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史学更革论

刘知几的《史通》一书中,蕴含着中国史学更革变化的思想。《史通》研究者多注意刘知几讲史法义例一面,很少有人说到他对于史学更革的研究,偶有言及也都语焉不详。吴怀祺先生在近著《中国史学思想史》一书中,从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本文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史通》的史学批判精神——以《疑古》、《惑经》为例

刘知几是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其《史通》充分体现了他的治史态度和史学批判精神,在《疑古》、《惑经》篇中反对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史书,批判史书为统治阶级隐恶扬善的虚伪性,同时也反对盲目迷信＂圣人＂,对孔子进行了勇敢的批判。开创了中国史学批判的正确道路,对后世影响很大。     

从名实观看刘知几的史体论

刘知几以名实这一范畴为依据，对我国古代史籍体例与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试图纠正史学编撰中体例不纯、名实不副之弊。本文从他的名实观入手探讨其史体论，并分析了其史体论的特点、对史学发展的贡献和不足之处     

简谈《史通》的“辨其指归,殚其体统”

刘知几撰《史通》是从史学的总体(史体)着笔,分正史、杂史两人类,正史归纳为“六家”,杂史析为“十流”。“六家”又总括为“二体”。“二体”以纪传为主,编年为辅,评述“二体”,贯穿《史通》全书。《史通》论述“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就“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而言,大体包括以史核经揭穿经学的虚伪,赋于史学以理性的表现;抨击世家大族占据历史舞台,树立史家敢于直书的品格;针砭文弊,严正史学的体统等这几方面。由于刘知几不满于唐初贞观年间官修的六部史书,又不敢正面辄加批评,“遂于迁固以降,肆意触排,无所顾忌”。因此,他的史学主张大都从批判这六部史书中曲折地表现出来。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说“刘氏之志,既不获申于修史故于当代官修之史亦抨击不遗余力”,可谓破的之论。本文仅就《史通》的“指归”、“体统”,试作简谈,敬求匡正。     

刘知几对史学批评的反思

刘知几是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大师。他对于初唐以前的史书、史家、史制和史体等等,均作了系统的批评,其成就之大,世所公认。刘氏之所以对史学批评进行反思,是由于史学批评中存在的严重缺陷深深触动了他,诸如“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文饰其非”,“无其文而有其说”;①“各自弹射,递相疮痏”,“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②等等。这种批评上的谬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③所以刘氏在进行史学批评的同时,也格外关注到史学批评的自我批判。     

从“正名”到“名教”：中国史学批评价值标准的确立与演进

《春秋》之“义”首在“正名”,其宗旨主要是确立是非真伪善恶的标准,后世以此为基础,将其发展为“名教”,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礼法原则。在史学批评上,“名教”先由袁宏提倡,中经刘知几,后至章学诚而得以完善。袁宏主张历史撰述应贯彻“名教’原则;刘知几在肯定“名教”存在合理性的基础上,指出“名教”是史书载录、评判人物应该恪守的标准,史书的编纂、解读应无伤于“名教”,应“激扬名教”;章学诚则将“名李吏”作为评判史书和编撰地方志的标准。     

史学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

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中国史家很早就有了史学史意识,至晚在唐代,刘知几已写出了有系统的、颇具规模的史学批评和史学史著作《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即公元710年)。刘知几还提出了著名的才、学、识“史才三长”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至章学诚、梁启超而...     

从《史通·本纪篇》看刘知几的史学观

刘知几的代表性作品《史通》,作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专著,第一次对唐中叶以前中国封建史学的发展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批判,揭露了自孔子以来传统史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他根据自己多年修史的经验,论述史籍源流、体例,史官建置和旧史得失等,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他从史学理论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史学史的研究和史书编纂学的探讨,树立了基础和规模,其中不少观点至今仍不乏借鉴意义.自《史通》问世以来,对其评价有毁有誉,而总的来说褒多于贬.这里仅就《史通·本纪篇》谈谈刘知几的史学观点以及本人学习过程中一点粗浅的认识.     

史体、史例考辨

史体包括史书的外部形式——体裁,也包括史书的内部结构,如纪、传、表、志等;史例是笔法运用、文辞修饰、行文风格等约定俗成的历史编纂规范,包括断限、编次、称谓、曲笔、避讳、注释等。史体是编纂形式必须遵循的宪纲体式,史例是表现史体性质和旨趣的法度条例。"体"决定史书的"方以智",是史书之经,是史书编纂必须遵守的准绳;"例"提供了"圆而神"依据,供后世因革损益。体例具有极强的规定性和否定性,随着经典史著的诞生而诞生,是史家主体在编纂实践中理性抉择的产物。     

史体三论

本文就“编年”,“纪传”、“本末”三种史体的始末、价值、影响等几方面谈一谈自己浅陋的看法。由于笔者是弃文务史,半路出家,对史学虽感兴味,但水平有限,今日“史体”一文只是引玉之砖,求教于方家、能士。 一、编年体的产生和发展 编年体史书出现最早,远在周代各诸侯国的史书——《春秋》均为编年体史书,如周之《春秋》、鲁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等等。而墨子曾说: “吾见百国《春秋》。”还有晋称《乘》,楚称之《梼杌》等史书亦均是编年体,可惜这些书大部分亡佚。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就是孔子根据鲁国史“春秋”编写的,定名为《春秋》,从此,“春     

魏晋南北朝“史例中兴”问题再探讨

从史学发展的背景出发，从“史例”之作是否起于《春秋》、例之为体《左传》后曾否中绝及“中兴”之例是否始于干宝等方面对刘知畿的“史例中兴”说进行了考察，认为刘氏此说值得商榷，《春秋》经传及秦汉之时的史书并未有吏例，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春秋》经传注解尚“通”、史学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干宝在所著《晋纪》中始立叙例，此后诸史相沿，史例才发展成为一种文体，反映了此时期人们对史书编纂探讨的深入，对后世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谈《史记》的历史地位——应建立一门“《史记》学”

(一) 《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座丰碑,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开创了纪传史体,为后世史家树     

张振Pei先生《史通》讲演录

本文以知人论世的方法 ,将刘知几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了分析 ,认为超越的价值理想与现实秩序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 ,这是决定刘知几政治态度的一大重要因素 ,也是理解他的学术思想的一大关键。同时还将《史通》一书置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语境中 ,分别从目的论、方法论、史才论 (史家主体论 )、知识论等诸多方面 ,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刘知几的史学理论思想 ,认为《史通》一书不仅为以后史学的继续发展特别是理论方面的深化提供了新的思想前提 ,而且也为后世史家重新理解历史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方法论新路径     

略论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与研究——《国语》学史研究之四

刘知几史学思想和理论主要反映于《史通》中。《史通》包括众多关于《国语》的论述。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和研究构成了《国语》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刘知几对《国语》的作者、《国语》和《左传》的关系、《国语》对《史记》的影响、《国语》作为国别体的典范之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翔实明晰的阐述。刘知几认为《国语》作者是左丘明,产生于左氏解经的需要。他已开始将《国语》从汉儒经学传播体系中摆脱出来。     

《三国志》裴注对刘知幾史学批评的影响

刘知幾在《史通.补注》中对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提出了激烈的批评,长期以来学界认为这是对裴注的否定。事实上刘知幾否定的只是裴注中的"补阙"部分,并不反对其中的"论辨"。而在论述史学价值、撰史准则和史书体例要求及比较研究上,刘知幾则对裴注多有借鉴,是阳毁其注而阴效其法。     

“通而不通”——略论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矛盾之处

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以史学批评为主要内容的史学理论专著。他在书中倡导秉笔直书、善恶无隐的实录精神,但又激扬名教,袒护为君亲隐讳;他对孔子及儒家经典敬仰推崇,但又疑古惑经,直陈其虚美隐恶等不实之处;他肯定人事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又不排除灾祥符应的存在。刘知几的史学批评有诸多矛盾之处,对这些矛盾加以归纳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刘知几及其《史通》。     

刘知几论《左传》

刘知几不以《左传》名家,却对《左传》研究做出了突出成绩。《史通》中不少篇章论及《左传》,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刘知几把《左传》从经学纳入史学的范围,开拓了《左传》研究的新视野,在历史观念、史书体裁与编撰、叙事与语言诸方面都对《左传》作了相当精粹的论阐,改变了过去专从微言大义评衡三传的传统习惯,树立了新的评衡标准和方法,对唐以后的《春秋》经传学的研究有不小影响。     

文之将史,其流一焉——《文心雕龙》何以影响《史通》

《文心雕龙》是文论,《史通》是史学,何以一部文论作品会对一部史学著作产生深刻影响?其具体影响又是什么呢?刘知幾在认真分析《文心雕龙》何以产生的基础上,第一次大量引用《文心雕龙》、并明确标注刘勰之名及其著作.实际上,并非《文心雕龙·史传》篇,而是刘勰对"文"的基本观念,使得刘知幾找到了史学的安身立命之所,找到了可以一显身手的天地.《文心雕龙》所谓"文之为德也大矣"的理念,被刘知幾贯彻到史学观念之中,其"远矣大矣"的"文"正相当于"史";刘勰对晋宋以来"文体解散"的批判则成了刘知幾的理论武器,被他巧妙地运用到了史学理论的建树上,形成"文之将史,其流一焉"的观念.刘知幾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学生,他大量采择刘勰的文词,运用刘勰的思想理论,却完成了一部具有独特价值的史学著作.《文心雕龙》的文章观念笼罩《史通》,却并未将其淹没,而是最终成就了文史双美的佳话,这正是中国文论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经史分合与《疑古》《惑经》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著有《史通》一书,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古代史籍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系统地叙述了历代史官的建置和史书的编撰。其中《疑古》、《惑经》两篇,对他认为是孔子所作的《尚书》、《论语》、《春秋》提出疑惑,显示出刘知几大无畏的反传统精神。为什么刘知几敢于对圣人及其所修经典进行在封建社会中不多见的大胆尖锐的批评?其中缘由很多,但是,他能在初唐“不拘守先儒章句”的有利思想     

刘勰论史书撰写之叙述三美原则

《文心雕龙·史传》篇是我国第一部史评文献,与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同为我国史学批评的经典。本文从整部《文心雕龙》入手,结合《史传》篇的撰史思想,从"质文并重,述志为本","文约为美、辞尚体要","首尾圆合,条贯统序"三个方面对刘勰的史书撰写之叙述三美:文质相称之美、要约之美、整体之美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