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

我国长期坚持"以侦查为中心",重实体、轻程序的理念,对侦查权缺乏有效的司法控制,这导致了实践中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现象屡禁不止。本文从侦查权的概念、性质入手,通过比较和分析域外各国有关控制侦查权行使的制度和经验,并结合我国侦查权行使的司法现状,提出了在我国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的若干思考与建议。     

论对公诉的司法审查

在我国,起诉被误用或滥用,是指将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案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具体情形包括对于与已经被生效裁判确认的案件事实同一的事实再次起诉的,对应当不起诉的进行起诉的,以及对应当撤销案件的进行起诉。起诉如果不当,会增加被错误起诉的人的讼累,增加法院工作量,成为检控机关规避诉讼期间的借口。借鉴各国的立法经验和我国司法解释的有益内容,赋予人民法院对公诉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应当是我们的明智选择。     

论我国刑事侦查权控制机制的完善——兼评外国刑事侦查权控制机制

刑事侦查权的控制机制是防止侦查权滥用的重要手段。比较研究发现,西方法治较为成熟的国家的侦查权控制机制主要有司法令状控制模式、司法救济控制模式和非法证据排除控制模式,这些模式的设计体现了权力制约的宪政精神,符合正当程序的诉讼原理,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人权。相比之下,我国侦查权控制机制的设计则存在诸多不尽合理地方,有必要借鉴国外立法中的有益做法,对侦查权控制机制加以完善。     

论我国刑事侦查权控制机制的完善——兼评外国刑事侦查权控制机制

刑事侦查权的控制机制是防止侦查权滥用的重要手段.比较研究发现,西方法治较为成熟的国家的侦查权控制机制主要有司法令状控制模式、司法救济控制模式和非法证据排除控制模式,这些模式的设计体现了权力制约的宪政精神,符合正当程序的诉讼原理,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人权.相比之下,我国侦查权控制机制的设计则存在诸多不尽合理地方,有必要借鉴国外立法中的有益做法,对侦查权控制机制加以完善.     

行政权抑或司法权——试论侦查权的权属

侦查程序在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处于一种核心地位,侦查权的行使如何符合法治并有效运作是理论和实务都要面临的问题。现今我国侦查机关所采取的强制性侦查行为呈现了近乎不受控制的状态：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得不到保障,由此造成的冤假错案也是频频见报。侦查人员执法方式的粗野、原始只是这一问题的表面现象,根源在于侦查权的权属定位在理论上、立法上出现了偏差,将侦查权定位为行政权并构建司法审查制度是解决上述弊端的根本途径。     

论行政迟缓的司法审查

行政迟缓的显著特征是职责的履行逾越了时限,而这个时限不是明确规定的.判断是否构成行政迟缓需要依据处理类似案件所需的时间、行政主体的主客观因素、原告的损失以及被告提供的理由等因素加以确定.而且,在审查诉称构成行政迟缓的案件中,法院并不是万能的,必须尊重行政的专业特长和立法机关的立法优势.我国告诉的有关行政迟缓的案件在超时方面比较明显,法院的推理过程显得单薄.对于涉及行政迟缓案件的受理,可以参照美国穷尽救济原则和成熟原则的要求对我国的相关制度进行设计.认定行政迟缓的路径不应单一化,需要转换路径.行政迟缓问题的核心是决定案件处理时间及先后顺序的裁量权是否滥用,在此基础上,法院可以提供相应的救济.     

刑事侦查权与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关系

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乃一对矛盾主体,侦查权与犯罪嫌疑人权利相互排斥。我国法律赋予侦查机关强大的侦查权,而法律对侦查权的限制及犯罪嫌疑人权利被侵害时的救济之规定存在诸多不足,尚需完善     

我国公务员权利司法救济制度之浅析

公务员作为公民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结合体,其权利及权利救济历来是个重要话题。在我国的公务员法律体系中,作为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之申诉、控告和仲裁等权利基本上被排除在司法救济之外,表现为法律制度缺位、救济程序不规范等方面。因此,只有在完善行政救济的基础上,加强法律保障、构建司法最终救济原则,才能更好地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     

浅论对审前羁押的司法控制

审前羁押在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由于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 ,司法实践中已弊端丛生。如何建立一种既能保证较高的案件侦破率 ,又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有效保障的审前羁押制度 ,成为目前学界普遍观注的焦点问题     

检察侦查权运行机制研究

检察侦查权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手段性和保障性权力,具有鲜明的法律监督属性。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以直接侦查权、补充侦查权、机动侦查权为主体的检察侦查权体系架构基本形成。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检察侦查权存在直接侦查权启动不自由、补充侦查权运行不积极、机动侦查权行使不顺畅等问题,制约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效能的提升。究其原因,在于直接侦查权的运行范围模糊、补充侦查权的运行规范缺失、机动侦查权的运行程序繁杂。为保障检察侦查权的良好运行,建议细化检察侦查权的运行范围,规范权力运行边界;完善检察侦查权的运行程序,破除权力运行障碍;健全监检衔接的协作机制,避免权力运行冲突。     

浅论市场规制法视野下的司法能动

与传统的部门法相比,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经济法法理基础相对薄弱。探析经济法的法理基础是经济法学人必须努力的方向。本文主要论述作为经济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市场规制法视野下的司法能动学说,阐明司法能动在市场规制领域应用的功能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在市场规制法视野下的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并不矛盾,司法克制可以理解为对司法能动限度的合理把握。     

虚假支付令案件的司法规制

中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督促程序,由于程序构造上的严重缺陷,使其在司法实践中脱离了立法目的,往往被一些当事人所利用,达到迅速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要使这一程序真正发挥快速解决纠纷的目的,必须修改相关法律规定,构建科学合理的审查程序和救济程序,建立案外人的权利保护机制。     

论法官能动司法的功能和规制

能动司法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热点。司法能动主义的源头在美国,与其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紧密联系。在中国,能动司法是由决策者自上而下、回应社会需求而提出的,并贯彻到各级法院的司法实践活动中。从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来看,关于能动司法的概括或解释是多元化的。在我国司法大改革的背景下,法官发挥司法能动性有利于填补法律缺陷、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司法公正和树立积极主动、司法为民的基本理念。但是,也必须正视法官能动司法的两面性,可以通过完善立法、构建司法能动制度和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来规制法官能动司法的实施,以保障司法公正的最终实现。     

一般行政程序及其司法审查

学界对行政程序的关注与研究局限于“法定行政程序”,一般行政程序也具有行政程序的价值,大量的游离于法规范以外的一般行政程序正沦为恣意行政的借口,侵害着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毁损着诚信政府的形象,一般行政程序也应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司法审查的着眼点在于程序合理正当。一般行政程序违背了程序合理正当的,也应视作严重违法,是无效的行政行为,法院应作出撤销判决。     

精神损害基本规定性的法律界定

随着经济福利、物质文明的增进,人们对精神利益也日益重视。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实施,标志着我国精神损害的立法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为促进精神损害法制的进一步完善,依据德国法、瑞士法、我国台湾法的有关精神损害制度,从精神损害的受害人、行为受体、表现样态等方面出发,对精神损害的基本规定性进行初步探索,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司法规制路径分析

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应当受到司法权力的约束,同时现实生活也要求对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进行司法规制。对其进行司法规制不仅是必然趋势,也是可行的。通过对现有法律和制度进行探讨,力图为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司法规制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以弥补现有的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规制的制度缺陷。     

论网络犯罪的侦查与防范

作为一种新型的犯罪,网络犯罪体现出高智能性等特点。现行立法的滞后、侦查力量的薄弱、证据收集的困难,成为制约网络犯罪侦查的重要因素。在网络犯罪的侦查中,特别要重视对电子证据的收集和保全。完善现行立法,建立专门化的反网络犯罪侦查机构,加快技术研发,加强国际合作,是我国防范网络犯罪的现实对策。     

浅议侦查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

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基于侦查权力有权采取一系列直接涉及公民个人自由、财产乃至生命和健康权的强制措施。鉴于实现现代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目标的需要,在侦查阶段引入司法审查制度是目前各国比较通行的做法。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法院对侦查阶段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利。文章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论证在我国建立侦查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就如何建立提出了笔者的一些设想。     

刑事司法能动性的现实考察及其展开

刑事司法能动性在我国一度受到刑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尽管对于司法能动性的要旨理解及其正当性尚存争议,但在当前社会转型的现实背景下,实现我国司法职业化与司法能动化的双重任务有着合理性和必要性。可以说,应在刑事法治框架之内,在法益保护与权利保障之间找到平衡点,在刑事司法之中注入人文关怀,将冷冰冰的刑法条文转变为温和的司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