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灵性到性灵——明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

明代文学思想与哲学思想之变化相辅相成.与明朝初年的天理流行相应的以明道为核心的三合一文学观中,孕育着天机自然的种子,而作为天机自然之内核的"真"与明代中期的良知之学结合的必然结果是以童心为髓的迩言之流行,性情说在此背景上完成了向性灵说的转化.作为思想和文学发展之自然结果的性灵说,以其对传统诗教的独特理解,成为明代以后文学发展的潜隐线索.     

明代"达官"在内地卫所的分布及其社会生活

明代北元后,一大批北方少数民族如蒙古族、回族、女真族等接受明政府的统治,他们基本上被安置于全国各地卫所里.明代卫所"达官"的出现,与明代民族政策和卫所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学界对这批少数民族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多集中于对北元与明朝民族政策、民族关系和明朝"九边"的防守等问题.本文通过对这批官军在明帝国的各地卫所(不包括边疆羁縻卫所)的详细考查,认为,由于政府的妥善安置,他们的物质与社会文化生活都是丰富多彩的,对明帝国的民族融合、社会稳定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论朱瞻基的历史地位

朱瞻基是明朝的第五个皇帝,在位期间完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仁宣之治",他在一批老臣的支持和帮助下,完善并确立了内阁制度和巡抚制度,改善并加强了明代的监察和司法制度,同时大力发展了明代的宫廷文化,全面恢复了明代的社会经济,使明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虽然他在某些方面也造成了许多危机和隐患,但从总体上看,朱瞻基仍不失为一个值得肯定的封建帝王.     

明代"达人"对朝廷政治影响探析

明朝初期,部分蒙古、女真人南下,投降明政府,被称为"达人".在优抚政策的影响下,他们受到明前期历代统治者的特别庇护,在授官、俸禄、通关等方面享有特权."达人"的存在对于明代的边防、财政、官制、京畿治安、皇权更迭都产生很大影响,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隐患,是明朝由盛转衰、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对此,虽然有远见大臣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因"达人"在皇权制衡中的特殊作用,终得到权力阶层的支持而使有关建议被搁置.     

论明代的“永不起科”政策

明代前期推行的“永不起科”政策与移民政策以及军屯,是明初朱元璋所制定的三大开荒政策。其中尤以永不起科政策,对于荒地的开垦、大量果树的栽培,都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明代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样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策略,至今在明朝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却很少有人涉及。现在重新研究这个问题,不仅是了解它在明朝前期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还可以追究明代皇庄所占土地的来源,甚至可以更深入地探讨在万历九年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时查出的大量不纳粮的缘由。这一政策虽在明代嘉万时期停止,而它的影响仍是很深远的,在清初的开荒政策中也有部分的体现。     

戴名世《画网巾先生传》并非篡窃的文学经典——与潘承玉先生商榷

戴名世<画网巾先生传>虽以李世雄<画网巾先生传>为蓝本,但已有很大的不同,就文字本身的美学和历史内涵看,戴传优于李传.考虑到戴名世<画网巾先生传>文体的特殊性和创作的特定历史情境,给其加上"篡窃"的恶谥并不恰当.清初以降,画网巾先生的事迹一直辗转流传,但并非皆源于李传,亦有不少源自戴传者.     

明代中后期求实思潮兴起原因探析

明代空疏学风的形成与发展,既是明代程朱理学的僵化衰落的产物,也是明代心学兴衰演变的结果.求实思潮兴起的社会根源在于明朝政治衰败动乱和明朝中后期经济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明代求实学风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明代求实思潮兴起的学术根源主要来自于对宋明理学批判、心学对求实学风的影响、明代中叶复古运动对求实之风的推动、受到宋元疑古辨伪之风的影响.     

论明代中后期庄子学的勃兴及其表现特征

明朝前期,庄子学沉寂。从明朝中期开始,受社会环境变化、儒学新变、印刷业繁荣、评点之风的影响,庄子学出现了勃兴的局面,有近二百部著作出现。这些著作中,有以儒解庄者、以佛解庄者、以文解庄者、以道解庄者,在阐释指向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由于受社会浮躁风气、出版商"射利"、心学末流之影响,明代中后期的庄子学也呈现出虚浮之风气,有空疏、剽窃之弊,故而明代中后期的庄子学成就并不是很突出。     

交邻有道,实为保土之方:论明代封贡体系的重心与本质

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重心与本质在于军事防御,明朝可谓一个力证.相比于滨下武志、费正清和何伟亚对中原王朝传统政治观念后现代式的解构,廓清封贡诉求的多元性与层级差别的内在关联才是探寻明代封贡体系重心与本质的关键;而明朝对其封贡体系各圈层成员的监控、防范与信息情报搜集,显然是军事功能反向塑造封贡体系并规约其他诸种封贡诉求的直接体现和结果.明代封贡体系地缘军事关系演变中的圈层性收缩现象,恰与明代多元化封贡诉求中的退行性选择现象相为表里,契合同步,而在这种无处不在的层级差别下,也恰恰潜藏着明人对其封贡体系的重心与本质——陆基国土防御功能——长期执着的坚守.     

明前期海外政策简论

对于明朝的开放和闭关问题,多年来史界争论不休,聚讼难下,成为明史研究的重大课题。虽然产生论点分歧的因素有多种,但重要因素之一是对明朝海外政策整体理解的差异。实际上朝贡贸易与海禁构成明代海外政策的两大支柱,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孤立看待;却又判然有别,不应混淆为一。以往的研究中却多忽略了这一点,以致许多问题解释不清,看法分歧,造成历史的误解,应予澄清。 明代前期,即明开国至正德初年的一百多年间,明朝海外政策定型于兹,调整于兹,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西方历史性冲击的前夜,中国社会内部已经涌动变革潜流,这时封建王朝海外政策的变化趋向,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尤当引起足够的注意。 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明代前期以朝贡贸易和海禁为两大支柱的海外政策,实际含有颇具特征的三个发展阶段。下面试从政策的动态性及其互动作用分阶段进行论述,以期有助于我们对明朝海外政策整体的理解和认识。     

试论朝鲜王朝之慕华思想

朝鲜半岛在与中国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种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慕华思想,这种思想在朝鲜王朝得以发扬光大。朝鲜自认出身东夷,慕华政策使得朝鲜由"夷"变"华"。李成桂立国之初,请求朱元璋赐国号"朝鲜",从而奠定了双边交往的基调。而箕子崇拜更强化了这种慕华思想,制度上向明朝学习,文化上向明朝看齐,接待明朝使臣的馆驿名之为慕华馆,慕华与事大成为朝鲜王朝对待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态,使双边关系成为典型的朝贡关系。朝鲜因"慕华"也变成了"小中华"。而当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不认同清朝的中华正统,而自认为是中华世界中唯一的中华余脉。     

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

事大主义是儒家一种外交理念 ,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它发端于东周 ,广泛存在于古代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亦存在于分裂时期诸政权之间、周边藩国与中央王朝之间。而在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交往中尤其重要。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 ,诚心事奉明朝。形式上它依从儒家礼仪制度 ,奉行朝贡之策 ;思想上归依中华。朝鲜对明朝行事大之礼 ,明朝则对朝鲜采“字小”之策。维护朝鲜的利益不受侵犯 ,是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出兵援朝抗倭的原动力。正因为朝鲜对明朝采取慕华、事大之策 ,所以明代中朝关系成为典型的宗藩关系     

明代万历年间“矿监税使”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万历二十四年六月,明神宗派遣矿监税使在全国各地开矿并额外课税,对当时的经济与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当时的社会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灭亡的进程。对于这场在特定历史时代延续了20多年、影响到明代社会各个方面,又受到研究者重视的事件,虽然几乎所有的明代史著作都有涉及,但对其研究仍须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发掘各个方面的资料,充分把握明朝万历年间的种种社会面相,站在明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以全球史的视野,进行更为全面和详实的讨论,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从明朝与北元—蒙古诸部关系的演变看明人的蒙元史学编纂

有明一代,随着明朝与北元—蒙古诸部关系的演变,明代学者的蒙元史学著作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明代前期,明朝采取恩威并举的外交策略,与此相应,出现了贯彻和反映这一策略的《元史》。以《元史》修纂为中心,出现了诸多续补、改编、补正元朝史事的著作,推动了明人蒙元史学的发展。明代中期,以"土木堡"之变为节点,明人的蒙元史学编纂发生了由战记史学作品向边镇志书的转变。明代后期,随着女真势力的崛起,明人的记述重心又发生了由"九边"向"东事"的转移,对相关蒙古诸部的记载往往附着在对女真的记载之下。     

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

明朝是发育比较完整的朝代,有一个主要通过社会内部的变化从凋敝走向繁荣但最终不得不衰亡的过程。明朝建立之后,经过太祖的"重典"治理,经历了成祖的"靖难",又经过短暂的"仁宣之治",国家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到明朝建国100年前后,逐渐进入到多元化社会。但是,随着多元化社会的继续演进,问题也随之产生。社会的多元化侵蚀着传统道德的底线,腐败痼疾开始持续侵蚀着明代官场并愈演愈烈。社会的多元化推动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国家的舆论引导机制难以建立,政府的影响力日渐消退。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冲击了单一的农业经济,而政府的政策既阻碍了民间外贸的发展、隔绝了官方与海外的联系,也没有能够及时地由几乎单一的农业税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多种税收并举,从而切断可能得到的财源,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决策者的地域构成和民族构成,使得明朝难以制定出保护、发展海外贸易、边境贸易乃至境内工商业发展的国家财政政策,也无法制定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对非农业地区、对边疆地区海疆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保护政策。这样,当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为争得更多的政治、经济份额欢欣鼓舞时,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却在悄然改变国家的最终命运。东北的女真—满族政权、西北的农民起义,夹击着明朝早已缺乏应对大规模战争能力的军事力量,明朝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     

朝鲜赴明使臣的中国观——以朝鲜赴明使臣所作纪行录为考察中心

朝鲜赴明使臣著有大量的纪行录,反映了他们对明朝的认识和观感.其中有对天朝的仰慕、对明朝繁华富庶的赞叹,也有对明代社会阴暗面的抨击.     

明代财政制度演变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及启示

明代财政制度的演变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变化存在同步关系。明朝初期,财政制度有效运转促成了强大治理能力的形成;到了明代中期,财政制度的瓶颈开始出现,国家治理开始失灵;到了明代后期,财政危机持续,人民赋役负担进一步加重,中央集权体制无法维系,国家治理全面失控,最终导致了明朝灭亡。以史为镜,从历史与现代的多线思维解剖明代治国理财的精髓与糟粕,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中国财政与国家治理的优秀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以预算制度、税收制度、政府间财政关系为突破口,推动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增进效率、实现公平正义,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八股冲击下的明诗位移

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在既重且难的八股压力下,明代士人不得不将毕生精神气力全部耗于其中。当巨大压力下的明代士人将全副身心投诸科场程文时,诗歌也随之变成了"八股之余",而"唐以诗赋取士"则成为明代最为频繁的诗学关注话题。     

明清时期的兰州府(一)

一、明朝与鞑靼 朱元璋赶走蒙古贵族,恢复了汉族的统治权。兰州地区的民族关系,和过去比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西番已经衰落,不再成为祸患;蒙古贵族退回蒙古草原,时而分裂,时而统一,与明朝长期抗衡。残元(先称蒙古,后称鞑靼)势力,既是明朝的敌手,也是明代兰州主要的威     

从《谳狱稿》“不应得为”案件看明代司法监察的价值意蕴

"不应得为"是明朝沿袭前代的"概括性禁律",该律条的运用使得明代法网更加完整、更具有操作性。本文以《谳狱稿》作为基本材料,结合明代政治法律环境,分析明代遣官会审中"不应得为"罪案例的处理实态,从中探究明代司法监察的价值意蕴:第一,实践儒家"慎刑恤囚""哀矜折狱"的司法伦理;第二,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体现国家司法活动的理性与合法性;第三,应对司法制度缺陷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