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抗战失利的原因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抗战失利有诸多原因,大多数学者归结为政治原因和军事原因,且认为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本文进一步分析认为：不能解决好入缅抗战与缅甸人民要求民族独立的关系也是造成失利的原因。     

对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科举化原因的思考

唐宋以降,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中有着独特的地位,诱使成千上万的士人走上读书应举之途。然而,官学并未充分发挥其作用,以满足士人获取应试知识的需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历代统治者采用诸多政策诱使书院承担官学职能——开展应试教育。书院为获得生存空间,不断调整其办学模式,满足士人读书应举的需求。这些因素使得书院教育呈现出明显的科举化特征。     

“类科举”的情节和小说——明代科举对小说文体的影响

明代科举在现实中有着强大的统摄力,在小说中也同样如此.有关科举的内容不仅存在于与科举考试直接相关的情节或小说中,与科举制度本身没有关联的情节或小说,有时也会出现"科举",这可以称之为"类科举"的情节与小说."类科举"的情节主要是通过比喻与摹拟这样两种方式实现的,而"类科举"的小说则与小说自身的结构密切相关.这些"类科举"的情节与小说延展了"科举"与"小说"关系的探讨范围.更是研讨小说文体演进的绝佳范本.     

北宋贡举再探——以欧阳修与北宋中期科举为中心

北宋中期正处于科举由“系列事件”向“制度”转变的关键转折时期,科举机器已经确立,从皇帝到士大夫就其重要性也达成了共识,但存在着从科举内容到科举定位的种种分歧。欧阳修对行政人才教育方式与选拔标准的反思、对士大夫知识权威建构的努力、对科举制度化的贡献,直接表达于其知贡举的政治实践之中。本文结合法国史学与社会学理论,以欧阳修与北宋中期科举为中心,再探北宋贡举。结合“活”的制度史研究与法国史学“个案研究”理论,以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事件”切入,将科举史、文学史、水利史、制度史、政治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综合分析考场策问、考生籍贯,以及欧阳修公文中对“事体”的论述等,最后借鉴法国社会学理论作观照和理论阐发。     

科举术语与“科举学”的概念体系

漫长的科举历史形成了一批专门术语和相关词汇,大体可分为科目名称、科第名位、贡院规制、考试内容、科第习俗等几大类。这些古代科举术语和词汇构成了“科举学”这一庞大而专门的概念体系的主体,使“科举学”具有自身特定的话语系统和学术规范。它让研究者有稳定的范式可循,并支撑着“科举学”的学科构架,使“科举学”这一内涵广博的专学得以逐步形成和确立。     

“科举学”的世纪回顾

２０ 世纪科举研究的演进大致可分为奠立基础、中心外移、兴盛繁荣三个阶段。总的看来是从冷寂走向热门,从制度的考证和史实的回忆走向理论的探讨,从激情的批判走向理性的判断,从幼稚走向成熟。“科举学”的热点和公案主要有科举起源之争、科举革废的影响、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八股文的评价、科举制的功过得失等问题。世纪之交“科举学”的发展有三个趋势：一是研究继续变热,更为学术界所关注;二是进一步走向理论化与综合化,真正形成一门专学;三是评价更为全面,且研究注重为现实考试服务     

“岂关科第求人才”——刘大櫆与吴敬梓科举观之比较

刘大櫆以诗文流芳,吴敬梓以小说传世。二人生活时代相同,地缘相近,人生经历和思想认识有诸多相通之处。特别是两人都分别通过不同方式对科举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在时代进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对他们的科举经历和科举观加以比较,既有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刘大櫆的思想全貌及历史地位,也有利于我们理解和研究吴敬梓及《儒林外史》,从而更好地看清两人生活时代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禁锢和摧残。     

试析表示“科举及第”意义的典故词

科举考试兴盛于唐宋时期,开通了平民入仕的道路。读书人期待一举成名天下知,创造了一些雅致的表示科举及第的词汇。这些词汇有的出自《尚书》,有的来源于《庄子》和其他古代诗文。本文以时代为线索,对这些典故词进行了初步分析。了解这些词汇的来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文献,进一步探求科举文化的内涵。       

科举语义场中构词语素“榜”的研究

在古代的科举文化中,成词语素榜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从词汇材料角度讲,榜这个语素的构词能力是很强大的。下面就榜的语义场进行分析,考释它的词义源流并对其分类整理,以便于更好地了解有关以榜为构词语素的科举词汇。     

论“蒲松龄式女子”的建构及其书写意义

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女性人物得到了大规模和类型化的描写,从而建构起了一个“蒲松龄式女子”的群像世界：对已有的“蒲松龄式女子”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从《聊斋志异》中所构造的现世与幻世这两重世界来界定“蒲松龄式女子”：即现世的凡妇奇女和幻世的花妖狐媚之流。以文本分析为主,通过关照作者笔下的这些鲜活女性群体形象并分析其建构模式,对照分析这些女性在日常家庭和爱情婚姻生活中各自扮演的角色以及从中所表露出来的独特个性,可以发现：与《聊斋志异》中的男性相比,作者对女性形象群体倾注了更多的喜爱与赞赏之情,同时,这一群体的角色和精神也昭示着新的社会气息,体现了作者的女性自觉意识。     

只可追缅 不能复制——再探“新越剧”改革成功原因

此文重在再次反思20世纪40年代＂新越剧＂成功的原因。文中指出前人在评价＂新越剧＂改革时重视不够的一个问题,即改革的成功借助了海派文化、时代条件、剧种发展铺垫等强大的外驱力。＂新越剧＂改革的成功脱不开特定历史的造就,是不可复制的辉煌。因此,将＂新越剧＂改革和茅威涛引领的当代越剧改革进行比较时,应当明确,不该以过去的辉煌来片面否认当下改革的成就、价值和意义。     

宋代科举改革——“凭才取人”与“分路取人”之争

在1300年的科举史中,宋代是科举制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其时的“凭才取人”与“分路取人”的论争更是精妙绝伦,本文从宋初的一系列科举改革措施出发,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展现“凭才取人”与“分路取人”之争并探寻其实质,分析论争各方观点利弊,试图从中寻找对当代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可用的借鉴。     

“桐城派三祖”论科举与时文——以“桐城派三祖”序跋为例

在桐城派众多作家中,方苞、刘大櫆、姚鼐并称为"桐城派三祖"。"桐城派三祖"曾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其科举历程顺畅程度不一。"桐城派三祖"在科举上有着复杂情结:尽管他们对科举埋没人才的现象深为痛惜,但他们意识到,也有一些俊士从科举中脱颖而出,其结果难以预测。在名利的驱动下,应举者往往视科举为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桐城派三祖"对此举给予批判,并从辩证的角度对科举得失加以分析,希望应举者淡泊名利,顺应天命。为了提高时文写作水准,"桐城派三祖"重视古文以为时文,重视培养学识。他们进而从文与行合的立场出发,期待应举者文行兼修。这一思想对桐城派后学深有影响。在桐城派阵营中,就有不少作家,我们既可以才思敏捷的文人视之,还可以经明行修的儒者目之。     

“日本科举学”的思想射程与话语批评

中国的科举制度随着唐朝律令在日本的施行而传播到“岛国”日本,逐渐形成了极为独特的“日本科举学”。“日本科举学”不仅融入平安时代以来的以律令与文学为核心的选才制度、以儒学典籍为内容的考试制度、明治初期以招募人才为目的的议会提案,而且进入到战后日本的科举研究之中。日本在接受与把握科举制度的过程中,也将众多的学问融汇在一起,构筑起跨领域、多学科的思想射程,更在一个世界场域、东亚考察、中国视角的框架下构筑起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话语批评,贯穿了日本主体性的身份转换与文化认同。正是这样的承传与冲突、曲折与反复,令“日本科举学”的历史建构跌宕起伏、回味无穷。     

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关于“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几点说明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其内容主要包括：整理、研究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整理、研究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第一辑共17种,近3000万字。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科举制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更有足资借鉴的意义。整理与研究历代科举文献,其意义也需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加以说明：一方面是传承文化,传承文明,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古为今用,让它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重放异彩,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     

山东、江苏傩文化区和蒲松龄记述的“巫戏”、“巫风”

根据清康熙年间著名作家蒲松龄诗文中有“巫风”、“巫戏”的记述。本文利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的资料,论证明清及近代山东和江苏傩文化区傩祭、傩戏流行和传播的区域、特点和遗存(如山东微山湖地区的“端鼓腔”,江苏北部的“香火”、“香火戏”,辽宁的“民香”等),并同时探讨戏曲史上迷失了的“齐剧”、“山东姑娘腔”(又称“姑娘戏”、“唱姑娘”等)的踪迹。从而解决蒲松龄诗文中所说的“巫戏”、“巫风”的性质,及其存在的文化背景。     

创作之源·女性·“如此父亲”——蒲松龄与莫泊桑比较二、三题

蒲松龄与莫泊桑作为中西短篇小说之王与巨匠,都是高产作家,然其创作之源不同,蒲松龄靠的是想象的天份,而莫泊桑的生活经历与创作实践的联系则格外密切;他们都非常关注女性,然而他们笔下的女性世界迥然不同,一为"花妖狐魅",一为人间女子;他们都写了一些有关"如此父亲"及其"孽果"———弃儿、私生子的短篇佳作,他们的命运又如何?     

《明实录》对科举的历史书写:“史相”与“史实”之间

科举是《明实录》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实录文本中的科举呈现出多样史相,比如皇帝是科举运行的主角、一些重要科举史事的缺失、科举是历史人物书写不厌其烦的素材。这些史相与史实之间存在着某些距离与关联,究其原因则主要是实录实际编修群体的科举出身构成情况使然。实录实际编修群体出身科举者超过84.38%,科举的洗礼促使他们在修史过程中努力凸显吾皇的英明伟大,践行了儒家伦理思想、尤其是忠君思想;魂牵梦萦的科举情结则是他们笔下科举荣耀图景的重要驱动力。此外,政治态势也影响着史官们对科举的历史书写。要之,《明实录》书写的科举是一幅虚实相交的历史图景,他属于史实、历史文本、史家意识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典型案例。     

教育、科举的发展与关陇作家群的兴起——明代中期关陇作家群形成原因探析之一

明代中期兴起的关陇作家群在当时有着全国性的影响,详细分析其崛起的原因,可以看到在王恕、杨一清等人推广、影响之下,关陇地区教育与科举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当时全国教育发达各省相比也不遑多让,这成为关陇作家群在当时能够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科举学”的转型与评价——以江户时代的《对策则》为中心

作为东亚科举文化圈的一员,日本在平安时代曾推行中国式的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在江户时代亦曾施行以"学问吟味"为名称的考试选才制度。日本学者远山景晋撰写的《对策则》一书,最为直接地呈现了"江户版的科举制度"的存在。无论是选拔人才的目的、推行考试的程式还是录取之后的任用,这一制度皆以中国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为蓝本。《对策则》具有古典文献学式的"对话"功能,既可以最大限度地论证"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历史事实,也可以为"科举学"向跨文化研究的拓展提供文献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