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在焉耆

塔里木盆地周边的西域绿洲王国是中古时期活跃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粟特人东来经商、迁徙的重要地点。作为西域北道的重要绿洲,焉耆在历史上也是粟特人活动的重要一站。不过,史籍对于粟特人在焉耆的活动所载甚少,所幸考古发现提供了不少重要材料。七个星发现的粟特文银碗和纳骨器表明5～8世纪时在焉耆的粟特人有些是祆教徒,但粟特语佛经残片则表明有些已经皈依了佛教,这很可能是和当地佛教团体之间密切的经济合作的结果。9、10世纪时,焉耆处于西州回鹘汗国治下,摩尼教是西域北道当时流行的宗教。吐鲁番出土《摩尼教赞美诗》跋文所列举的焉耆摩尼教徒中,将近一半是粟特人。吐鲁番、和田出土的粟特语、回鹘语文书显示,焉耆的粟特摩尼教教徒有一些是在中亚地区和塔里木盆地之间从事棉布买卖的商人。为了便于开展贸易,西域北道沿线绿洲的粟特胡人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个网络,与此同时,与当地佛教团体之间的商业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在当地根基和影响力很深的佛教也深得回鹘统治上层的青睐。     

粟特昭武王室考

古代粟特人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时代久远,史料匮乏,人们对粟特史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通过对汉唐诸史中有关中亚的史料的综合研究,并参考一些相关的外国史料,查明了粟特昭武王室的由来,澄清了一些历史讹误。     

库车出土文书所见粟特佛教徒

本文考证库车出土汉语、龟兹语文书中出现的粟特人名,藉以探索7～8世纪粟特人在龟兹的活动。这些文书材料显示当地有不少粟特佛教徒,其中有些人在龟兹本地佛寺经营方面位居要角,有些人则同时为唐朝及龟兹官府做事。这些粟特佛教徒与当地其他佛教徒互动频繁,反映唐代安西社会中胡、汉诸族融合之趋势。     

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

本文根据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和粟特文资料的新解读成果, 对粟特人在怛逻斯、碎叶、弓月、勃律、渴槃陀、于阗、楼兰、龟兹、焉耆、高昌等地留下的遗迹做了仔细的勾稽和讨论, 指出不论是北方草原路上的弓月, 还是南向印度的洪札河谷, 不论是葱岭高原上的渴槃陀, 还是塔里木盆地中的神山堡, 都成为粟特人的商贸点、货物集散地甚至聚居地。粟特商人并不总是由西向东兴贩宝石香料, 他们也以长安、武威等中原城市为基地, 由东向西运转金银丝绢, 然而不论向东还是向西, 上述西域王国的城镇必然成为粟特人的中间站, 同时也从丝路贸易中获取到丰厚的利益。     

隋唐时期入华粟特男子世俗服饰与中华文化认同——以隋唐时期入华粟特人墓葬资料为中心

本文对隋唐时期入华粟特人墓葬中男子形象进行了辨析,其所穿世俗服饰或为粟特传统胡服,或为隋唐本土服饰。隋唐时期是中华民族大一统、中华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入华粟特人在与本土民族交融的过程中,加速了其中华文化认同的进程,这在入华粟特男子世俗服饰上有突出的体现:粟特胡服体系转向本土服饰体系;服饰逐渐呈现出身份等级的区别,以遵循儒家服饰礼制,而服饰所显示的官员身份的获取及转变,则是加入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价值观的文化界的需要与适时调适;服饰纹饰上祆教影响弱化,逐渐接受并喜爱佛教艺术。     

阿姆河宝藏及其反映的早期粟特文化

本文通过对出土于粟特本土的"阿姆河宝藏"的具体分析,对粟特早期文化及其与后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粟特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对隋唐时期在中原地区大量出现的金银器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对金银器中所谓粟特类型的分类标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质及始末

粟特人是原居于中亚的古代民族 ,在突厥兴起之后 ,由于突厥对粟特地区的占领 ,粟特人大量进入突厥部落 ,因而唐初为安置突厥降户在鄂尔多斯地区所设立的六胡州中 ,其主要居民就是粟特人。由于六胡州属于羁糜府州的性质 ,粟特人在这里保持了较为巩固的部落组织 ,并未完成部落民向唐之编民的转变。六胡州之乱 ,完全是民族矛盾的结果。这次叛乱平定后 ,六胡州的部落组织开始逐渐被打破 ,加之此后不久安史之乱爆发 ,聚落中之粟特人分散迁徙 ,六胡州的粟特聚落也就最终消失     

粟特研究的最新创获——读《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

曾活跃在丝绸之路沿线的粟特人在中国的历史和遗迹,是一个早就引起各国学术界关注的饶有趣味的研究主题。中国的汉文典籍中有不少关于粟特人的记载,但主要是由于20世纪初叶敦煌文书的发现,使粟特人在华活动的诸多方面逐渐彰显于世。伯希和(P．Pelliot)根据敦煌写本《沙州都督府图经》,对蒲昌海地区的粟特聚落作了探讨,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上有开拓     

西域粟特胡人的社会生活与文化风尚

本文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出土文献史料以及典型文物图案等,探讨了粟特人在西域的社会活动、文化风尚、宗教信仰等问题,论证了粟特胡人这一特殊群体在西域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再论中国的粟特柘羯军

针对法国学者魏义天文中出现的几个问题,从＂柘羯＂＂拓设＂和＂柘折＂的词义考辨入手,逐步引出与之紧密相连的突粟共生环境、突厥系粟特人诸问题。以此为背景,对柘羯募兵制中的＂募＂字在不同时空环境中的运作方式进行考察,尤其对安禄山积宝募兵的综合方法做了个案分析。最后又回到粟特人的商业本性上,结合王国维的上下二级观来探讨粟特人商武二元分离的心理。研究结果表明：《通典.突厥上》中的＂柘羯＂并非指粟特精兵,而是特指东突厥阿史那社尔;中亚石国古名＂柘折＂音义与柘羯全无关涉。中亚柘羯实为粟特诸国出钱招募的精英战士,其兵源主要以游牧种粟特人为主。在突粟共生环境影响下,唐帝国境内的柘羯成为突厥系粟特武人以及胡蕃联军的代称。安禄山通过商业、礼俗、宗教、政治等手段来笼络贾胡,招募胡蕃将士为其服务。九姓胡重利轻政的心理和商武二元分立的意识,实源自粟特地区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     

《新唐书》的“四夷传”与唐代的民族史志研究

唐王朝是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帝国,唐王朝不但能够很好地处理国内的民族问题,还能够与海外的民族或者民族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正是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新唐书》以超过以往正史的丰富内容以及庞大的文献体量,记载了所有唐朝直接统治、间接管理的民族,以及唐朝人目光所及的海外民族,以民族史志的方式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具有世界意义的民族发展画卷。     

从《元和郡县图志》看唐代民间信仰的特点及实质

《元和郡县图志》保存了大量有关唐代民间信仰的史料。唐代的民间信仰十分发达,有着多元化的信仰对象、广泛的信仰人群,地域性特征明显。如此发达的民间信仰,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当时历史现实的真实反映,是唐代开明文化政策的直接反映。     

唐末的形势与党项势力的崛起

本文从“二元制构造”的角度解释党项势力于唐末崛起的事项。作者认为,唐朝疆域和民族（族群）是由农耕地区、汉人为核心的内层与非农地区（牧业、半农半牧等）、非汉群体的外层结合而成的。当内层力量强于外层的时候,向心力聚增而形成一统性的王朝;反之,外层有可能脱离内层的控制而自行其事。安史之乱削弱了内层实力,致使外层势力上升。党项的崛起即源自于此,其发展之盛,即在吐蕃衰微之时。党项崛起之实质,是地方势力分立的表现。其族性之张扬则依随于此并在唐朝消亡以后才膨胀的。     

《登科记考》再补正

利用新近发现的唐五代墓志以及相关文物、史籍对《登科记考》进行补遗、订正,其中补遗二十一人,补正九人,可以进一步加深学界对唐代登科情况的了解。     

沈德潜在“诗教”原则下对唐诗的历史定位

沈德潜一生于唐诗用力甚多,唐诗在其诗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沈德潜重视诗歌史的梳理,也特别注重各时代诗歌所具有的"诗教"之用。唐诗是他对诗歌史进行溯源辨流的起点,也是其考察诗道兴衰的关结点。通过对诗歌史源流正变的清理,沈德潜将唐诗在诗歌自然流变史中的地位和其在诗道兴衰史中的地位结合在了一起进行考察。在诗歌的自然流变中,唐诗虽然处于诗歌发展之流,但又是诗歌之盛;在"诗教"传统中,它又传承了诗教之正。因此,在沈德潜的诗学体系中,唐诗获得了崇高的诗史定位。     

元代的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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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金城、西平麹氏研究

金城、西平麹氏在自汉至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西汉末,鞠谭之子间避难湟中,改姓麹氏,麹氏形成。东汉末,麹氏通过立功河陇的方式,在金城、西平形成自己的郡望。西晋时,麹氏跻身大族行列,晋末他们在中央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六国时,麹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北凉亡,金城、西平麹氏随沮渠氏入徙高昌,并于501年建高昌国,成为高昌国的鼎族豪宗,但西平麹氏并没有受到重视.640年,唐灭高昌,麹氏内徙,自此衰落.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发展的麹氏人物在政治上并不太显赫。     

论唐代文人与旅游文化建设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全民生活意志旺盛、思想自由解放的时代。各种条件的满足使唐代文人的出游热情高涨 ,并写出大量诗赋文章。唐文人对旅游文化的建设 ,在不同阶段其具体内容亦有所不同 :唐前期主要表现为游山玩水 ,欣赏名胜古迹 ;而唐后期则多以被贬谪的文人对边远地区旅游文化的开发建设为主。在我国旅游建设史上 ,唐代文人对旅游文化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唐朝民间民族通婚在《太平广记》中的反映

唐代是一个富有开创性的时代 ,作为社会生活重要方面的婚姻亦不例外。由于正史中有关民间民族间自由通婚的记述乏善可称 ,而唐律的规定又过于法律化 ,与现实生活并不完全对等 ,现存汇辑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的最大一部类书《太平广记》中的丰富文献史料可补正史之不足。唐代民族之间的自然融合带来了大范围的通婚 ,从国家政策看 ,政府并不鼓励这种通婚 ,通过《太平广记》狐篇可知中土人士对胡汉通婚是持反对态度的     

"四唐说"历史分期三部曲

“四唐说”的提出与完善,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一、宋代,“四唐说”雏形得以凸显;二、元代,“四唐说”骨架得以成型;三、明代,“四唐说”论说得以完善。“四唐说”的拈出,标志着人们对唐诗流程有了更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分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