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集体腐败:基于复杂系统的涌现理论分析

近年来,集体腐败逐渐成为我国腐败的重要发展趋势,在腐败案件中占到了绝对比重。通过分析集体腐败的形成机理,运用复杂系统涌现性理论对集体腐败的涌现现象进行研究,分析集体腐败涌现过程的实现,揭示集体腐败涌现的"新质",可以更好地认识集体腐败的形成和发展规律,进而为提出治理集体腐败的公共政策建议提供一个新的理论研究视角。     

政策体制缺陷与腐败现象探析

相对于政治体制而言，政策体制的缺陷与腐败现象的联系更为直接。我国政策体制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政策权力机制、参与机制、监督机制不够健全。三者互相联系，由政策体制缺陷而引起的腐败往往是三者恶性循环的并发综合症。进行体制改革，健全政策科学体制，构建结构合理、运转灵活、高效廉洁的公共政策体制是治理政策体制性腐败的良方。     

中国治理腐败的体制困境及其应对

笔者在对中国腐败治理体制进行理论解析的基础上,剖析我国现行腐败治理体制的结构性缺陷,指出这种体制性缺陷是导致腐败治理成效不彰的重要原因,尝试提出了完善中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对策是改革公权腐败治理体系,建构社会腐败治理系统。     

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民主路径探究

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是政治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要求。它是在长期反腐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与机制,通过协调各种治理关系而形成的一种长效反腐理念。在民主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主流并体现出巨大治理价值的前提下,推动腐败治理民主化成为实现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经过以往民主政治建设及反腐实践的积累,我国已逐渐具备了实现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民主要件。在此基础上,要实现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就应当从治理民主化的角度重构腐败治理关系,优化腐败治理结构,改善腐败治理布局并完善腐败治理方式。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适度参与分析

随着我国的政治民主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政策参与日益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政策的公民参与度十分低,这也会影响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科学性,也会造成政策腐败和政策的执行困难。因此学术界就提出要大力加强公民的政策参与,但是,过度的参与也会影响公共政策的效率,增加公共政策的制定成本,影响公共政策的权威,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动乱。所以,公民的适度参与才是目前最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政治民主的发展状况的最佳选择。     

我国腐败治理体系转变发展趋势与动力探讨

我国的腐败治理体系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从治理的具体对象角度衍生出的一个次级系统概念,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受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也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成效。因此,腐败治理体系要素的内涵结构必然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从治理机制、治理主体、治理理念、治理手段以及治理的运行方式上实现进一步的转变与发展,才能有效实现腐败治理的功能和目的。同时,我国根本的社会主义制度、公民主体意识的发展、纪检监察机关反腐效能的提升以及反腐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在为我国腐败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提供着强大的动力基础。     

腐败治理：人性假设、基本模式与路径选择

腐败的发生和治理都可以从人的本性去探究。自律与他律,前者注重调动主观自觉,后者着眼于强化客观制约,它们是中国和西方国家治理腐败的基本模式,分别根植于＂人性善＂和＂人性恶＂的人性假设,各自存在相应的缺陷。在分析两种腐败治理模式的人性假设与主要缺陷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反腐工作存在的不足,借鉴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腐败治理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我国腐败治理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政治信任的制度—文化归因及政府合作效应

中国社会的政治信任问题日益突出,是需要正视与解决的重大公共管理问题。本研究通过767个城乡居民问卷调查发现,公共政策评价和腐败感知显著影响政治信任。中央政治信任决定于公共政策评价、政治效能、腐败感知、社会信任、政治犬儒主义、权威主义价值观与媒体信任;本地政治信任决定于公共政策评价、政治效能、腐败感知与权威主义价值观。政治信任能促进个体的合作行为,抑制对抗行为。     

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破解对策

公民参与腐败治理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对推动我国廉政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公民权利与政府及其官员权力不对称,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具体制度安排不足,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激励机制、保护机制及回应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中国公民参与腐败治理仍面临着许多制度困境。应通过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优化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具体制度安排、完善激励制度和保护制度等,破解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制度困境。     

对制度反腐的几点思考

腐败像一颗毒瘤威胁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治理腐败重在制度创新。针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建立健全人事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财政制度和监督制度,是当前治理腐败的关键所在。     

现代化治理视域下的刑事政策导向——能动与有限的分野

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我国当前改革施政的总纲领。法律治理与政策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技术进路。在犯罪治理体系中,刑事政策兼具法律规则与公共政策的双重属性是现代化治理的理性工具。面对现代化治理的具体诉求,刑事政策对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与公共政策运行三大方面均表现出良性的助推功用。从宏观叙事到具体用力,我国当前刑事政策在治理情境中不能实施从头至尾的积极考量,而应当严格区分立法与司法两相操作之间的路径差异,在区别对待中努力构造能动之治与有限之治双向分野的刑事政策治理图式。     

论治理腐败与强化会计监督

众所周知,治理腐败是个世界性难题。目前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控制和消除腐败现象。在我国,腐败现象仍呈蔓延趋势,腐败极大地妨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利益,治理腐败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治理取向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价:基础、转型及其前瞻

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本质上是对公共政策实施过程和效果的评价,是公共政策完整逻辑流程的一个环节.随着当前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开始朝向治理范式变迁,以及各国政府改革的不断推进,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经历着从政府管理之器到治理之道的转变.治理取向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价不仅能有效兼顾公共性和技术理性,还有利于实现绩效评价对公共政策民主化和理性化的“政策学习”功能,反映了公共政策创新所需遵循的人类社会公共生活规律并提供了一条可选的实践路径.     

寻租、腐败及其治理

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探讨了腐败与寻租的亲缘关系,寻租行为模式在我国经济转型期的变化,以及制度在治理寻租和腐败中的障碍和关键性地位,并提出了以制度创新来治理寻租与腐败的应对策略。     

智能算法应用下腐败治理的变革、价值隐忧与效果提升路径

受物理空间和科层等级等的限制,传统腐败治理的信息共享和服务联动效应不足,从而导致腐败治理效果不彰,而智能算法能够有效突破物理空间和科层等级限制,提升腐败治理的技术水平,智能治理成为新时代腐败治理的新路向。智能算法在腐败治理中的应用引发了诸如推动腐败治理资源的整合、促进腐败治理能力的提升、强化腐败治理的治理体系建构以及扩展腐败治理的伦理边界等变革。但受智能算法运行逻辑和算法规则的影响,智能算法在腐败治理中的应用也带来了诸如技术权力的专制化、运行规则的功利化、责任界定的模糊化以及个体隐私的透明化等价值隐忧,需要通过规制算法权力运行、强化算法德性伦理、规范算法权责分配以及消解个体隐私透明风险等路径来提升腐败治理中的技术治理效果,以增强腐败治理效能。     

基于管理熵的我国腐败治理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基于管理熵理论,建立了腐败治理绩效评价模型,在获取动态评价指标数据的基础上,运用管理熵函数对我国1998—2010年腐败治理绩效进行了定量计算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近13年来,我国腐败治理的总体绩效得到较大程度提高;政府对滥用职权行为的惩治绩效最高,其次是集体私分,对玩忽职守的查处绩效较低;2006年之后党和国家在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上呈现出递增态势,腐败惩治绩效不断向好的趋势发展。     

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技术与组织的互嵌逻辑——以“互联网+监督”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基层腐败没有完全杜绝,基层腐败治理方式改革迫在眉睫。当前,大数据技术推动了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巨变,回答了“技术如何引发组织变革”的命题。“互联网+监督”将技术与治理结合并运用于基层腐败治理,可以直击基层腐败的三大痛点：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监管风险、基层权力末端的监管乏力、熟人社会的干扰困境。在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基层政府借助“互联网+监督”的技术优势,可以实现为群众直接监督赋权、为政府透明行政赋能的治理目标。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对组织的塑造,也是组织对技术的吸纳,更是人民群众对组织的认可与支持,三者的高效互动共同推动着基层腐败治理变革。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公共政策的国家认同建构功能研究

国家认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公民是国家认同的主体,公民对国家最直接的感知和认同就是国家治理的成效及其能否满足其生存发展的需要。国家治理成效关乎国家认同建构,公共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理性选择,对国家认同建构有着基础性影响。公共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政策过程与国家认同建构具有交互性,本文力图厘清公共政策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功能逻辑。由公共政策在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公共政策对国家认同建构既有积极功能,也具有消极影响。好政策有利于促进国家认同建构,不良政策却不利于国家认同。     

基于互动维度的腐败治理路径论析

基于新形势下腐败行为的存在特性与发展趋向,腐败治理路径需要着眼互动这一重要维度,确立动态发展、系统联系的理念,要着眼国家政府与群众的互动形成腐败治理的聚合力、着眼反腐方与腐败方的互动提升腐败治理的战斗力、着眼受贿者与行贿者的互动增强腐败治理的成效力、着眼腐败分子之间的互动提高腐败治理的破解力、着眼国内与国外的互动培育腐败治理的兼容力。     

从腐败生成的内在机理入手治理腐败

腐败已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首要问题 ,必须坚决治理。揭示腐败生成的内在机理应从腐败产生的三要素即腐败主体、腐败对象、腐败机会入手考察。腐败并不是我国转型期所特有的现象 ,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因此 ,不仅在转型期 ,而且在转型后 ,都应时时提防腐败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