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兼论被害人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是及时准确地打击和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但是在刑事诉讼中，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和确立被害人制度更是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诉讼制度的公正性与权威性的重大问题。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目前在我国法学界尚待展开。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是指自诉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根据这一规定，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不属于当事人，因此他不享有当事人的诉讼和…     

浅议对刑事被害人之权利保护

对刑事被害人,虽然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救济方式,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有许多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无辜的受害人却常常连犯罪中遭受的损失都“找”不回来,要自己忍受身体的残疾、心灵的创伤和经济上的困境。因此,如何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正如有的学者所讲“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是对立的,双方的诉讼权利保障构成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忽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不适当的”。如果对被害人的权益问题处理不当,就可能引出新的社会矛盾,甚至于新的报复性犯罪。因此有必要从健全我国诉讼法律制度出发,重视完善我国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帮助制度的建立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于那些被害人无法通过普通的刑事赔偿途径获得加害赔偿,而其正常的社会社会生活又无法保障,急需救济帮助的情形下,由国家出面给予被害人一定的物质帮助,使其尽快脱离被害后的窘迫状态,复归正常社会生活的一种社会制度。该制度在国外已经为许多国家所采纳。当下,在司法为民的主流诉讼价值追求中,探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根据及实现途径,确立我国被害人的刑事国家补偿制度,有利于真正实现刑事诉讼的公正、公平及相关权利保护的诉讼目的,同时对于我们国家的诉讼民主、诉讼文明的法治追求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     

被害人问题:刑事司法的局限与可能

被害人问题为当下刑事法学界的重要议题,因对其利益的忽视而致现代刑事法治面临严重正当性危机."尊重被害人、考虑他们的需要"成为刑事法学及各国实践的重点.反观国内,许多被害人问题研究着眼于谋求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地位的提升,而忽视了因无法改变的犯罪与刑罚的本质认识、司法的目的与其作为认识活动的性质等方面所决定了其在被害人问题解决上的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刑事司法固然在被害人问题解决上难当主力,但是在不损及被告人权利与诉讼目的前提下进行局部改良亦有保障被害人权利的可能.所以,应对被害人问题的现实作法是强调刑事司法与其他社会政策的互动与协调.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诉讼化完善

刑事诉讼法增设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将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纳入刑事诉讼程序,开创了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司法审查和裁判的历史,其相关规定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但该程序的部分规定具有较强的行政化意味,背离了诉讼化的方向。精神病人当然地享有诉讼权利,且应更加充分地受到保护,行政化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对精神病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并无益处,只有诉讼化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才能更好地保障精神病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化是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必然选择。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诉讼化完善可以从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提起、庭审程序、救济程序、终止程序等方面进行。     

刑事和解法律化正当性分析——以刑事诉讼目的为视角

文章从刑事诉讼目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刑事诉讼的目的不仅仅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权,促进刑事纠纷的解决也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目的之一。刑事和解正是切合了刑事纠纷解决的目的,关注被害人利益,更好地推进诉讼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秩序的恢复。但是刑事和解的纠纷解决目的不能危及刑事诉讼根本目的,建议在刑事和解立法时对其适用范围进行一定的限制。     

国家责任视阈下被害人诉权的实现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对被告人权利的日益关注,被害人权利反而相对成了一个“弱势”问题.人们长期认为,一旦国家追诉成功,被害人的权利就自然会得以实现;但现实情况却是:在公权力的强势笼罩下,被害人的诉权形态是不完全的,这种不完全性决定了国家永远无法完全代替被害人实现利益,有时被害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甚至呈现对抗态势.以一种新的国家责任视野审视被害人权利的实现,进而实现被害人权利与国家利益的动态平衡,是我们在理论推进中必须面对的课题.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法理分析

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人权保障已经成为当下刑事司法改革的主要价值取向.但是,作为刑事犯罪的受害者,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相关诉讼权利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缺乏被害人保护的权利保障的现状,无论是从人权保障的外在需要,抑或是基于程序正义的内在需求,都是残缺不全的.因为无论是从实体层面的定罪量刑,还是程序层面的控辩结构,被害人因素都是必须考量的.并且,从法治建设与社会和谐的诉求出发,如果在权利保障的内涵中.缺失了对被害人的关注,所谓和谐的诉求也必然是缘木求鱼.同时,基于程序正义的理念分析,一个缺乏被害人广泛参与的程序,其裁判结果必然与被害人的正义诉求有一定的隔膜,从而导致被害人缺乏对程序正义的认同.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不仅是一个程序上展开的话题,更具有坚实的法理学基础.     

论中国的法官庭外调查权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庭外调查权可以说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限的诉讼权利的补充和救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庭外调查制度又有一定的缺陷,应当扬长避短,加以完善。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以民间"私了"传统为基础的构建模式

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体制中,国家垄断对犯罪的追诉权,而对被害人的权利则并不重视.刑事和解制度在保护直接被害人的利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对犯罪人能够重返社会,处理好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也给予密切的关注.在我国民间,刑事领域的"私了"屡禁不止,这种对法律的规避行为与刑事和解制度却有着密切的关系.将二者紧密结合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寻求生长的土壤的过程.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与私了相比,范围是有限的,刑事和解制度的设立,主要的价值是诉讼经济、民主和正义,因此没有必要在适用案件上加以限制.其适用范围应分为自诉和公诉两个方面及针对特殊类型的犯罪案件.     

论刑事诉讼效益

刑事诉讼效益是指刑事诉讼过程和结果的合目的性,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刑事诉讼效益有正负之分,其影响因素有:刑事个案诉讼周期的长短和涉案的司法工作人员数量及素质、刑事司法独立程度、刑事诉讼公正性及其程度及其过程及结果产生理由的透明度。为提高刑事诉讼效益,应在加强对当事人和社会民众进行刑事裁决理由公开力度的同时减少司法工作人员人数,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素质。     

刑事调解:让被害人可见的工具,刑事司法公正的有机组成

刑事调解是刑事司法体系整体性的进步要素,也是保护公众利益的利器。对于被害人而言,刑事调解的意义尤为重大。之前被害人几乎生活在法律真空中,在关乎诉讼主体的程序设置框架中处于劣势地位。尽管重新发现和恢复被害人身份的运动更多地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发生,但它之后逐渐向大多数欧洲国家扩展。被害人通过刑事调解制度变得"可见"起来。应该最大限度扩展刑事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这应该以限制国家公权力,扩展个人意思自由理念为支撑。     

对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再探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简称附带民事诉讼,法学界对此问题的认识不尽一致,很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性质 附带民事诉讼作为一项独立的诉讼法律制度,是在程序法与实体法分立、民法与刑法分立、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分别进行之后开始确立的,是现代社会法律体系渐趋完备,法律部门分工细密的产物。因此,只有全面揭示附带民事诉讼内部所包含的各种法律关系,才能正确把握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性质。 首先,从程序法的角度观察,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实质上同时存在两种诉讼法律关系:即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这就决定了附…     

刑事司法价值观透视——实体真实与正当法律程序的法理分析

现代各国的刑事诉讼程序结构各有差异,源于不同的刑事司法价值观,司法价值观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发挥着深刻的影响,正是不同的价值观构成了不同诉讼程序运作之基础.价值观基本上是一种利益观.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存在着两种基本利益,一种是安全利益,另一种是自由利益.两种不同的基本利益反映了现代刑事诉讼价值观实存状态,从而决定了各个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对实体真实与正当法律程序的不同追求.从实际状况来看,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欣赏实体真实主义,而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英美法系国家则对正当法律程序有所偏爱.因此,对实体真实和正当法律程序两种特定的司法价值观进行法理分析,最终把握驱动刑事司法制度运行并决定其运行方式的内在利益机制,透视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并从根本上把握刑事司法制度的设计与操作理念.     

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被害人权利保障

近年来，我国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频发，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在这种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等四机关联合出台《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依法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由于犯罪人与被害人所处地位、立场不同，二者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诉求更多表现为对立和冲突，《意见》就蕴含了未成年被害人保护与正当程序的价值冲突，集中体现在程序的参与性与被害人侵害恢复、程序的对等性与被害人法律援助、程序的公开性与被害人隐私保护等方面。基于利益权衡原则，《意见》在程序层面规定了合适成年人在场、法律援助、隐私保护、获得告知等保护制度，在实体层面规定了民事赔偿、禁止令、司法救助等救济制度，在被害人保护与正当程序的价值冲突中选择了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但《意见》在未成年被害人保护上也存在诸多不足，包括精神康复治疗费用不能涵盖性侵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的全部精神损害，由法院予以被害人司法救助有悖于其中立性和独立性，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和案件范围较小。因此，需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对未成年被害人赔偿范围，实现对被害人由司法救助转为国家救助，扩展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和诉讼阶段。     

刑事诉讼中的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研究

国内外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已对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作出规定,但因刑事诉讼中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特殊性,应当根据敏感个人信息处理的一般原理,针对刑事诉讼作出特别的调整与规定。刑事诉讼中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基本要求包括遵守基于关联性审查的处理禁止规则、坚守比例原则、有限适用“告知—同意”原则等。根据这些基本要求,可以提出刑事诉讼中敏感个人信息的具体处理规则,包括事前规则如评估规则和审批规则,事中规则如记录规则、安全保障规则、委托第三方处理规则,事后规则如救济规则、特殊情形处置规则等,从而确保个人敏感信息在刑事诉讼中的依法处理。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the Reform of Criminal Judicature in China

１９９６年,中国颁行于“文革”后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被做了大规模的修改。随之,一场影响深远的刑事司法改革在中国发生了。无罪推定、审判公开、辩护等基本诉讼原则得到了更广泛的贯彻,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因此,人们几乎普遍对这次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并将其视为中国在刑事法律中加强法治原则的重要标志。然而,实际上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整体上并没有达到立法机构和法学者所预期的目标。本文以为,中国刑事诉讼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司法体制的问题,尤其是公安、检察与法院的法律关系问题。中国现有的司法体系体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流水作业”式的司法模式。具体而言,中国的司法模式体现在警察权的司法化、检察权的制度化悖论以及弱化的司法审查机制等方面。要想刑事司法在中国实现真正的“现代”转型,只有将未来的刑事司法改革建立在宪政之上。     

形式理性与刑事诉讼中的事实裁判

如何保证刑事诉讼中事实裁判的客观性,一直是刑事诉讼理论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形式理性观,法律的理性化与司法的形式化是保证司法结果客观性的两个前提条件。在这种意义上,刑事诉讼中事实裁判的客观性取决于刑事证据法的理性化水平以及刑事证据司法运作的形式化程度。然而,根据形式理性来确立影响事实裁判客观化程度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否可能,却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法律本身客观上存在的漏洞、法律相对于社会现实的滞后性、司法解释的弹性等方面的因素,使细密司法的理想很难实现。因此,对形式理性的理论预期,需要保持相对客观而冷静的态度。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之界定

明确的案件范围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正确实施的关键和前提。但从实践中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与独立的民事公益诉讼“同质化”现象明显,并未体现出该类诉讼的特殊性。要合理界定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应坚持“刑主民辅”的基本理念,充分考虑“附带诉讼”的必要性、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与价值等多重影响因素,从“两诉”被告人的关系、损害事实、诉讼管辖以及起诉时间等方面入手,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范围大于刑事诉讼被告范围的案件、公益损害事实超出犯罪事实的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实行专门管辖的案件以及在一审开庭后起诉的案件等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之外。     

确立刑事申诉之诉刍议

随着改革的深入,司法实践中日益暴露了刑事申诉方面的许多问题,进一步完善刑事申诉制度已成为迫切需要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仅就确立刑事申诉之诉的有关问题略陈管见。一、我国刑诉法应当确立申诉之诉而确立申诉之诉的首要问题,是确认诉讼权利意义上的申诉权。如果只确认申诉人民主权利意义上的申诉权,而不赋予其诉讼权利意义上的申诉权,申诉之诉便无从提起,申诉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法律意义的诉。而一般地讲,申诉权作为一种民主权利和作为一种诉讼权利,其本质应当是一致的。诉讼权利是民主权利的具体表现,是民主权利的具体化、程序化。但民主权利毕竟不等于诉讼权利,更不能代替诉讼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