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子证据的定性与归类

数字电子证据的出现和普遍地被适用几乎颠覆了人们关于司法证据系统整体性的传统认识。现阶段,人们惯常地将数字电子证据纳入传统的视听资料证据类型中加以规制和判定,这显然既不符合逻辑也有悖于事实,直接导致我国现阶段数字电子证据类型化实践中的混乱和无序状态,客观上阻碍了我国整个证据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为此,必须认真地甄别数字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以及电子证据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本质差异性,其中首先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科学合理的界定数字电子证据本身的属性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归类。在法理和逻辑上,数字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应并列隶属于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型和独立的证据类别,电子证据宜成为我国法定证据类型中的“第七类”,亟待立法予以规定或确认。     

论民事责任与证据理论

一、我国民事证据理论的建立及局限问题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由于古代至近代封建专制统治加上立法上刑民不分;在法律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不重视民事证据理论,因而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的民事证据立法及理论的发展,还不适应实体法的发展要求,与世界各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浅析民事证据保全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民事证据保全法律。其实建立和完善民事证据保全法律对于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十分重要。为此,我们应借鉴台湾地区的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改革来加强我国大陆的民事证据保全制度。     

论电子证据在我国新修《民事诉讼法》中的法律地位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电子数据的法律地位,这就产生了电子数据和电子证据的关系问题,进而影响了视听资料的法律地位。在分析概念的基础上,从信息电子技术的角度对三者进行了重新定位,即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分别是信息电子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产物,前者是模拟技术的产物,后者是数字技术的产物。由于电子证据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于是,笔者主张将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合并纳入电子证据的范畴,这样有利于构建统一的电子证据规则。     

纪检监察证据的证据能力转换

在我国,依照法律授权,检察机关是侦查职务犯罪的唯一主体,其他任何机关、团体都无权行使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纪检机关在查处党员干部、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案件中发现有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也应移交检察机关。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纪检监察证据证据能力的判断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的言词证据并不能作为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只能作为司法机关调查取证的一种线索;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的实物证据,由于具有不可重复性,可以根据诉讼的特点进行审查、转换作为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     

刑事证据制度转型:由证据概念、证据属性到证据资格

无论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概念的界定,还是传统证据法理论的"证据三性说",均难以对证据与定案根据作出明确的区分,故而无法为实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引,应实现由概念研究向规则研究、由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的转化.证据资格是某案件材料作为证据进入庭审程序所需要满足的法律条件,具有动态化、层次化的特点,旨在以诉讼程序为依托,并通过证据规则体系的构建,实现对证据的筛选和把关.作为我国刑事证据的新的理论模型和分析工具,证据资格的提出有助于推动"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证据制度转型.     

诉讼证据概念与特征新论

诉讼证据概念和特征一直以来都是证据法学界争议较多的问题之一。传统证据概念中的“事实说”以及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的“材料说”都值得商榷;传统诉讼证据特征中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并非诉讼证据之特征,而是诉讼证据成为定案根据的要件或标准。在概念上,诉讼证据应定义为刑事诉讼控辩双方、民事和行政诉讼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用以证明自己诉讼主张的根据;由此,诉讼证据的基本特征应采四性说,即诉讼证明性、诉讼当事人性、案件信息承载性和诉讼时效性。     

美国民事证据开示制度浅议

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公平、公正地解决纠纷、促进和解 ,正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我国正在进行民事证据制度改革 ,证据开示制度也倍受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对美国民事证据开示制度设置的目的、证据开示的范围及限制、方法 ,以及证据开示制度的弊端分析 ,探讨如何构建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证据开示制度     

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与路径,选取中国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运用熵值法和DEA方法对数字经济指数及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SUR回归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技术推动型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分别通过增进技术进步和提升技术效率提升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产业化可以通过产业数字化提升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培育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动能,应加快构建服务数字化转型、融合创新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促进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深度融合; 加强自主创新数字技术和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共享,促进中国技术进步以及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经营决策以及生产体系; 加强数字信息保护和数字环境治理,建立健全产业数字化的信息安全体系。     

论刑民交叉案件中的证据互认

在刑民交叉案件中,证据资源的有限性使得构建证据互认规则尤为重要。《民诉法解释》第93条赋予生效判决中事实认定在民事诉讼中无差别的免证效力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新证据规定》第10条的修正仍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需进一步对具体的证据互认规则进行构建。竞合或牵连法律事实和证据使用规范的高度重合构成了证据交互使用的前提。构建证据互认规则应以尊重各自诉讼规律和价值,进一步区分定案证据和非定案证据,并对不符合证据三性的非法证据一体排除的基本原则为指引。在具体的规则构建上,对于一般的证据,应根据实物类证据与言词类证据不同特性确立不同的互认规定;对于判决主文和事实认定的互认,因两种诉讼证据采信标准不同,不同的诉讼应有不同的结论。刑事自诉案件应区别于民事诉讼对证据严格审查,同时,民事自认在刑事诉讼中应有限制地予以承认。     

电子证据概念与审查认定规则的构建研究

电子证据在中国被确立为一种独立证据类型,具有在范畴以及审查认定标准与规则等方面加以特殊研究的必要性。电子证据就其范畴而言,应定义为“以电子形式存储或传输的、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或信息”,包含“数据、电子、证据”三个要素;就其独立性及其范围而言,区别于书证和物证,但是与证明案件事实的视听资料证据存在交叉,现有立法将交叉部分纳入到电子证据的规制框架之下,这意味着其取证、保存、出示、审查及认定都将适用电子证据的相关规定。电子证据在物理形式与采集技术上的独特性,导致对传统证据相关规则的极大挑战,在真实性审查和认定规则特殊构建方面要求尤为突出。目前国际上对于电子证据真实性审查的规则呈现出两种发展态势：形式审查的门槛在不断降低;这种降低依赖于证据调查活动规范程度的不断提升,即实质审查层面真实性的提升。中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确立和完善关于电子证据实质审查和形式审查两个方面的规则。     

论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的借鉴与完善

当代各国证据制度的发展趋势是以自由心证主义为主 ,并进行了相应的改良。面对我国入世后与国际法律接轨的新形势 ,最高人民法院的新民事证据规定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了国外自由心证制度的一系列原则和规则 ,初步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 ,但是还有待于从法官素质、监督机制等方面继续完善     

我国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之重构

民事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则是民事证据制度的核心。我国学术界对民事证据证明力问题关注较少,理论的匮乏导致了我国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简单且缺乏合理性,使法官在判断民事证据证明力方面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司法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为防范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有必要重新构建我国的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     

中国古代民事证据法的特点考论

中国古代民事证据法的形式主要体现为判例及司法官员的论述,现代证据法中的多数证据方法在当时都已出现,书证和人证是民事证据中最重要的两种。民事证据的审查与判断的方法也较合理。与刑事证据法相比,民事证据法存在着立法简单,证据受重视程度不足等特点,这也反映了民事诉讼本身不受重视的状况。     

论仲裁证据的收集、质证与认定

中国立法上对仲裁证据收集、质证和认定过于依赖民事诉讼法,使得仲裁制度契约性、民间性等特点难以体现。通过对中国和国外相关立法和仲裁规则的分析可知,在仲裁证据的收集、质证和认定中保留仲裁制度的契约性、民间性,首先应考虑当事人的合意,再考虑仲裁庭是否有权决定,这样更有利于仲裁制度的发展。     

科技证据的法定化——刑诉法修正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我国司法改革大力强调保障人权的背景下,由刑事诉讼法典对科技证据的适用做出明确的规定对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科技证据的产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为防止对公民权利过大的损害,立法应对科技证据的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做出严格的规定。     

论民事证据规则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民事证据规则体现了先进法律文化和现代司法价值理念,但其实施的外部条件不够,规则自身也存在不足。正视问题,对民事证据规则坚持和改进,建立相关配套制度和措施,是完善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的途径。     

论民事证明妨碍及其排除——兼论《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

证明妨碍行为使得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证困难或举证不能。基于对权利进行救济的需要，应对证明妨碍行为予以排除，这是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极为重要的体现，也是公平与效率司法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制度保障。许多国家和地区均在民事诉讼法中对证明妨碍及其排除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虽然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部分地确立起该制度，但其本身存在诸多缺陷，亟需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     

民事证据披露规则的构建

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虽已包含着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披露规则的基本因素 ,但在民事诉讼立法上民事证据披露尚未作为独立的证据规则予以确立 ,且证据交换集中披露证据在程序上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文章阐述了民事证据披露规则的基本内容和两大法系民事证据披露模式 ,对证据披露规则设立依据进行法理分析 ,并就我国民事证据披露规则的构建和完善提出初步的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