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志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之关系

三国志演义》的整体叙事框架主要源自《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其外在的结构体式 ,诸如分卷、分则、立题目 ,每卷标明所叙之事的年代起迄 ,以及正文中常常标出纪元朝号等 ,都显示了《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的密切联系 ,其内在的叙事结构也基本上是“通鉴”式的 ,其帝蜀寇魏的思想倾向 ,也明显受到了《通鉴纲目》的影响。因此 ,研究《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过程 ,应充分重视《通鉴》和《通鉴纲目》曾经起的重要作用。     

明代《通鉴》学的成就及其特点

本文认为，明代通鉴学在宋元基础上继续发展，从其著作意旨和内容体例上可分为“续《通鉴》”和“订补《通鉴》”两类，此外亦有阐释义理和改编改作方面的著作。明代有关通鉴学的史书，无论从数量上、种类上，还是史学价值上，总体水平远胜元代，严衍的《通鉴补正》即是其中的杰作。明代通鉴学不仅成就突出，而且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大致以嘉靖为限，嘉靖以前发展迟滞，嘉靖以后著述剧增。而且研究意向也由维护正统和提倡纲常名教，重书法义例，而轻历史向考证发明，辨正是非的务实、健康的方向发展。     

试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与“按鉴”演义小说之关系

我国最早出现的一批长篇章回小说基本上是在按鉴演义的情况下产生的。从小说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通鉴》、《纲目》在著述宗旨、结构体制、叙述方式等方面给予按鉴演义小说多方面的艺术营养,小说家们在汲取这些艺术营养之后也有了不同程度的艺术创新。同时也应该看到,对《通鉴》、《纲目》的过分依傍,也严重地阻滞了历史演义小说观念的觉醒和发展,而这也是演义小说难出艺术佳构的一个主要原因。     

《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

《资治通鉴》的文本,并非单纯为记录历史而存在,其间对史料的剪裁,蕴含了司马光诸多有现实针对性的政治思想.对于不同时期同类事件的叙述立场,司马光力求保持其统一,形成文本的内部语境.而内在语境的形成,往往又取决于司马光身处的现实政治环境,是司马光现实政治意见的反映.这又可视作文本的外在语境.内外语境的交错,使得这部编年体通史背后的含义变得复杂,因而任何对《通鉴》文本的改动,都可能造成对内外语境的双重破坏.通过对《通鉴》处理安内、拓外两者关系的分析,同时参照《通鉴纪事本末》对相关内容的改写,即可看出原有语境是如何在改写过程中被破坏的.     

纵横辨“丁”“口”——宋代人口问题再考察

宋代的人口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关于北宋的人口统计,《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一条未曾发覆的源自国史的错误记载。因辨误而罗列《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统计数据,由“丁”“口”记载之异引发问题意识。参稽《宋史》《宋会要》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相关记载考证,认定宋朝人口统计的“丁”“口”均为承担赋役之人。进一步运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方法,通过对《永乐大典》收录方志史料的考察,为“丁口说”增添证据。同时根据迄今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金史》《元史》中关于金末和宋末的两组人口数据,以及《通鉴续编》中关于北宋前期西北地区的人口数据,对10至13世纪的中国人口已超过1亿的学界既有推测,做出了补充论证。     

南宋纲目体本朝史的编修及其流变

南宋中后期以来,纲目体本朝史的编修异军突起,陈均等史家继承和发展朱熹所创的纲目体体例,开创了纲目体本朝史,并相继编成《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等贯通两宋十三朝历史的纲目体本朝史。随后,这些史书又被刘时举等宋元史家直接改编成《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等简明编年体史书。简明编年体史书直接脱胎于纲目体本朝史,可以视为南宋纲目体本朝史在宋元之际的发展与流变。纲目体本朝史的大量编修与发展,既是南宋纲目体本朝史自身优势及其影响力的体现,又是宋元时期史学普及化风气的反映,它适应了科举制度、教育文化事业不断进步,以及史书作为商品受到愈来愈多读书人及书商等社会阶层重视的社会需要。     

经世视野下的"资治"与"明道"--明代王宗沐与薛应旂续《通鉴》异同之探讨

明代王宗沐的《续资治通鉴》与薛应的《宋元通鉴》都是以《通鉴》原典体例来续著宋元史。这两部书著录时间相近,具有共同的时代特性,都注重正统,强调史学的经世宗旨,但它们在相同的经世视野之下却表现出“资治”与“明道”两种不同的趋向,王氏强调“史中求鉴”,重视事功,体现了史家对现实政务的强烈关注;薛氏则注重“史中求道”,强调道德修养的力量,表现出儒家的理想主义色彩。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理论的论争和发展

一“虚”与“实”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班固为代表的史学家和一些正统文人,曾一再指责小说“迂诞依托”,“其言浅薄”,①荒诞不经;认为小说均系“违理”之“道听途说”,“损实”之“街谈巷议”;要求小说作家不要“苟出异端,虚益新事”,②使其“真伪不别,是非相乱”。③宋元以后,随着通俗小说中的“讲史”的发展,特别是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现,有关小说创作中的“虚实”问题的讨论,也就转移和集中到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如何对待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关系问题一“虚”与“实”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班固为代表的史学家和一些正统文人,曾一再指责小说“迂诞依托”,“其言浅薄”,荒诞不经;认为小说均系“违理”之“道听途说”,“损实”之“街谈巷议”;要求小说作家不要“苟出异端,虚益新事”,使其“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宋元以后,随着通俗小说中的“讲史”的发展,特别是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现,有关小说创作中的“虚实”问题的讨论,也就转移和集中到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如何对待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关系问题     

民间艺人在“正史”之外另造的历史世界——宋元讲史平话新论

<正> 一中国古代小说演进至宋代,产生了两个相反的造动:在正统的史学将以“稗史”面目出现的小说,从自己的神圣领地中彻底驱除(以欧阳修撰《新唐书·艺文志》把《旧唐书》本来列在“史部杂传类”的志神志怪退至“小说类”和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把“屈原怀沙自沉,四皓羽翼储君”等凡稍涉奇异之事皆削去不录为标志)的同时,新兴的市井艺人却公然无忌地闯进了历史的领域,几乎是随心所欲地处理以往的历史素材,用小说的形式自造了一个与“正史”完全不同的历史世界,用来作为自娱的手段,并借以寄托自己的心态和情感,这就是宋元平话的崛起。     

时代精神的开放——《混唐后传》点校前言

随着宋元讲唱文学的发展,其中“讲史”与“小说”逐渐融合。“讲史”谓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而“小说”则函纳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和更加多样的表现方式。这种融合和演变,在明代中期以后便出现了大量的历史小说,《混唐后传》即是明末清初众多历史小说中较为重要的一种。     

从"史中之史"到文学"话语体系"——宇文所安文学史观摭论

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深刻剖析了存在于文学史写作中的种种弊端,如从后往前读的阐释模式、整一性预设框架决定材料的取舍方式、认为文本是固定不变的思维模式、服从于既有的文学常识和观念的惰性迷失等。针对以上问题,他在文学史理论和写作方面都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与创新:坚持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在文学史写作中重视文学中介和文学话语体系的作用等。     

贯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意义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只是一种“个人叙事”,也就是说 ,它只是从个人学习经验的狭窄角度出发 ,表达自己面临困惑与紧张时的一种“自言自语”。之所以有必要把它拿到公共学术场合进行讨论 ,目的仅仅是期望得到师长和专家的指教。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系”当做一个“问题”提出 ,可能本身就是 9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科不断发展的标志之一。但这个假设需要论证。我们必须追问 :把这两种不同研究视角和阐述理路结合起来的潜在动机和实际意义是什么 ?其目的在于为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建设提供较清晰的分析前提。在一个消极的角度上 ,“思想史与社…     

论历史上的"东亚世界"

在西方殖民主义向世界各地扩张之前,在亚洲东部,很久就存在着以中国文明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中国是东亚文明的“母源和主体”,东亚世界是随着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而逐步形成起来的,其范围除了现今中国的本土外,还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各国。东亚各国、各民族通过学习和采用中国的文字、儒家文化、政治制度,通过贸易往来、佛教交流等,共同构成以中国文明为纽带的东亚国际社会秩序,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东亚各国同中国保持着特殊的宗藩关系,其形式是定期的朝贡。这是儒家伦理学说中君臣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延伸。这种准封建政治关系虽不平等,但不同于西欧的宗主国与附庸国的关系。19世纪中叶后,随着西方资本殖民主义东扩和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破坏,宗藩政治遭到瓦解,东亚世界也随之崩溃。日本曾试图通过武力征服,强行建立由日本主宰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国际秩序,结果遭到了惨败。东亚世界是东亚各国“自律发挥和自我完成的历史世界”,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心,是以各国仰慕向往悠久的中国文明所致。中国同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政治上、道义上的承认,和平共处,自然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历史上东亚世界的存在对于我们今天建立东亚地区的和平、合作、繁荣、稳定和发展仍具有重要启示。     

历史中的"存在"问题述论

自从巴门尼德开了追问“存在”的先河后，一方面，对“存在”作形而上探究逐渐成了西方哲学的传统；另一方面，经过柏拉图的润色和亚里士多德的改装，对“存在”作实体化理解的实体主义观点占据了西方存在论的主导地位。然而，将“存在”本身实体化，其实只是将“存在”作了存在者化的处理，而决非是对“存在”本身的揭示。这种做法不仅丝毫无助于对 “存在”本身意义的澄明，反而导致了思想对存在本身的“遗忘”。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精神"的世界史

黑格尔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大师.他构筑了一个哲学的世界史体系.这是一个"精神"的世界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他以"人是否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在什么程度上人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为主线,探讨了世界史的发展历程.他的历史哲学的意义不在于所构筑的世界体系本身,而在于他强调人的认识主体的作用,强调人的认识能力是可以随着变化了的形势而不断提升的.他的这一思想对以后的历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胡适的"接受史"

分析有关胡适的研究、评论、出版等情况可以发现,胡适被阅读、被接受的历史曲折跌宕,其背后所体现的社会价值、文化风尚、审美需求、传播手段等的变迁引人深思.从学术研究开始,"胡适"被不断地建构、不断地借用,现已成为经典、偶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引起知识阶层广泛的共鸣,从而成为某种象征而被争相效仿.研究胡适的"接受史"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关于文学史的"本位"问题

文学史的"本位"问题,关涉到文学史的学科性质.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文学发展的历史."以时代为纲,以作家作品为纬"的体例结构之所以难以打破,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结构模式符合文学史自身的性质--文学与史学相结合的学科内涵.     

试论埙的历史沿革

埙作为一件古老的吹奏乐器,经历了历史的沧桑,见证了各个时期的荣辱兴衰。它有过昔日宫廷殿堂的辉煌,也有过流落民间甚至被遗忘的沉寂和失落,更有庞大家族和发展振兴的希望。     

“清代新疆历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5月29至30日,由<新疆通史>编委会主办、伊犁师范学院协办的"清代新疆历史"学术研讨会在伊宁市召开. 参加这次会议的专家、学者有60多人,其中有30位专家、学者作了大会发言,内容涉及清代新疆政治、经济、民族和民族关系,以及文献资料等各个方面.各位专家、学者的学术探讨,不仅有助于<新疆通史>的编写工作,而且必将推动边疆史、新疆地方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历史”的本真含义与哲学史的入史标准

哲学史为真正的哲学家所创造.但以往的哲学史写作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客观态度和严格的人物品评,存在哲学史人物与哲学人物混淆不清而降低入史门槛的现象.其要害不在于是否吝啬笔墨和美名,而在于世道人心之教化.如何写作哲学史暗示一个民族的学术品位、学术价值观、学术方法、学术评价规范等,构成一种学术理念宣言,深远地影响着学术走向和学术生态.本文以时间就是存在的变化这一立论为切入点,彻底取消一切无变化事物的历史属性,从而证明只有哲学创新事件才构造出哲学这一主观精神存在领域的时间,形成哲学史.因此,只有那些取得理论创新成果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哲学史而成为哲学史人物.在理论创新标准的严格界定条件下,某种哲学史可能会变得相对简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