特质,文学美育有其“非功利”特质。西方浪漫派倡导“为艺术而艺术”和文学“非功利性”,突出了文学对人的感性世界的张扬与呵护,也为我们今天认识文学之美育功能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经典佐证。文学美育让读者在情感的浸染中使其心性或感性世界趋于丰盈和温润,提升人的情操,从而达成对人性的呵护与滋养,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功利”之“功利性”。我们对文学教育功能的认知不能仅仅停留在德育和智育等一般“功利性”层次,而应在强调文学之德育和智育功能的同时重视并发掘文学之美育功能,进而拓展、凸显和提升文学“作为”的空间与效度。     

人生派、艺术派的“转向”和“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

“五四”新文学运动诞生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指导下,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革命,中国文学史上还不曾有过这样伟大的变革,新文学对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的如此彻底和坚决的否定,使其超越了封建时代具有民主倾向的进步文学以及近代一般的资产阶级文学家所能企及的最高极限。“五四”新文学运动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方向和充满民族觉醒的自觉精神,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必然会选择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自己的发展方向。 “五卅”运动在上海的爆发,把整个中国历史涂上另一种颜色,文学运动也便转变了另一个方面。以另一方式来攻击,来破坏传统的文学乃至新的绅士文学的运动产生了。又恢复了五四运动初期的口号式的比较粗枝大叶的一种     

现代政治转型与鲁迅的“杂文自觉”

既往研究在探究鲁迅的“杂文自觉”时,过于看重现代性和主体超越特质,忽视其社会历史性,没有真正进入1920年代语境,在共和危机和国民革命的现代政治转型中看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杂文自觉”经过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发展阶段：最初的“随感录”形态,是基于共和危机而进行的旧文化批判;进入后五四时期,鲁迅针对“民国失传”的问题,试图再造思想革命,发起针对新文化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随着鲁迅参与国民革命,他又从“批评”转向了“杂感”,从“文化批判”转向了“政治批判”;而南下广州后的在朝革命和清党体验,使鲁迅最终出现了杂感的“文学自觉”和“革命自觉”,生成了以“杂文”为革命的“文学政治”模式。     

论“五四”文学思潮的审美特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促使中国文学踏上与世界文学同步的现代化进程。在文学领域,一种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潮,一种从本质内涵,审美特征,到表现形式皆判然有别于封建文化观念和形态的文学新思潮出现了。这是以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科学思想为理论基础,以“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为表现特征的现代文学思潮。因其诞生于“五四”运动前后,可概称之为“五四”文学思潮。它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第一束光,照亮了漫漫曲折的历史隧道。 “五四”文学思潮随着文学革命的爆发而崛起,又协同着它的深入而拓展,相辅相成,互为发明,短短几年中扬波激浪,成为一股蔚为壮观的历史潮流。就纵向而言,它是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就横向而言,它又是20世纪时代精神在中国的自然衍化。胡适说:“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     

“样板戏”文学的审美效应与乌托邦文化

作为文革文学的特殊形态 ,样板戏承载着“文化革命”的丰富信息 ,它在被动接受中隐现民间艺术的自由取向 ,在改编移置中回避文化革命的主导话语 (与走资派斗争 )。究其原因 ,除了意识形态对民间戏剧的借用和交错之外 ,还与国人普遍存在的乌托邦理想有关。在样板戏演出过程中 ,观众的政治狂热被空前地激发出来 ,与主流政治、编创人员一道融入到样板戏的教育体系中。     

清华大学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考

清华大学1958年的“教育革命”在其历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教育革命”不仅有着明确而独特的目标、内涵和路径，而且还有着重要而持续的意义、取向和作用，对于清华大学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而直接的影响。这一“教育革命”既是新中国1958年前后众多大学‘墩育革命”的一个非凡样板，也是新中国“文革”前十七年大学教育制度、理念和实践演变的一个典型写照。无论怎样，清华大学1958年的“教育革命’都通向“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     

“革命”位置及“丸山悖论”——丸山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丸山昇是知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其学术著作中,＂革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在日本战后“悔恨共同体”的情绪底色中,“革命”作为一种主题已经实际内化于丸山昇本人及其研究之中。此外,丸山昇在对“革命”进行细微辨析和宏观思考的过程中,还达成了对“革命”的深层次认同;同时,丸山昇超越了“竹内鲁迅”的“文学者”概念,建构了“革命人鲁迅”也是极具学术敏感力的选择。最后,从最深广的人性关怀出发,丸山昇始终保持了对“革命”中“人”及其选择的考察与思考,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直存在着某种矛盾,即如果拒绝了抽象原则,＂革命＂的动力将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丸山悖论”。     

梁启超的两种“新文体”

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我们一般较多关注到其中的一种而多少有些忽略了另一种。事实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提到了两种新文体：前一种是他“以宣传为业”时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的新文体;后一种是作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的“‘纯文艺’之文”的新文体。前一种侧重引入东瀛文体之“新名词”,后一种在主张“代译西籍”的语文翻译之外。也重视从文体古今流变的延续发展中锻造“国语新文学”。摸索二者的变化脉络,可知梁启超对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和“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的不同态度。因此前后提出的两种新文体,既是梁启超为寻找理想的文学形式而进行不断探索的执著表现,也显示其在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之间的摇摆择抉。《清代学术概论》作于1920年,梁启超对两种新文体的论述,既是他对清末趋新文学的回顾总结,也是与五四新文学的对话商榷。     

“十七年”文学中“小资”的身体改造

“小资”的改造是无产阶级文学中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小资产阶级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主体和客体都需要进行改造.“小资”的改造不仅是思想意识的改造,同时也是身体的改造.对小资“身体”的改造反而使得必须被压制的身体欲望通过某些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和释放.作家的“小资”身份除了在直接的“小资”身体改造题材中得到表达外,在一些其它题材如战争题材小说中也同样有表达.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作家们仍然会通过可能的方式来表达和探讨自我精神世界中的一些困惑.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革命理性与未被改造的“小资”情结之间的搏斗,看到这之中所产生的一种双向流露——既有革命对“小资”的身体改造,又有“小资”的身体对革命潜隐的“反改造”.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学衡派”进行了重新探讨,并在一个新的历史层面确立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文章指出,“学衡派”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思想派别,它与形形色色的所谓新文学“逆流”具有本质的不同。在“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之间,真正的差异是对文学创作实践中文学传统修养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文章还指出,“学衡派”竭力强调文学观的全面、宏观与公正,这确是有意义的;但我们也不应简单认同当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皇皇高论,而应充分认识到“学衡派”思想体系的若干不完善性     

语境“同一”与视角“差异”——论“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关系

“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 的“同一”与“差异”均表现在二者之间的“时间关系”与“空间关系” 两方面。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时间关系”应当理解为:风格的群体性呈现流派的存在,而群体性风格的思想倾向则表现为思潮或在思潮影响下产生。整体上,文学思潮在发生学意义上是先于文学流派,而文学流派又以“风格群体”的生成过程再现了一种文学思潮发生的全部过程。文学思潮在其生成过程里,其作为承载或表征社会精神文化具体走向的一个因素,它总是或多或少与生发之时的时代的政治、经济及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存在着联系。文学流派的生发及其“特异性”是与各主体之间“学养相同”、对“区域文化”的认同和“个性同一性”等因素关联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