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的起源:从"语"到"说"

在先秦至汉这一历史阶段内,中国的话语形态经历了由"语"到"说"的嬗变过程,"语"这种场所,是以西周时代以来的社会制度为依托的,可以说是一种"安定"的话语场所;与之相反,"说"的场所则不再有稳定的社会基础.处于失去西周时期那种秩序的社会之中,要捕捉住心情多变的听者的心理,"说"的对谈就要磨练话语技巧.因此谈说者们为了吸引心情多变的听者们,在凝炼种种技巧的同时,其内容也更加丰富.小说这种文艺形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真理的"权威依赖"——"人的依赖"社会的真理存在

"没有历史"的真理,以社会历史为自己存在的历史.规定于社会的真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社会形态,表达为不同的存在方式."人的依赖"社会的质是"权威依赖".在"人的依赖"社会,真理是"权威"的真理形式,"权威依赖"是真理"自已构成自己的运动"的现实性空间,"内在依赖"与"外在依赖"是真理依赖"权威"的基本形式,真理的"更替"依赖于"权威"的"更替".真理的存在依赖于"权威","权威"是真理存在的总体性尺度.     

"侔式推理"解构

"侔式推理"是"墨辩逻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侔"是推理、反推理和非推理的大杂烩,"侔"的定义即"比辞而俱行",就是各种"侔"的共同的语言形式或修辞特征的概括,"侔"的内涵属于语言学或修辞学而非逻辑学,"侔"的外延与推理有交叉关系而非种属关系."侔式推理"是对"侔"的过度诠释的产物,所谓"侔式推理"的形式和规则纯属误解和臆造.     

鲁迅笔下的"天"及其他

"争天拒俗"是鲁迅的战斗宣言.在中国,"天"是一切封建统治者压迫人民的权势的总称.皇帝被称为"天子"--天之子;皇帝便成了"天".在中国,"无"和"天"在意义上相通."无物之阵"便是"天"所布下的"吃人之阵".所以,鲁迅终生坚定不移的战斗目标是与"天"争斗.     

从"五四"说到"新国学"

从清末和"五四"前夕起,国学实际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几千年老传统,一个是近百年来形成的新传统.这两个传统至今未能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存在着对新传统--即"新国学"的很大误解,诸如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靠所谓"打倒孔家店"、"全盘反传统"起家的;"文革"受"五四""全盘反传统"的影响等."五四"虽有偏激,但并不"全盘反传统".它主张科学民主,与"文革"的个人专制与个人迷信完全不同.     

论上古的"告"与"风"

甲骨文中的"告"是统治者在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中的政治行为。与"告"相关的"祰"和"诰"都是统治者的统治手段。"风"是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和教化,在统治教化民众时,"告"(包括"祰"和"诰")是"风"的工具,"雅乐"、"雅言"、"雅文化"是"风"的具体内容。周朝,人的价值得到抬升,人民的思想相对受到重视。统治者用"雅文化"影响地方文化时,地方文化必然反过来影响"雅文化",因此,"风"是一种双向的运动。统治者在统治和教化劳动人民时,使用了行政手段和文化手段。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理论的重新认识

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说不是封建礼教,而应当是人文礼教."天理"是指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所规定的共同遵守的道德原则,是公正是非之心,是天地本善之心."人欲"就是心的疾病,是私欲,是追求过度的物质享受.朱熹充分理解了古圣先贤推行人文教化的要旨.将它高度概括而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命题."灭人欲"不是要扼杀人性、灭除性欲、食欲、爱欲等,正常合理的"人欲"就是"天理"."存天理"是向善,"灭人欲"是去恶.通俗地说,"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加强道德修养以防范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维护社会、道德、政风和民风的和谐与美好,这归根结底还是人性修养问题.它不仅是宋明理学做人哲学的经典总结,还是中华文明思想精髓的经典总结,也是当今社会反腐倡廉的理论借鉴.     

"柏梁体"与"歌行体"的形成

作为一种历史"记忆",七言歌行继承了初唐同类体裁诗歌的创作范式,而初唐七言歌行的成熟则又是全面吸收并发展了汉之"柏梁体"的风格和特色,因而,"柏梁体"作为一种诗歌范式对七言歌行体的定型起到了奠基作用."歌行体"所受"柏梁体"之影响表现在御用色彩及颂德功能;由外向内的抒情走势;押韵方式的变化等方面.     

"目的论"与"信达雅"——中西方两种译论的比较

"目的论"和"信达雅"分别是中西翻译史上最重要的翻译理论之一.文章通过对这两种翻译理论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来讨论它们各自的特点."目的论"是以目的法则为主导的翻译标准多元化的理论体系,而严复的"信达雅"是更倾向抽象的、模糊的、带有一定主观性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在追求忠实性、译文的连贯性和遵守读者适应性等方面有相似性,但在理论系统性、翻译标准和译者地位等方面却有较大差异.     

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存异"与"趋同"

现代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此过程中,呈现出理论和政策方面明显的"存异"和"趋同"现象."存异"主要体现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取向之间的互不相容,"趋同"表现为两者之间互相吸收对方合理的理论并进行综合."存异"和"趋同"与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两大"转换"有着必然的历史联系.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促成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大转换,即由新古典经济学向凯恩斯经济学转换.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滞胀"又促成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衰落.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互相接近,形成西方经济学"趋同"的发展方向.了解当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的发展演变趋势,有助于对其理论主张和政策的时效性形成清醒的认识,同时把握其今后的发展方向.     

释"毛"、"舞"

先秦典籍中,“毛”字含义有三:毛发与兽毛之类;草类;五谷。金文和《说文》中的“毛”,字形像谷子。“毛”字的基本含义就是“五谷”。甲骨文中无“毛”字而有“舞”字,“舞”字中一人所执之物非一般所释的“牛尾”,而是倒执的“毛”,即五谷。“舞”是古人在谷物成熟后执禾而舞。     

《涉江》中“伍子”为子胥考

学者多认为伍子胥是楚国"国贼",有人并据此否定《楚辞》王逸注有关《涉江》中"伍子"为伍子胥的说法。考诸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可知,春秋时期的"父"、"君"观念与后世有很大差别。《郭店楚简.六德》将其概括为"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国语.楚语》也反映了类似观念。子胥出楚境,为吴臣,"楚国贼"说系后人的误解,伍子胥对吴国的忠诚是屈原对其加以咏叹的原因,《楚辞章句》相关内容不误。明乎此,方可进一步讨论《九章》中《惜往日》与《悲回风》两篇的作者问题。     

辨析《老子》之“物”

《老子》中的"物"主要分为"道"、天地、万物、器物等四类存在体。"道"是绝对的"有",是形上之"物",它开出了天地、万物等天然现象之"物"。"道"在展开自身的存在过程中孕育出天地,继而由天地的运作产生万物。在这一宇宙生成论中,"道"始终"不自为大"。天然现象之"物"依"德"而展开其存在。天地的"不自生"即是天地保持着自身合理的存在状态,天地与万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万物分为自然物和人,万物的普遍存在状态是"自化",人如何"自化"影响着万物的整体走向。器物是人造现象之"物",是被动的存在体,其"德"本自万物。辨析《老子》之"物"具有三重意义:其一,理清层次、结构、关系、价值向度、侧重点、思想特色;其二,利于语词、文本的遴选和文意的理解;其三,进入"自"的向度。     

吴宓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

吴宓文学观中最核心的思想是"道德".他深受儒家文化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哲学背景.这一文学观贯穿在他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批评论著中,涉及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人生与道德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功用等方面.吴宓文学观有很强的前瞻性和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文学转型期,研究吴宓文学观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重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思无邪"文学观念辨析

“思无邪”一语出自《诗·鲁颂·》,孔子言以论《诗》三百 ,后世由此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 ,但学者对其理解不同 ,众说纷纭 ,有十余家之多。本文比照论述 ,参考出土文献 ,认为宋人邢持论平允 ,合乎孔子的语意     

刘长卿"五言长城"新解

刘长卿曾自称为"五言长城"."五言长城"究竟指什么,历来说法不一.一般人认为指五言中的长篇,也有人认为指五言中的短篇,即五言近体.实际上,"五言长城"应该理解为刘长卿对它的偏爱、实际创作数量的众多以及对其五言诗价值和艺术成就的倚重.     

曾参的思想、风貌──兼说“武城非南武城之省”

曾参被推崇为“宗圣”,历来都认为他是孔子“忠恕之道”、“心性之学”的传人,实际上他又是孔子不为富贵所诱、不为威武所屈思想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后经子思等传授给孟子,成为孟子“民贵君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思想的重要思想来源。曾参的思想是上承孔子、下启思孟的中间环节。曾参出生地是南武城,而“武城非南武城之省”。     

《吴昌硕论诗信札》释文正讹及其他

本文就 2 0 0 4年第 5期《收藏家》杂志《吴昌硕论诗信札》中有关句读释文方面的讹误作了较为详尽的勘正 ,并对部分手札的书写年代及所涉及的人物进行了必要的考证 ,还针对《吴昌硕论诗信札》所遗漏部分尺牍作了释文方面的补充 ,以便尽可能全面正确地反映吴昌硕信札的原意 ,免使后学以讹传讹     

卜辞阴阳五行考

"阴阳"、"五行"概念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尚书·甘誓>及<周易><老子>等古文献,随着甲骨的发现,我们可以将这一古老理论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商代,资料显示当时"阴阳"、"五行"理论在山川地域、筮卜祭祀、方神风神、季节物候诸方面均有较为广泛的运用.     

"五四"时期作家的语言探索及其意义

"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在实现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换之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努力提高白话文的表现力,使其既能表达复杂、曲折的文意,同时又具有关的特点.在追求这样一个目标的过程中,鲁迅、冰心等作家实验了在尊重汉语自身规律的前提下,提高汉语表现力的方式,并对后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