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书·艺文志》中“小说家”命名的思考

《汉志·诸子略》之“小说家”，其名始见于西汉。“小说”包含两层涵义：一为浅薄的诸子学说；一为迂诞的“说”类作品。前者注重学说源流，后者关注书籍自身的特征，表现出模糊的文体意识。“小说家”正是从这两方面规范与影响了后世小说的发展。     

先秦诸子与魏晋论体文

魏晋思想的解放受到先秦诸子的沾溉,作为思想表达载体的论体文自然受到先秦诸子的影响.论体文源于诸子,其基本的说理品格是由诸子规定的.论体文的诸多问题都与诸子文本或思想有关,儒、道、名、法诸家对论体文的渗透影响造成了论体文广博富赡、透彻明快、玄远高致等不同风格,从论体文设置对话问答的表达形式以及经验、逻辑并重的论证方式我们也可以发现诸子影响的痕迹.通过诸子与论体文二者关系的考察,对魏晋文章的兴起与学术关系也将有所裨益.     

论庄子的小说观念

《庄子·杂篇·外物》提到的＂小说＂并非偶尔使用的一个词,而是指不合于道家思想即不能＂大达＂至道的其他诸子学说。＂小说＂不仅指一种言论方式,也同时指一种文体形式,它属于先秦诸子说体文的范畴。而说体文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产物,且其本身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汉书·艺文志》正是沿袭了庄子的＂小说＂观念,将小说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著录于《诸子略》,完全符合先秦两汉的学术生态和分类习惯。而所谓＂小说家出于稗官＂云云,更是点明了小说与政教的关系。这种从政教学术的角度来认识小说价值,从杂说短记的形式理解小说的文体特点,是中国古代传统子部小说的基本观念。因此,庄子所云＂小说＂决非＂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实具有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创始意义。     

先秦诸子散文的审美特征

先秦诸子散文,为中国散文奠基。独抒新见,立一家之“说”;风格各异,成一家之“体”;情采纷呈,显一家之“文”:是千恣百态的先秦诸子散文表现的鲜明审美特征。     

从诸子学说到小说文体——论《汉志》“小说家”的文体演变

先秦至西汉时期,"说"是一个被广泛使用、内涵复杂的概念,它的愉悦义与言说义两个义项影响了人们对<汉志>"小说家"的理解.<汉志>"诸子略"中的诸予十家作品,唯有小说作品多以"说"命名.<汉志>以"小说家"来概括这部分作品,采用的主要是"说"的"学说义".对书籍文体特征的认识,使<汉志>中"小说家"的"说"又成为了文体概念.小说也逐渐从诸子小说向小说文体发展.     

“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平议

余嘉锡《古书通例》提出“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其学理依据在于诸子与文集在著述形态上的相似,后世文集中的诸多文体亦可溯源至诸子。晚近的目录学家根据今存西汉子书中的各体文章、《汉书》的相关记载,将现存的西汉文章视作其作者已佚子书的篇目。武帝朝之后,子书数量锐减的同时,其撰述意图和文体体制决定了子书已经难以容纳作者的单篇文章;结合王充《论衡》中将“上书奏记”区别于诸子的论述,可知在汉人观念中,“诸子之文”和后世“文集之文”乃不同性质的著述。大部分秦汉诸子在六朝时期亡佚,而六朝人为作者重编的文集著录于《隋书·经籍志》集部,暗示了中古时代存在一个文集“取代”子书的历程,亦是诸子与文集兴替的又一表征。     

刘向著述与汉代政治之联系考略

刘向是西汉一代屈指可数的大学者，以其校雠目录之学传名后世，对中国传统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作为今文经学家，他又主张“经世致治”，为政治而学术，故其著述与当代政治多有密切关系，即使如《说苑》、《新序》之类的“小说家言”，实际上都是有为而发，有感而发，非博物君子的闲情逸趣。本文通过对刘向著述的勾沉索隐，并与史籍参互比证，以求弄清刘向生平行事及其思想的痕迹，从而揭示其学术个性以及西汉今文经学的一般特点     

刘向文学思想述评

刘向(约前77—前6年),主要活动于西汉后期的宣、元、成三朝。他是一个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及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个较为正直的政治家。刘向的思想虽也受到诸子、特别是道家学说的某些影响,但其主要倾向则属正统儒家,与董仲舒一样,强调“天命”“谴告”之说。不过与一般迷信妄言不同,他更多是以“天”的权威,来进行讽谏,劝戒“天子”,普施善政,限制独裁。所以他说:“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背之则亡。”(《说苑·建本》)这样,又从高深莫测的天上回到了现实的人间。这正是他那以“美刺”为中心的诗歌教化说产生的理论基础。     

论刘向《新序》的社会政治思想

《新序》是西汉著名学者刘向编撰的一部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历史故事类编,是现存刘向所编撰的最早的一部作品。尽管《新序》中的许多故事采自诸子史传,但就其材料取舍、思想内容来看,无疑体现了刘向本人的社会政治思想。这主要可以归纳为德治仁政思想、贤人治国思想、民本思想、从善纳谏思想诸方面。     

先秦诸子文献的类型与文体变迁——以《论语》类文献为考察中心

文学史家通常将先秦诸子文献划分为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三种类型,认为它们沿着“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方向之演进。这种归纳整体上指出先秦诸子文体的发展历程,然而新材料为先秦诸子文体的具体演进带来新的认识。《论语》载录的主要是孔子的言论及其行为,但孔子的言论、行为还散见于《论语》之外的其它文献,这些文献可视为《论语》类文献。《论语》文本的真正特征在于言、行两录,其中记行文本的分量少,记言则占据主要地位,其记言文本又包括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三种形态,但除事语体外很少长篇大论。《论语》类文献一方面继承《论语》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这些形态,但又有所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语录体向长篇大论演进;二是语录体向专论体演进。《论语》类文献表明先秦诸子文体的类型是复杂的,其演进路径也是多元的,所谓三阶段说的直线式演进思路显然遮蔽了诸子文体多元演进路径的真实图景。     

《论语》“绘事后素”章释义考辨

＂无所与杂＂谓之素,＂不亏其神＂谓之纯,＂素以为绚兮＂是对庄姜纯素美的概括。＂绘事后素＂,典出《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缋之事后素功＂句,指绘画中最后施以素功（用白彩等去其渍污）,修整画迹。＂礼以节人＂,礼的作用可比于＂素功＂。＂礼后乎＂指恭慎勇直等需要礼随其后节之,以避免过或不及。＂起予＂指＂发明我意＂。     

论刘知幾学派的史学风范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与其友人论道讲学,互相影响,在事实上形成＂刘知幾学派＂。在当时史馆修史弊端丛生的情况下,他们发扬＂无所阿容＂的批判精神,坚守＂彰善贬恶＂的史家职责,主张＂善恶必书＂的直书原则,展现出史家＂以史为鉴＂的忧患意识。这种史学风范不仅对当时史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深刻影响着后世史学的发展。     

柳宗元《晋问》简论

《晋问》具有丰富真实的内容、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高妙的艺术表现力,可谓“七体”成家之作。该文表现了柳宗元雄深雅健的文风,展现了其努力回归汉文并超越汉文的成功。     

《滹南遗老集·文辨》韩愈批评论

《滹南遗老集·文辨》是金代学者评述韩愈散文的重要文献。作者王若虚不仅从文体、文理、文势等方面全方位评述了韩文,还重点就韩文的语言运用方面以“不惬”“不安”“不当”“不须”“赘”等术语予以指摘。在韩柳之争的问题上,王若虚鲜明地站在了韩愈一边。     

论美国革命时期的诸邦立宪

围绕立宪权力的归属问题,美国各邦在大陆会议框架内展开了充分的辩论。在大陆会议的指导下,各邦相继完成了宪法的制定,其立宪方式呈现出多样性。各邦宪法确立了新的共和政体,行政权受到遏制,司法机构未成为独立的政府分支,形成了议会专权的权力格局。在议会内部,众议院独揽大权,参议院未能成为制衡众议院的力量。     

南朝诗风新动向与“秀”的理论形成

南朝诗歌的艺术走向，以秀句、秀象、秀境的形成为典型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其概括为“句之独拔”、“象之卓绝”、“境之浑融”，这一理论表述与创作实践的相辅相成，是对南朝诗风新动向的理论概括和实践总结。     

“江郎才尽”新解

“颠覆阅读”的“难以为继”，在文学史上的印证就是“江郎才尽”。对“江郎才尽”，文学史上有多种解释，此处认为，江淹是以“颠覆阅读”的手段来使自己的诗歌达到一种独特性，故意用一种怪诞或隐晦的文风，用一种奇哨怪仄的意境或修辞手段，来实现自己诗歌的新鲜感甚或冲击力，以震撼人们视觉、听觉，但这种文风难以为继，文学史告诉我们，“颠覆阅读”也是需要创新的。     

“六列”考释

曹植《叙愁赋》“承师保之明训，诵六列之篇章”句中“六列”一词，赵幼文《曹植集校注》认为“于此不可解”，而校改为“列女”。清代孙星衍曾指出“六列”是指《列女传》中的六篇。此外，“六列”有时还是帝王后宫不同等级妇人的总称。     

谈朴趾源的文学理论内涵与创作实践

朴趾源作为朝鲜后期的文学大家,其文学思想历来备受研究者的重视。他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为＂真＂的本质论与＂法古创新＂的活法论,这两大内容是针对当时因＂模拟剽窃＂文风而造成创作＂毫无生机＂的问题,以及力图走出＂复古＂与＂创新＂两大理论相互诋訾的困境所提出的。然而,由于不遇的人生际遇等原因,使其走上＂以文为戏＂的创作道路,并最终使其文学理念与创作实践并不相符。尽管如此,朴趾源对文学的＂真情＂与＂自主＂的提倡,对朝鲜文坛摆脱＂复古＂的诟病产生了积极影响。     

大晟府雅乐乐器考

大晟雅乐器的制造和使用,前期依刘昺"中、正"理论,后期依蔡攸"太、正、少"理论。故大晟雅乐器除丝、革、木3部外,其余金(编钟)、石(编磬)、竹、匏、土(埙)5部乐器均分为前后两个系统。政和八年之前,大晟雅乐器分为正声、中声、清声3组;但此后蔡攸废中声、清声而用太声、正声、少声3组。前期依刘昺理论制造的乐器,曾推行于天下,但后期依蔡攸理论制造的乐器,则只局部应用。故今存大晟雅乐器基本上是正声、中声、清声系统的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