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廷和到张璁--嘉靖初年改革述论

杨廷和、张璁在嘉靖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先后担任过内阁首辅.他们在执政期间,针对武宗弊政进行改革,使正德以来积弊日深的政治出现了一线生机,并开明代中后期改革之先河.     

皇权视阈下的张璁与张居正

张璁与张居正是明代中后期的两位重臣。他们之所以在各自的时代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就在于各自与当朝皇帝皆有密切的关系和极强的担当意识。正是由于他们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加上各自敢作敢为,故在各自时代做出了突出成就。但由于两人与皇帝关系存在着明显差异,所以各自的作用和遭遇也就大不相同。作为张居正的前辈,张璁能够面对政情变化而不贪恋权位,多次离职,进退自如,赢得了世宗的尊重,确保了政局的平稳。而张居正以“顾命大臣”的身份被动管教神宗,未能得到神宗真正的信任与尊重,故死后遭到声讨与清算,万历政治因全面否定张居正而江河日下。     

论高拱的法治改革

法治改革是高拱主持隆庆改革的重要内容。他在执政期间,针对当时法弛刑滥、司法腐败的局面,大力推行观政进士讲求律例、州县正官理刑之责、刑部司官久任之法以及申严法纪、严惩贪酷和平反冤狱等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法治腐败的局面,也为他主持隆庆改革提供了法制保障。     

高拱的惠商政策和币制改革

币制改革是高拱主持隆庆朝大改革的重要内容.他针对嘉(靖)隆(庆)之际商业凋敝、币制混乱、国库亏空的局面,大力推行恤商惠商政策,整顿铸钱用钱之法,健全货币流通体制.改革不仅繁荣了商品经济,开通了边市贸易,增加了国库收入,而且也使隆庆后期呈现出中兴之势.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内阁述论(下)

张居正是继商鞅、王安石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明代中后期隆庆内阁斗争不已的迭次“阁潮”中的审慎表现使其在内阁中地位稳步上升,壬申政变“倒高”后他终于登上内阁首辅的宝座而导致张居正当国“江陵柄政”时代的到来.徐阶、高拱和张居正都是隆庆内阁中著名的干才、能臣和良相,尽管张居正是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在他从政隆庆内阁时先后与徐阶、高拱携手合作,在当时“丞相政治”下始终有效地推动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其安邦治国的煌煌文治武功的业绩则是值得肯定和应该大书特书的.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内阁述论(上)

张居正是继商鞅、王安石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明代中后期隆庆内阁斗争不已的迭次"阁潮"中的审慎表现使其在内阁中地位稳步上升,壬申政变"倒高"后他终于登上内阁首辅的宝座而导致张居正当国"江陵柄政"时代的到来。徐阶、高拱和张居正都是隆庆内阁中著名的干才、能臣和良相,尽管张居正是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在他从政隆庆内阁时先后与徐阶、高拱携手合作,在当时"丞相政治"下始终有效地推动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其安邦治国的煌煌文治武功的业绩则是值得肯定和应该大书特书的。     

顾命政治视野下张居正的行政轨迹——张居正“人亡政息”新解

由于皇帝年幼，万历初政只能是顾命政治。根据穆宗临终的安排，这一顾命政治是集体顾命，而不是一人顾命。但在皇位更替之际，张居正与内廷势力通过政变改变了这一模式，最终形成了张居正一人独当顾命之任的局面，其压力陡然增加，其任务更为艰巨，其手段必然特殊。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张居正的政治行为，就必须以顾命政治的视野来认知。可以说，在十年的顾命生涯中，张居正根本就没有顺利而又圆满地完成这一特殊的政治任务：他没有将皇权顺利移交到神宗手里，没有将神宗培养成“圣君”，没有组建强干精明的内阁和九卿班子。随着他的病逝，由其主导的顾命政治便轰然崩塌，以失败而告终。所谓张居正“人亡政息”，其实就是指万历初年顾命政治的结束。     

高拱的军事改革及其靖边功绩

高拱是明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隆(庆)万(历)大改革"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在军事上的卓著成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兵部领导体制和边防将官选任制度进行了突破性改革;二是对南倭北虏、东蛮西夷挑起的边患采用战抚两手所取得的重大胜利.高拱的军事改革和靖边实践取得了"边陲晏然"的成效,使隆庆朝出现中兴之势.对此,明清至近现代的政治家和史学家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波谲云诡中的同行者——东林党之于张居正改革的矛盾心态探源

张居正改革一方面延缓了明帝国的灭亡,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党争。作为党争一方的东林党人对张居正改革既支持又反对的态度,体现了其在探索济世救民道路上的矛盾心态。     

得志行道:张璁合法共治权力的获得与行使

在大礼议当中,张璁不顾身家性命,维护世宗和兴献王的父子关系,与世宗建立了“相遇相保”的君臣关系。世宗接受了张璁提出的“君臣共治”的执政理念,张璁也因此获得了合法的共治权力,扩张阁权,内阁成为当时官僚系统的中枢机构。为确保官僚系统的合理运作,世宗和张璁重新划定了阁权范围,阁权得到提升的同时,仍保持在皇帝制度中的合理范围内,与君权共存而不悖。     

《张居正》:改革的辩证法

熊召政的《张居正》使我们有可能借助于一个虚构性的文本来思考关于改革的话题。对于改革家的张居正而言,何以“成于改革,毁于改革”?对于由张居正所推动的这场改革运动来说,又何以“成于张居正,毁于张居正”?这里是否包含着千百年来困扰中国改革的死结?《张居正》揭示了张居正改革最终未能完成制度性的设计,使体制有一种自我适应和调整的能力,而仅仅依赖于体制内个人的良知与威权,则难免失败的命运。     

归乡与治国:以张居正嘉、万时期回乡为中心

张居正嘉靖、万历时期的归乡,与其人生及政治生涯紧密相连.嘉靖归乡,处于人生低谷的翰林院编修张居正的改革思想酝酿成型,而在此期间,张居正改革群体若干重要成员亦与张居正建立或加强了私谊.万历归乡,处于人生鼎峰的首辅张居正改革思想的雏形正逐渐变为现实,亦为其人生及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暗流涌动,潜藏着种种危机和矛盾,改革事业在艰难中推进.张居正的多次归乡,与张居正心理变化以及改革思想的形成和改革实践的推进都有密切关系.     

论公私之辨维度下的张居正经济改革

公私之辨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张居正对这一问题深入思索,并力图通过各项经济改革措施来调解君主、豪强、百姓三方的利益冲突,增加社会财富,缓和阶级矛盾,实现富国足民的政治理想。其经济改革思想具有极好的借鉴意义。     

高拱吏治改革的思想基础——以人才思想为中心

高拱的人才思想作为其吏治改革的思想基础,大致可归约为四项意涵:即"用人必先养人"的育才思想、"人有当用之才"的识才思想、"有才皆得其用"的用才思想和"推贤让能"的爱才思想.研究高拱的人才思想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评价他的吏治改革,而且对我们今天实施的人才强国战略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张居正改革时期的西南民族政策

万历初,以首辅张居正为代表的改革集团在平定西南少数民族叛乱之时,又审时度势,及时推行了调处民族矛盾、调适进贡制度、招抚叛乱"降夷"等一系列的民族政策.这些民族政策在短期内改善了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巩固了边疆统治;但长远来看,它已难以适应少数民族的发展趋势,甚而成为激化明末西南地区民族矛盾的重要因素.     

后改革时代的主要矛盾、改革趋向及其重点

后改革时代是共富时代,是民生本位的时代,是质量增长的时代.在后改革时代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又要高度警惕和反对过度市场化倾向.     

“张五常现象”剖析——揭露张五常“理论”的伪科学与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性质

近年来,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五常,在国内名牌大学和科研机构到处走穴讲演,产生很大影响,成了经济学界"红星".本文对这一不正常现象作了透视评论,提出其理论实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伪科学,目的在于推崇新自由主义思潮,误导中国的改革,企图使中国走全面私有化的错误道路,呼吁加以警惕和批判.     

新旧个人主义——美国改革时代的民主主体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入垄断的资本主义阶段,美国的个人主义也由传统个人主义转变为新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内涵的变化带动了美国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变化,为美国的社会合作与政治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对美国的政治意识、政治制度以及人们的政治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行政改革的深化研究 ——基于美国进步时代改革经验的视角

当前中国行政改革面临着新的挑战,尤其是在经济转型背景下,作为上层建筑的行政领域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当前中国正处于赶超型和压缩型的转型发展阶段,具有多种转型的特征,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正处于从农业向工业、从乡村向城市、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时期,也被称为进步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却也是腐败、堕落的美国经济垄断、社会混乱、文化断层、政治腐化无所不在的时期,在转型调整这个意义上与当前中国的转型发展具有某种程度的共通性。美国通过进步主义改革成功地进入新的发展模式,有效地针对各种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这也是当前我国行政改革可资借鉴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