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宋时期的蕃坊

本文通过唐宋时期蕃坊的产生、蕃坊与羁縻府州的比较、蕃坊的历史地位等方面的论证, 揭示了蕃坊与唐宋政府关系的特殊性及其在中国回族社会结构形成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唐宋时期蕃坊地理位置变化的比较研究

唐宋时期是我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传统中国对外关系取得重大发展.中外的广泛交流使得大量外国人来华留住.“蕃坊”就是唐宋时期考虑到来华留居的阿拉伯、波斯等外国人不同的社会生活习惯和经商便利而设置的在华聚居区.蕃坊的设置无疑有利于加强对外国人的管理.但是唐宋之际由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在对待蕃坊地理位置的政策规定上经历了一个由不限制到限制的变化过程.     

唐宋时期留居广州的外国穆斯林商人

唐宋时期,来华贸易的穆斯林商人大都富有,他们在香料、珠宝行业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中国史籍中有关他们的记载很少,但零星的片段使我们对于他们的事迹稍有了解。广州曾有蒲希密、蒲亚里、辛押陁罗等著名外国穆斯林商人,他们对海外贸易贡献显著。从蒲希密的故事,可以了解到十世纪末年广州存在着蕃长,蕃长的职责之一就是招徕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从辛押陁罗的故事,可以对伊斯兰教法的遗产分配和辛押陁罗和养子之间的瓦拉关系进行了诠释。     

唐宋“四夷”体系下的“西南蕃”

"西南蕃"在唐宋"四夷"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南蕃"是伴随着"蕃"作为各少数民族总称谓的出现而出现;史家将"西南蕃"定在巴蜀之南,主要以汉牂牁故地少数民族为主,尤以"西南五(七)姓蕃"为著,这与常璩、司马贞的思想一脉相承;"西南蕃传"的出现继承了史家单独为西南少数民族立传的史书编撰体例,其内容是对汉代史家西南民族地理观的部分继承。唐宋史家对"西南蕃"的认识是对整齐划一的华夷"五方之民"格局的反映,是西南民族地理格局现实及人们方位观的反映,是秦汉以来西南民族地理观嬗变的结果。     

元代回回人与中西文化交流

蒙古人西征曾给阿拉伯及中亚伊斯兰文明带来灾难性毁灭 ,同时打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蒙元时期大量穆斯林入华 ,带来了阿拉伯伊斯兰地区先进的科技文化 ,包括天文历算、医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化学等方面科学技术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宝库。同时中国先进的管理经验、火药武器、印刷术也传入阿拉伯地区 ,其中回回人在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商丘·商国·商人——“商人”名称的来历

<正> 商丘是古代的商国。在虞舜时期,殷商的始租契为司徒,为舜五臣之一,曾封于商。到夏时期,契的孙子相土为主火正,封在商丘,史称商国。 据司马迁《史记》载,“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商丘县志》也记载说:“舜命司徒契封于商,相土其孙也,代阏伯主火祀,都商丘……。”《左传》说:“昔陶唐氏火正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始封于商也。”相土是昧明的儿子,     

唐宋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

传统的中国士人一向以“清高”自命，他们热衷于仕途，而不屑于商务。但由于种种原因，士人经商者代有所见。本文以唐宋时期整个社会变革为背景，全面考察了此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分析了唐前期“士人经商”稀缺的原因及唐宋之际“士人经商”的两个变化趋势，并对此时期士人经商的原因及最终归宿作了论述。     

元代“以儒饰商”现象探析

在古代,商人处于四民之末,地位不高,常受歧视。蒙元时期,政府实行积极的商业政策,商人比较活跃,地位也较之前有了提高。这一时期儒学处于边缘化,一些士人为维持生计转向经商,但受传统儒家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商人仍觉得自身从事职业不体面,为弥补心态的平衡多与士人结交,并注重后代教育。此现象表明纵使经商环境有了改善,但商人身份并未得到最根本的认同,经商致富仍无法取代读书做官在人们心中的主流地位。     

论秦汉时期的抑商政策与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秦汉时期，商人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商业也被称为“末业”。总的来说，商人地位是比较低下的。然而，由于各个时期封建政权的商业政策略有差异，商人的社会地位又随之不断变化。     

元代回回人皆以“中原”为家的分布路线

回回民族是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一,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回族人口为7219352人(台湾、港澳地区和侨胞中的回族人口数字待报),仅次于壮族人口数目,在少数民族中居第二位,是散布全国各省和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市的民族。有省级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区,地专级的自治州二州,即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和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还有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和贵     

元代回回人音乐生活的伊斯兰色彩

元代回回人音乐生活的伊斯兰色彩,包含宗教和地域两方面涵义,大体可从《伊本·白图泰游记》中略窥一斑。元代回回人在宗教用乐、仪仗用乐和宴飨用乐三方面承袭了当时伊斯兰地区的用乐风俗。宗教和宴飨的音乐生活,对于回族音乐的形成起重大而持续的作用。     

唐宋时期古典美学“丽”范畴论

“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贯穿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整个历程。唐宋时期的“丽,”处于兴盛和繁荣阶段。“丽”在唐宋时期美学视野中呈两种特质:感性和理性互有并存,共具一代。“丽”是唐诗美的突出感性表征,在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诗歌中都有突出体现,唐代诗学理论自觉地对这种“丽”质进行了理性把握;宋代美学审美主体对“丽”的感性状貌也表现出特殊敏感和兴趣,在作诗写词时显现出对“丽”的有意追求,宋代诗学、词学理论进一步对“丽”表现出的多方面内涵析精辩微,细致体认。唐宋时期的“丽”赓续不绝,向前发展,标志着中国古典     

唐宋时期湘西地区的“羁縻州制”

<正> “羁縻”一词,较早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难巴蜀父老檄》中“盖闻天子之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其含义是“笼络使不生异心”.中央王朝在周边各民族地区设置正式地方行政机构的“羁縻州制”始于隋朝未年,唐朝已广泛使用,宋代得以进一步发展,到元、明时期则为土司制度逐渐取代.推行时间长达六百多年,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试论元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作用

自战国秦汉以来,商品经济在我国封建社会中逐渐得到发展,至唐宋时期,日趋繁荣。到元代,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商品经济十分活跃。探索元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对于认识元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借鉴作用。 一、元代商业的繁荣 元代商人的社会地位是与商业的繁荣紧密相联的。 早在蒙古国时期,就有许多中亚、西亚和欧洲商人往来于西域、漠北和中原各地,他们     

回回民族与“花儿”歌谣

“花儿”歌谣与回回民族及其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元代回回多聚居于西北地区的历史实事，是“花儿”产生的人口因素。元明两朝，大量的回回人迁移到太西北屯田、戍边的情况，可谓“花儿”诞生的人文背景。屯田的苦难生活正是“花儿”歌谣产生的原动力。     

唐宋时期成都东郊“瑞应禅院”源流考述

隋唐时期,成都东郊的民间信仰比较松散。隋时信女褚信相因在当地散粥济民的善举被后世立祠祭祀,渐成为当地民间神祗,祭祀方式也由感恩报德转向灵异祥应。唐中后期佛教信仰增入,法润禅师、知玄法师两位佛教高僧住持期间,把圣母院建成一座兼具佛教和民间信仰的寺院。北宋中后期造神运动社会背景下,地方官绅为掩饰自然灾害、宣扬政绩,不断灵异化圣母院。最终圣母院在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获得瑞应禅院的赐额,反映了成都东郊民间信仰至此达到了顶峰。     

清代时期“唐宋八大家”散文在日本的传播

“唐宋八大家”散文从明代定名开始,其影响和传播不断扩大。清代人编写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数量不少,在编选的同时也重视文章理论的研究。而这一时期的日本,唐宋八大家散文的影响与传播也在同步进行。无论是在选本接受上,还是在理论研究上,都深受“唐宋派”和“桐城派”的影响,客观上促进了唐宋八大家散文的传播和影响。     

唐宋时期的四川藏区

四川藏区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纳入了中央王朝的建置,到了唐宋时期,对四川藏区的建置有了巨大的发展,设立了任用少数民族首领的羁縻州制度,与吐蕃关系十分密切,双方时战时和。为了加强羁縻统治和维系同藏族各部落的友好关系,宋朝还通过“茶马互市”密切了藏区同中原的政治联系,并使之接受宋朝的松散统治     

唐宋时期的花朝节

花朝节，是我国民间岁时八节之一，也叫花神节，又称百花生日。自春秋起源，袭至明清，一直绵延不衰，其重要程度可与中秋相媲，是中国古代的重要节日之一。因其经常与中秋节并举，中秋古时又称“月夕”，进而形成“花朝月夕”、“花朝月夜”等成语，流传至今，用来形容良辰美景。然时至今日，曾经在文人墨客笔下风靡万千的花朝节，却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仅保留在港澳台地区和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因此，中国古人究竟如何过花朝，应值得我们注意。唐宋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高潮阶段，也是花朝节发展的成熟期，花朝节亦在这一时期由社会上层传入民间。本文意从有限的文字记载入手，力图使今人一窥花朝节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