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民歌对南朝及唐代诗歌的影响

北朝民歌于齐梁之际传入南方,大多语言质朴铿锵,格调粗犷豪迈,气势苍凉慷慨,最能代表北朝文学特色,其悲怆劲健的气质为南朝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南朝文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朝民歌的贞刚气质与南朝诗歌的清绮文采相结合,为唐诗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影响深远。北朝民歌数量虽少,但是作为一种关键的营养成分,它渗透在唐诗乃至唐代文学的方方面面。北朝民歌对唐诗的贡献,不仅是语言上的借鉴和意象母题上的提供,更重要的是气质上的熏染。北朝民歌与唐代边塞诗从内在心理、美学风貌到思维模式,全都有承递的轨迹可寻。正是因为有了梁陈诗人向北朝乐府民歌这样的学习,中国古代诗歌才逐步走向了唐诗特别是盛唐诗那样＂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的高度。     

北朝佛教造像记的文学意义

北朝造像记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是北朝儒佛交融的社会思潮的产物。造像记使用了传统的文章体裁,吸收了佛经中的内容,并借鉴了佛经中惯用的抒情方式、景物描写、心理描写等表达方式,以其大量的超现实内容、丰富奇丽的想象,冲击了以实用为中心的北朝文学观念,也改变了这一时期文学典雅平正的审美特点。这种文学内容与技巧的发展,与唐初文学融合南朝技巧、北朝气质的特点极其相似,为中国古代文学在吸收外来文学样式和文化遗产方面提供了方法、思路。     

魏晋南北朝赞体文探析

赞体文可溯源至上古时期,至两汉成型,先秦、两汉时期分别是赞体文创作的萌芽期和成型期。魏晋南北朝赞体文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文体形式上,都获得了丰富和发展,咏人、咏物、咏佛等题材大量出现,赞文篇幅和文体样式也有所变化创新,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蕴。     

论方方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与城市形象的历史书写

文体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本体式,也反映了作家本人之精神机制与思维方式。简言之,文体表现为作家的话语体式及其背后的一系列内容。方方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体现出了一定的文体意识,具有城市文化感。方方采取特殊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等策略来达到对武汉历史文化的书写目的,在语言上也有不同于一般汉派作家的文体特征。在方方实现其创作转型、试图更娴熟地掌握长篇小说这种形式时,武汉这座城市给予了她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资源;方方较少通篇采用非聚焦视角,倾向采用以点带面的小说结构,以达到疏朗有致的效果。在语言方面,方方并不通过倚重还原本地语言的手段来达到创作目的,也没有止步于一般性地书写武汉的市民性特征,而是试图用其独特的语言手段和艺术方式来挖掘武汉的深层文化品格。     

唐代弹劾文文体及源流研究

唐代弹劾文是唐代监察制度与文学结合而形成的奇葩。唐代文学研究中对弹劾文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究其原因,盖因学术界对于古代文体的研究相对不足,弹劾文本身也不是一种纯文学性的文体。从更为开阔的视野看,唐代弹劾文兼应用性、文学性于一体,有着独特的文体学价值:弹劾文不仅有成熟的体式结构,也有相应的语言结构。弹劾文的起草体现着法律的尊严,甚至上升到国家意志,任何单纯的文学写作都无法与之比拟,唐代弹劾的动机、过程、专用服饰都充盈着浓浓的艺术精神。弹劾文不但对唐代文学风气、士子生活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在文体内部对于后代的叙事文学形式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唐代弹劾文研究具有特殊的文化与文学意义。     

论新时期以来散文文体转型表征

新时期以来散文文体叙述性增强,抒情性减弱,“情-景-理”的结构模式受到不同风格“个性化”叙事的解构,而文本的思想与文化内涵都更加丰厚。散文精神向度的雅俗分流,思维视角的“向内转”以及表达方式的叙事化成为文化转型期散文文体的重要表征,这同新时期的时代文化语境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散文文体表征的嬗变既可映现出时代的总体文化特征,也呈现出话语创新的文体意义。     

论中国作家自传的现代性特征

中国现代作家自传是在继承传统传记文学观念和借鉴外来传记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以鲜明的主体性、多重的叙述话语、彰显个性的成长叙事和心理化叙事,以及与文学文本的互文等特征体现了中国自传这一文体的现代转换。     

佛教发展对北朝文风的影响

与南朝对佛教的兴趣偏重于义理不同,北朝佛法之特征主要表现为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功等礼佛实践。这种特征在思想领域体现为儒佛并重的文化倾向,也从表现内容、表达方式、体裁发展、语言丰富等不同方面对北朝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促使其形成“辞义贞刚”和“重乎气质”的独特文风。     

试论模拟与北朝文学的南方化

北朝文学的发展,是通过模拟南朝文学,以北朝文学南方化的方式实现的。大致说来,这一过程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北魏初到孝文帝迁都以前,是北朝文学在模拟中复苏的阶段;第二阶段,从孝文帝迁都到东、西魏分裂时期,是北朝文学全面模拟南方文学的阶段;第三阶段是东、西魏分裂时期到隋统一北方时期,是北朝文学与南方文学走向全面融合的阶段。北朝文学与南方文学经历了一个相对疏离到最终融合的过程。     

北朝后期六镇鲜卑群体心态的演变

人类的许多社会性行为和重大历史现象，无不以其心态为背景。研读北朝史，有感于北魏末年六镇起义及乘此潮流而起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实为北朝后期民族融合进程中之一大关键，而在这一关键中，六镇鲜卑的群体心态，似应特别注意，故而本文从北朝后期六镇鲜卑群体心态演变的分析入手，揭示北朝后期民族融合的诸多动因中社会意识即心态方面的作用。一、孝文迁都后六镇鲜卑的群体心态所谓群体心态，就是该群体在某种程度上特有的共同心理状态，它是由共同的存在条件引起的一种对该群体来说是典型的心态。六镇鲜卑群体心态的形成始于六镇之设。…     

晚唐温李诗风评议

温庭筠、李商隐均为晚唐重要诗人。温、李承元和诗风之变 ,开创了诗坛的新风气。温李诗风以丽婉曲为特征 ,以遣词精工密致为手段 ,以艺术美为追求 ,代表了晚唐诗坛的流行风格。温李诗风同中有异 :温重于词藻 ,色调绚丽 ;李深于情致 ,绚中有素。温李诗风对于词风的形成与繁盛、对于后代的诗歌创作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论宋代文赋

文赋是兴起于唐而成熟于宋的新兴赋体,它具有不同于其他赋体的特点,专尚于理而略于辞,有散文之风。文赋作品主要出现在北宋古文运动兴起以后,但两宋存世文赋不足百篇,元明清三代作文赋者更少,因为多数赋家并不认可这种赋体。     

汉赋模式影响唐诗考论

两汉文坛摹拟之风甚盛,赋体文学尤为突出,由此形成了许多描写模式,而描写模式又与修辞模式密不可分,这些对唐诗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描写模式在音乐题材与田猎题材中较为突出,修辞模式则以比喻和夸张较为典型。唐代诗人对汉赋模式的袭承,重在创作手法的吸收,而不是字句上的亦步亦趋,字摹句仿,袭承中同样有着新变。将汉赋的文学模式运用于诗歌中,体现了唐代诗人的创新精神。文学模式由汉赋到唐诗的体现,对唐诗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同时,对整个文学的发展流变亦具积极意义。     

On the Jade Culture to Constru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Euphemism Style of Ci-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Euphemism is a remarkable feature of Ci-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euphemism style in Ci-poetry. As a deep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a nation, Jade cul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ceful style of Song Ci. Jade is the symbol of feminine beauty and has similar aesthetic meaning with women. As an accompanying text,jade culture acts on the creation of feminine soft image from different angles in Song Ci. Jade culture interacts with the stylistic structure of Ci to guide readers to form graceful aesthetic complex. Jade culture constitutes the graceful style of Song Ci from the aspects of image, language style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论宋代的梅赋

梅赋最早出现在南朝,但直到宋代才发展起来,并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特色:在内涵上,以梅花、梅子和枝条为表现对象,关注新品种,同时往往借梅以抒发作者的情志;在艺术上,骈赋与骚体赋并重,广泛使用比拟手法,有些作品有一定的故事性。梅赋在宋代的快速发展,既是宋代梅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当时咏梅文学繁荣的影响,同时与作者自身的地位和志趣也有很大的关系。     

论士人的心理构成对南宋词风的影响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士人的心理世界也随之生变。爱国主义精神、理性意识、闲逸心态共同建构了南宋士人的心理世界。词至南宋几乎为士人所独享,士人们的心灵世界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词风的形成。于是,在士人们旋律不一的复杂心态的影响下,豪放、风雅、疏狂成为南宋词坛的主要风格。从南渡词人张元干、朱敦儒、陈与义到中兴词人张孝祥、辛弃疾、陆游;江湖词人姜夔、吴文英;再到遗民词人周密、张炎,等等,这些南宋主要词人的作品无不或轻或重、或隐或显地呈现了这样的艺术风格。     

试论宋仁宗朝前期文人雅集唱和活动与诗作

北宋仁宗朝,文人雅集唱和活动频繁,唱和诗作特征突出。本文考查宋仁宗朝天圣、明道年间,洛阳文人集团的普明寺后园避暑吟诗会、龙门之游诗歌唱和、嵩山之游诗歌唱和、会隐园会吟这四次雅集唱和活动与诗作。其诗歌内容,以描写自然景物为主,其次是政治抒情,再次是友谊之作;在诗艺上,尝试韩愈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手法;唱和形式以和韵、次韵、依韵为主;在语言上,清新流丽;体裁上,以五七言古体为主,都蕴含着诗歌发展的新质。     

论唐宋游仙词

游仙词是唐宋时期道教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古代诗歌中游仙传统,尤其是中晚唐艳情游仙诗的延续和发展,又与词体功能的扩展相关.唐宋游仙词创作较为繁荣,大致经历了一个形成、成熟到繁荣的过程,其创作特点也由艳情化游仙发展为以梦游仙.同时,唐宋游仙词呈现出鲜明的文体形态:词作主旨的隐喻特征,即词人往往以游仙寄托人生之感和隐逸之思,借游仙隐喻艳情事迹或体察道教义理;虚构和梦幻化的游仙意象使词作表现出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文人通过游仙来获取精神愉悦和心境的清雅之趣则是游仙词功能的主要体现.     

西汉赋家的群体性生命焦虑

群体性生命焦虑体现了西汉赋家的政治伦理精神和舍我其谁的时代责任感。这是对儒家精神的理性接纳和追随 ,反映了他们超越自我的生命意识。因此 ,西汉赋辞的华章丽辞既是赋家自我设造的话语语境 ,也是他们寄托生命理念、延展理想人格的心灵空间。